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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富育红 王凯
整理|佳仁·云丹吉
编辑| 杨林宇
审核| 江怡
内容提要
侨民参与政治暴力是一种常见现象，但对该现象展开的已有研究存在局限。在政治暴力中，海外侨民群体如何被动员起来？为何陷入沉寂的侨民参与又再次活跃？海外侨民动员是南亚政治暴力跨国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南亚卡利斯坦分离主义、伦敦地铁爆炸袭击事件以及孟加拉国暴力极端主义中的侨民动员案例分析可知，变革事件往往引发侨民的恐惧、愤怒和对集体身份的威胁感知。框架整合和空间动员进一步激活侨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为侨民提供参与政治暴力的手段和机会。同时侨民动员过程可以由于相关国家的积极应对而被阻断或陷入沉寂，并因变革事件的出现而再次被点燃。此外，与宗教极端型相比，在民族分离型政治暴力中，东道国政府或其部分官方机构、人员更可能对侨民动员保持默许或提供支持。在政治暴力动员影响下，未来部分地区活跃的侨民团体和个人可能继续为相关活动提供道义支持、政治动员和资金贡献，甚至直接参与招募、培训及暴力活动。理解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过程为管控海外侨民群体参与政治暴力跨国支持网络提供重要参考。
关键词：南亚 侨民动员 分离主义与极端主义 印度 孟加拉国 巴基斯坦
图源：法新社
政治暴力是政治行为体出于特定目的、针对统治关系而实施的会导致重大政治后果的有组织的暴力。侨民参与政治暴力并非新近现象。19世纪末，反沙皇统治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美国和东欧的俄国侨民建立了联系。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爱尔兰侨民为“爱尔兰共和军”(IRA)提供支持。冷战结束以后，随着敌对国家减少对叛乱活动的支持，侨民团体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叛乱活动存续中发挥了关键作用。20世纪末，“哈马斯”“真主党”“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简称“猛虎组织”)和“库尔德工人党”等武装集团的发展离不开海外侨民的支持。包括“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在内的很多国际性和区域性恐怖组织尤为重视从西欧和北美的穆斯林侨民社区中招募成员。侨民参与政治暴力现象对我国国家安全也构成长期威胁。比如在部分西方国家，侨民群体中的少数极端势力不断向我国周边“三股势力”提供支持，或游说外国政府对我国施压，不时危害边疆地区的和谐与稳定。中国香港也曾出现印尼移民劳工通过社交媒体接触宗教极端思想从而走上极端化道路的案例。
南亚海外侨民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关联可被视为该现象在全球范围内的一个缩影。南亚是规模最大的侨民群体来源地之一，也是政治暴力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南亚实施政治暴力的非国家行为体类型多样，数量庞大。南亚政治暴力的存续、发展和演变离不开海外侨民群体的支持。比如海外泰米尔人为斯里兰卡“猛虎组织”提供的支持是相关文献频繁探讨的一个案例。“猛虎组织”军事失败后，部分海外泰米尔人仍继续为其分离主义事业游说，并对斯里兰卡政府施压。在沉寂多年以后，近年部分海外锡克人对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的支持再次活跃起来，并对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冲击。南亚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参与不仅局限于分离主义，宗教极端势力也一直利用海外侨民推进其跨国支持网络。总体来看，各类政治暴力活动不再局限于起源地，尤其是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发展进一步模糊了政治暴力的区域边界，政治暴力的形态和手段都在发生变化。此外，侨民参与政治暴力往往引发国家间纷争和冲突，对国际安全和国际关系稳定构成长期挑战。
上述分析表明，侨民群体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与安全的一股重要力量。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政治暴力中，海外侨民群体如何被动员起来？为何陷入沉寂的侨民参与又再次活跃？文章聚焦于南亚民族分离型和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活动，重点探讨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过程。文章首先对南亚侨民参与政治暴力的相关性与动因进行文献回顾；接着提出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机制；最后选取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三个案例展开比较分析。
一、文献回顾：侨民参与政治暴力
的相关性与动因
传统上，侨民(diaspora)被用于描述犹太人流散到世界各地的现象，强调灾难性事件导致群体被迫流离失所，并使整个群体产生受害者的感觉。20世纪80年代以后，侨民概念纳入了其他没有经历过大规模强迫迁移，但对家园保持集体和理想化记忆的族裔群体。如今，侨民的语义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移民、难民、客籍工人、被驱逐者、海外少数族裔社区等各种群体。侨民保持着集体的民族、文化或宗教身份，寻求创造、维持和促进共同体的团结。这种团结是侨民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凝聚力的基础，并推动侨民成员随时准备卷入与自身、亲属或原籍国有关的冲突之中。侨民在冲突中的作用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基于侨民群体的内涵与特点，有研究者认为，当原籍国发生暴力冲突时，侨民通常扮演着“和平破坏者”的角色。海外侨民往往是通过移民手段自我筛选的同质性集体，因此多半在经济上是中上阶层，政治上不易妥协，比其他群体更有可能利用他们对反叛活动的影响力回避和平进程。这是因为侨民不必生活在冲突之中，无需直接经历冲突的负面后果，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表达强烈意见。因此“外籍人士”在参与“本土政治”时往往比“本地人”更加激进。一些海外侨民在政治和资金上支持原籍国的相关反叛团体，游说或向东道国政府施压，从而助长“跨国政治暴力的循环”。
海外侨民动员是南亚政治暴力跨国支持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总体来看，已有文献对于南亚侨民与政治暴力关联的探讨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侨民在政治暴力活动中的作用。侨民是政治暴力活动在国际上的重要参与群体之一。李学保认为，同源跨国移民族群中的极端主义者的跨国活动对原籍国国内民族关系和冲突走向会产生重要影响。这些侨民通过族群动员，向国内的分离主义活动提供资金、武器和志愿者，成为原籍国同源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的物质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者。同时，跨国移民族群将东道国当作同源民族分离主义的舆论阵地甚至是直接的活动基地。散居在国外的人拥有较强的政治能量，可以向交战双方提供资金和政治支持。泰米尔“猛虎组织”的侨民动员就属于这种情况。西尔维斯特·佩雷拉(Sylvester Perera)认为，该组织被打败之后仍在东道国继续利用海外知名泰米尔人士和精英阶层为其事业进行游说。
另一类研究关注侨民参与政治暴力的动因。人口流动与政治暴力之间的联系错综复杂，很多因素影响着侨民参与政治暴力的选择。基于侨民群体的特征，不同文献从身份认同的不同角度来理解侨民的参与方式，强调侨民的身份认同在原籍国冲突中发挥的作用。各种媒体对相同民族/宗教群体遭受苦难的描述引发了侨民的负罪感、同情或共鸣。但是具有相同身份的个体对于政治暴力的反应可能完全不同；信念与行动之间也往往存在着巨大的鸿沟，海外侨民对政治暴力的同情或共鸣不一定会转化为实际的参与。而且参与政治暴力的侨民不一定陷入难以融入东道国社会等个人身份危机。从身份认同视角展开的探讨呈现了侨民群体的特征，但忽视了内部或外部“推动因素”在侨民参与政治暴力过程中的作用。
由此，一些学者将侨民个体与政治暴力主体的动员联系起来。特伦斯·里昂(Terrence Lyons)和彼得·曼德维尔(Peter Mandaville)认为理解谁在动员和塑造侨民的行动十分重要，并提出这些动员主体通常是原籍国或东道国活跃的精英个体或组织，他们通过协调和动员侨民行动而获得跨国社区的支持和影响力。比如“猛虎组织”曾将政治和军事人物派往国外建立海外网络，将他们安置在主要城市，为新近抵达的寻求庇护者申请庇护、获得住房和寻找工作，从而与海外泰米尔人建立了依附关系。还有一些学者强调变革事件为侨民参与政治暴力提供了机会，原籍国发生的具体事件或事态发展会引发侨民的认同和动员。从南亚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总体情况来看，当原籍国或相关国的冲突爆发或急剧升级时，侨民更有可能被动员起来。比如对海外泰米尔人的动员随着“猛虎组织”与斯里兰卡政府的冲突加剧而活跃起来。
已有研究从不同视角揭示了南亚侨民作为跨国行动者在各地区政治暴力中扮演的推动者和参与者角色。侨民群体主要通过协调行动、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游说或直接参与暴力等方式影响原籍国和东道国的政治与冲突进程。同时，南亚政治暴力中侨民动员的活跃或沉寂状态与政治暴力主体的发展态势息息相关。政治暴力主体主要是分离/极端组织及其侨民支持者网络，后者由侨民中有能力和意愿为政治暴力提供支持的活跃团体和积极分子构成。政治暴力主体的策略和行为是侨民动员过程的核心。但已有研究仍存在两方面局限。首先，从理论建构方面来说，已有文献中强调的身份认同、变革事件并不会自发形成侨民参与，基于这些因素的侨民动员过程对侨民参与政治暴力存在更直接的影响，而关于社会动员的讨论未能提出描述和解释政治暴力中侨民动员过程的完整机制和恰当的分析框架。其次，从实证研究的方法论角度来说，已有文献的案例选取较为集中，而且过于关注分离主义冲突，忽视侨民参与的其他类型的政治暴力。在南亚地区，相关案例多集中于泰米尔侨民群体在原籍国内战或叛乱活动中的作用，对其他分离主义案例和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参与关注不足，因而未能对侨民与政治暴力之间的复杂关联进行更细致且全面的探讨。为解决这些问题，本文将变革事件、框架整合、空间动员和侨民参与的过程结合起来，探讨各环节的作用与联系；根据政治暴力主体的性质以及侨民群体的情感基础对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进行分类，关注不同类型政治暴力中侨民参与的共性与差异，并在案例分析部分对选取的三个案例展开比较分析。
二、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机制
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致力于连接跨国支持网络，推动更多侨民成员提供经济、政治和道义等支持，扩大侨民支持者网络范围。总体来看，其动员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环节。
（一）
从变革事件到框架整合、空间动员
变革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侨民动员的起点。玛丽亚·科伊诺娃(Maria Koinova)认为，对于侨民群体来说，变革事件是指祖国发生的大屠杀、种族清洗、内战、政治危机以及其他对侨民身份和利益构成威胁的事件。变革事件发生后，侨民经历了强烈的恐惧、愤怒和威胁集体身份的情绪。这种情绪有助于坚定侨民使用暴力的决心，将以前并不活跃的侨民成员动员起来。变革事件的出现和解决受到原籍国(冲突国)政治进程的影响，并与当事国政府及域外相关国家的应对之策有关。不过，变革事件并不会自动导致侨民的共鸣和参与，政治暴力主体还需要通过框架整合将侨民成员的经历置于更宏大的背景之中。框架是一种能帮助人们认知、理解和标记周围所发生事物的解读范式。框架整合是指通过运动目标和策略的转换，从而把社会运动组织的意识形态、目标和价值与动员对象的利益和怨恨联系起来的过程。框架整合是以社会运动领导者的活动为核心的策略性行为。框架整合的作用是影响或改变侨民对于冲突情境的认知，激活侨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共鸣)，将松散网络聚集在统一连贯的叙事下。
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机制。图源：《国际政治科学》
从冷战后多民族国家民族分离运动的发展轨迹来看，民族分离主义者往往通过编造错误的历史观以及渲染原籍国同源族群遭受的伤害和歧视，实现其独立建国的梦想。比如“猛虎组织”及其支持者制定的叙事强调斯里兰卡政府对泰米尔人的压迫，渲染国内泰米尔民众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让海外泰米尔人相信他们的同胞在国内已成为国家打压下的“受害者”。而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宗教极端组织的叙事主要强调伊斯兰教受到“异教徒”的打击，世界各地穆斯林正在遭受苦难。总之，政治暴力主体的叙事通过引入替代框架重构现实，重新制定解释图式，影响事件的意义，让个体在此基础上建立更明确的身份认同，或通过这些框架来解释自身的不满。这意味着框架整合往往需要通过抓住具体事件(变革事件)，界定不满和诉求，强化侨民新觉醒的身份，使侨民感到有必要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从而引发集体动员。框架整合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暴力主体的主动性、灵活性及其学习能力。
政治暴力主体的空间动员为框架整合发挥作用提供了手段和平台。空间动员与政治机会结构存在密切关联。政治机会结构是社会运动所面对的一系列环境方面的机会与约束，主要指政治体制的开放或封闭，它影响了社会运动的战略选择。政治机会结构为包括侨民动员和参与在内的社会运动创造了空间。政治暴力主体利用这些空间推动人员招募，组织会议、发表言论、举行示威游行和游说等活动，吸引相同民族、宗教及文化群体和东道国政策制定者支持其事业。从区位选择来看，政治暴力主体的空间动员大多集中在西方民主国家或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欧洲宽松的庇护政策以及毗邻中东和北非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跨国武装分子偏爱的活动基地。他们选择在英国、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等欧洲国家开展人员招募和资金募集活动。“基地”组织创始人阿卜杜拉·阿扎姆(Abdullah Azzam)、本·拉登(Usama BinLadin)和扎瓦希里(Ayman al-Zawahiri)都曾前往西方多国调动资源、扩大宣传。
在空间动员中，场所是政治暴力主体与目标群体和个人接触和互动的具体地点、机构或平台，主要包括城市、宗教机构、社交场所等面对面互动场所以及互联网、社交媒体等虚拟场所。比如20世纪90年代，活跃在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极端组织“伊斯兰解放党”(Hizbal-Tahrir)、“侨民”(al-Muhajirun)、“伊斯兰辅助者组织”(Ansaral-Islam)等通常选择在教育和信仰机构、社区中心、书店、宗教学习小组、运动队、工作场所、专业协会、社会运动组织、地方慈善机构和监狱等场所进行招募和动员。极端组织在这些场所通过面对面接触和互动加深了与目标群体和个人的联系。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部分空间动员活动逐渐转移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是框架整合最重要的工具和场域之一。基于数码工具的社会运动能实现闪电动员，以极具表达性的风格快速集聚大量线上和线下参与者，壮大运动的力量。首先，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加强了侨民群体与原籍国或相关国内部群体的联系。通过便利民众间情绪和激励的交互传染，互联网促进了具有共同政治目标的群体和个人之间虚拟社区的出现。其次，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促进冲突的符号和叙事从原籍国或相关国向新的空间转移。侨民通过在线资源能够实时追踪遥远地区的军事局势发展，在抗议、示威甚至战斗期间制作直播流媒体视频，甚至虚拟地参与战斗。现代媒体技术不仅改变了冲突发生的空间环境，而且改变了冲突的报道方式以及受众的认知。最后，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侨民和极端叙事的连接提供了平台和机会。使用有吸引力的数字媒体已成为众多政治暴力主体扩大活动品牌的方法，比如“伊斯兰国”的电子杂志《达比克》(Dabiq)、“基地”组织的《激励》(Inspire)、“青年党”的《拯救》(Gaidi Mtaani)等，为目标群体提供了内容广泛、表现形式丰富的“叙事包”，使得个体无需事先融入极端的社会环境就能走上极端化道路。与过去相比，如今数字接入与经济收入的关联度降低，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个体也容易接触互联网。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有更多的人变得极端，但那些有极端化风险的脆弱群体和个人可能会更快地实现自我极端化。
总之，变革事件为框架整合和空间动员提供了契机，空间动员为框架整合发挥作用提供了手段和平台，框架整合的意义制造功能是空间动员和侨民参与之间的中介性因素。框架整合和空间动员使少数群体的诉求引起社会主流的关注，体现了政治暴力主体的活动能力。缺少任意一面都很难将侨民群体动员起来。除此之外，侨民动员的成效还取决于东道国的政治机会结构，东道国与原籍国的关系，以及相关国家针对侨民群体实施的具体政策等。
（二）
从框架整合、空间动员到侨民参与
侨民参与是框架整合和空间动员的一个目标。总体来看，根据政治暴力主体的性质以及侨民群体的情感基础，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大致分为世俗型和宗教极端型两类。侨民参与可分为硬支持和软支持两种:硬支持指侨民通过人员招募、培训和发动袭击直接参与政治暴力；软支持指侨民通过在东道国进行游说、示威游行、公投等方式为政治暴力活动提供公开的政治和道义支持，或提供资金和物资等资助。
1.民族分离型和宗教极端型侨民动员
世俗型侨民动员主要包括民族分离型和意识形态型(如极左型和极右型)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其中民族分离型是最常见的类型。南亚世俗型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主要基于指向原籍国的民族分离主义活动。民族分离型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参与以软支持为主，硬支持(参与暴力)为辅。比如在巴基斯坦，海外俾路支分离主义活跃分子经常发起媒体宣传活动，组织抗议游行，游说国际组织和欧洲各国政府，对巴基斯坦政府施加压力。在印度，海外锡克人为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提供资金和道义支持，少部分支持者采取极端活动推进其事业。那加族叛乱领导人在部分欧洲国家通过软支持方式推动建立独立的那加族家园。类似地，在斯里兰卡，除了筹集资金，泰米尔“猛虎组织”还在东道国利用海外知名泰米尔人士和精英阶层为其事业进行游说。这主要是因为民族分离主义活动主要基于以民族为基础的认同与情感，以原籍国为指向目标，而东道国对于分离主义活动的立场和态度可能与原籍国存在差异，或者将分离主义活动作为与原籍国博弈的工具。在很多情况下，东道国政府或其部分官方机构、人员可能对侨民参与保持默许或提供支持，增加侨民群体支持原籍国政治暴力的资源和能力。在这种情况下，侨民与政治暴力的关联不仅影响原籍国与东道国的外交关系，而且这种影响可能延展到更广泛的贸易、投资领域以及公众舆论中。
多年来，南亚地区安全也一直面临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宗教极端势力一直利用海外侨民扩大其全球支持网络。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参与以硬支持为主，软支持(募资)为辅。比如“基地”组织、“伊斯兰国”等全球性恐怖组织，以及巴基斯坦“虔诚军”(LeT)、孟加拉国“圣战者大会”(JMB)等本土极端组织试图动员世界各地的南亚裔侨民建立和加强跨国支持网络。在相关动员活动影响下，海外南亚裔侨民参与了有领导和无领导的暴力袭击和募资活动，主要为宗教极端活动提供硬支持。这主要是因为当代宗教极端主义往往带有狂热的宗教使命感，暴力不仅是手段，通常也是一种目的；他们站在当代国际社会主流的对立面，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合法性，很难在各国公开获取支持。因此硬支持是侨民参与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的主要形式。与民族分离型相比，宗教极端型侨民动员和参与更可能推动相关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
新世纪以来南亚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图源：《国际政治科学》
根据政治暴力主体的指向目标和活动重心，宗教极端型侨民动员大致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针对原籍国实施的极端暴力活动，比如在2015年和2016年，分别有两批新加坡的孟加拉裔侨民因策划针对孟加拉国政府的暴软支持为主硬支持为主力极端活动被捕。另一种是针对东道国或第三国实施的极端暴力活动，比如21世纪初期，在“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个体“圣战”宣传和影响下，部分南亚裔侨民在西方国家本土实施暴恐活动；在“虔诚军”动员下，2008年巴基斯坦裔美国公民戴维·科尔曼·海德雷(David Coleman Headley)五次前往孟买执行视察任务，以协助该组织的袭击计划等。
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类型。图源：《国际政治科学》
（三）
框架整合、空间动员和侨民参与引起政府反应
原籍国和东道国政府通常会通过加强国内反恐平叛力度、斩断政治暴力主体融资，以及游说、合作或施压的方式推动相关国家政府支持和配合其打击政治暴力主体的行动。如上所述，在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活动中，侨民动员更可能推动相关国家之间的反恐合作。比如“九一一”事件后，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通过与巴基斯坦等侨民来源国政府加强情报共享、培训交流与合作来斩断政治暴力的跨国支持网络。但在民族分离型政治暴力中，东道国对外裔群体参与政治暴力的不同立场和态度，以及东道国与原籍国的关系，对政治暴力跨国支持网络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比如在2001年“猛虎组织”被一些西方国家列为“恐怖组织”之前，这些西方国家不仅对泰米尔侨民参与政治暴力保持默许，一些西方机构和官员甚至同情、支持政治暴力主体的诉求，并对斯里兰卡政府施加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不仅政治暴力的跨国支持网络很难被彻底斩断，而且侨民与政治暴力的关联在很大程度上削弱着原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总之，政治暴力主体的框架整合、空间动员和侨民参与很可能由于原籍国和东道国(或第三国)政府的积极应对而陷入沉寂。但随着原籍国(或冲突国)政治进程的动态发展以及变革事件的出现，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很可能再次活跃起来。
三、案例分析
为进一步理解政治暴力的侨民动员过程，文章选取印度卡利斯坦分离主义、巴基斯坦裔侨民实施伦敦地铁爆炸袭击事件，以及孟加拉国宗教极端活动三个案例展开分析。近年，西方国家部分锡克侨民参与的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在消沉多年后重新活跃起来，并对印度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带来冲击；2005年伦敦地铁爆炸袭击事件是“九一一”事件后英国首次发生由本土出生成长的穆斯林青年实施的大规模恐怖袭击事件，该事件成为英国和欧洲暴力极端主义发展的转折点以及暴力极端主义研究领域的一个典型案例；而孟加拉国作为世界第五大侨民来源国，其海外侨民动员也是相关研究的重要案例，尤其在2013年以后海外孟加拉侨民参与暴力极端活动的现象愈发受到关注。对这三个案例的分析可知：政治暴力中的海外侨民动员经历了从变革事件定性、框架整合/空间动员到侨民参与的过程；同一侨民动员案例在不同时期呈现了沉寂或活跃的不同状态；相关国家政府的不同反应以及原籍国与东道国的关系使海外侨民动员出现不同的发展态势。
（一）
卡利斯坦分离主义与海外锡克人的动员
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是印度旁遮普邦锡克人要求建立“卡利斯坦”锡克教主权国家的分离主义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后，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逐渐成为印度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的主战场。
1.变革事件定性
20世纪80年代之前，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的参与者较少，并未引起广泛共鸣。绝大多数海外锡克人都认为该运动不值得关注。1984年印度发生的“蓝星行动”作为变革事件，激发了海外锡克人强烈的恐惧、愤怒和威胁集体身份的情绪，点燃了他们支持和参与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的热情。从1982年起，印度激进传教士贾内尔·辛格·宾德兰瓦勒(Jarnail Singh Bhindranwale)开始煽动暴力活动。1984年6月，印度军队袭击了锡克教寺庙阿姆利则金庙(即“蓝星行动”)，导致宾德兰瓦勒及其大量追随者死亡。“蓝星行动”给印度国内和海外锡克人带来深刻的不安全感，致使海外温和派锡克人重新评估先前对印度的忠诚，重申他们的集体民族身份，并越来越同情强硬派的分裂立场。
2019年以后，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再次活跃起来。在这段时期，卡尔塔普尔走廊的开通、印度农民抗议活动、国内其他与锡克群体有关的问题以及社交媒体平台的发展，为海外卡利斯坦活动的重新燃起提供了动力。巴基斯坦卡尔塔普尔是印度锡克教徒心中的神圣之地。2019年11月，连接印度古尔达斯布尔地区和巴基斯坦卡尔塔普尔的“朝圣者走廊”—卡尔塔普尔走廊开通，为印度朝圣者的免签证行动提供了便利。海外卡利斯坦支持者以卡尔塔普尔走廊的开通为契机，试图通过重新强调宾德兰瓦勒的“英勇事迹”和“蓝星行动”等事件，引起人们对卡利斯坦分离主义事业的关注和支持。2020年，印度通过的三项农业法增强了大公司的权力，随后旁遮普邦农民掀起了抗议浪潮，并成为海外卡利斯坦支持者传播卡利斯坦议程的土壤。他们以印度农民的抗议活动为由，强调印度政府打击锡克人的利益，暗示农业和锡克人因政府拟议的农业法案而处于危险之中。在农民抗议期间，海外锡克人策划的社交媒体活动不断增加。此外，近年来面对多起对锡克教圣典和圣地的亵渎事件，中央政府也未采取措施严惩，这更让锡克中产阶级群体感到自己“未受尊重”，这种“怨念”还被当前印度国内空前高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对锡克族群生存空间的挤压”所加强。因此，锡克族群虽然远非一个同质群体，但大部分人都认为自己遭受了不平等待遇，从而为激活海外锡克人的分离主义活动提供新的动力。
2.框架整合/空间动员模式
1984年“蓝星行动”事件之后，许多活动人士呼吁建立一个独立的锡克教国家(卡利斯坦)，并为提高群体意识和政治参与进行了有效的政治和社会动员。他们的框架整合与空间动员活动激活了海外锡克人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共鸣)，使得海外锡克人社区中的锡克民族主义明显抬头。1982年至1993年，近60个锡克分离组织活跃起来，其中最著名的组织包括“巴布亚·卡利斯坦”(BK)、“国际锡克青年联合会”(ISYF)、“卡利斯坦解放阵线”(KLF)、“卡利斯坦突击队”(KLF)和“卡利斯坦老虎组织”(BTK)等。这些团体围绕着不同的分离组织领导人独立发展，部分组织与印度本土分离组织存在联系。这些新组织由海外锡克群体中支持分离事业的活跃团体和积极分子构成，他们在动员海外锡克社区方面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用英语和旁遮普语创办报刊、期刊和杂志，通过电子邮件、互联网、电话、社区图书馆、邮寄、电视节目、广播和集会等多种方式进行宣传，试图将卡利斯坦问题国际化，在国际社会传播“锡克人受害者”和“印度政府加害者”叙事。这些活动旨在推动更多海外锡克人从潜在支持者转变为积极分子，获得东道国政府同情和支持，从而扩大侨民支持者网络范围。
2019年以后，通过重新强调20世纪80年代印度发生的“蓝星行动”、英迪拉·甘地总理遇刺及随后的反锡克人暴乱等事件，西方国家的卡利斯坦活跃分子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向印度和其他地区的锡克青年进行宣传。他们渲染锡克人英勇无畏的故事以及为保护锡克人不受压迫者欺凌而作出的牺牲，强调印度政府对锡克人的不公正待遇。各种在线平台还广泛流传着美化、歌颂锡克好战分子的歌曲和视频。这些卡利斯坦作品大多在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制作。目前热衷于卡利斯坦运动的锡克人主要是海外年轻一代的锡克侨民，他们几乎未在印度旁遮普地区生活过，对卡利斯坦的看法主要基于社交媒体上支持卡利斯坦的简单化叙述。2018年4月至2019年4月，支持卡利斯坦的内容在推特(Twitter)帖子、油管(YouTube)视频和脸书(Facebook)帖子上急剧增加，反映出这些活跃组织正在寻求团结锡克人的平台。由海外锡克人组成的“锡克教正义组织”(SFJ)、“卡利斯坦解放阵线”和“国际巴布亚·卡利斯坦”(BKI)等组织通过推特、脸书、照片墙(Instagram)等社交媒体积极开展宣传活动。
宣布开通卡尔塔普尔走廊后与卡利斯坦相关的社交媒体内容急剧增加。图源：《国际政治科学》
3.侨民参与形式
海外锡克人对印度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的支持以软支持为主，硬支持为辅。20世纪80年代，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锡克分离主义活跃团体和个人举行示威游行，焚烧印度国旗，袭击印度领事馆，实施恐怖袭击，并向东道国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进行游说。比如通过美国国会，海外锡克人多次以人权问题成功向印度政府施压，切断美国对印度的援助。他们还试图通过在“非联合国会员国家及民族组织”(UNPO)中获得成员资格或特殊地位取得合法性。为应对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挑战，印度政府启动外交渠道，向国际社会阐明立场，向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等东道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对锡克武装分子采取行动。通过大量外交努力，印度与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政府签署了引渡条约，并成功将一些锡克武装分子从东道国驱逐出境，一些激进的锡克组织也被取缔。20世纪90年代以后，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逐渐消沉。
在2019年以后海外锡克人的动员浪潮中，除继续举行示威游行，焚烧印度国旗，袭击印度领事馆，以及向东道国政府官员和国际组织进行游说之外，“锡克教正义组织”发起的“全民公决”引起广泛关注。该活动旨在征求散居在欧洲和北美的锡克人对建立独立的卡利斯坦国家的意见。2022年9月和11月，该组织在布兰普顿和多伦多组织了卡利斯坦全民公决，分别吸引了超过1万名和7.5万名加拿大锡克侨民的参与。该组织还表示打算将公投结果提交给联合国，以争取对锡克人自决的支持。不过，与上世纪八十年代印度处理海外卡利斯坦问题的方式不同，如今印度莫迪政府在国内强化“印度教至上”政策，加剧国内其他族群的担忧和“相对被剥夺感”；对于西方国家领土上开展的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印度认为这是对其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威胁。印度批评加拿大政府默许“卡利斯坦运动”的立场，印加外交关系因“卡利斯坦运动”领袖人物哈迪普·尼贾尔(Hardeep Singh Nijjar)被暗杀事件变得急剧紧张，印度媒体甚至将加拿大视为新的头号敌人，印度和美国的关系也因此渐生嫌隙。印度已宣布将与卡利斯坦运动有关的团体定性为恐怖组织，而加拿大、美国等西方国家境内的卡利斯坦运动并不违法，甚至受到言论自由法的保护。这些西方国家政府认为本国具有保护锡克公民和平抗议和主张建国的权利。在当前海外锡克人的动员浪潮中，印度与部分西方国家之间出现的紧张关系阻碍了卡利斯坦问题的解决。
（二）
极端组织动员与巴基斯坦裔侨民实施伦敦地铁爆炸袭击事件
2005年7月7日发生的英国伦敦地铁爆炸袭击事件导致52人丧生，700多人受伤。袭击者是30岁的穆罕默德·西迪·可汗、22岁的沙扎德·坦维尔、18岁的哈西卜·侯赛因(Hasib Hussein)和19岁的杰梅因·林赛(Jermaine Lindsay)。除杰梅因·林赛外，其他三人都是巴基斯坦裔英国公民，在英国出生和长大。此次袭击是英国本土暴力极端主义发展的转折点，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带来巨大震撼。事件发生后，扎瓦希里代表“基地”组织声称对此次袭击负责。虽然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此次袭击由“基地”组织直接指挥，但学界和政界普遍认为这次事件至少受到“基地”组织的启发和鼓舞。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基地”组织领导人及其附属机构开展了复杂的公共关系和媒体宣传活动。他们始终认为，“基地”组织核心部分不足以实现其全球活动网络的目标，各个组成部分必须合作，穆斯林大众必须被“唤醒”。20世纪末技术革命的发展使“基地”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更容易接触新出现的独立媒体，他们的宣传活动能够迅速引起关注。
1.变革事件定性
2001年阿富汗战争和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为“基地”组织提供了“唤醒”的契机。这两场战争在制造年轻一代穆斯林的愤怒情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而成为“基地”组织用于合理化针对西方国家的袭击行动、动员西方穆斯林侨民群体的工具。在21世纪初期英国等西方国家本土发生的暴力极端主义活动中，很多袭击者将政府支持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作为实施暴力的理由。实施伦敦地铁爆炸袭击的小组头目西迪·可汗在袭击前录制了视频(最后的遗嘱)并在半岛电视台网络播放。他在视频中指责英国当局在伊拉克和世界各地压迫穆斯林民众的政策，并认为英国社会必须为此负责。
2.框架整合/空间动员模式
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全球“圣战”叙事主要强调:伊斯兰教受到美国领导的西方“异教徒”的袭击，世界各地穆斯林正在遭受苦难；而被西方称为“恐怖分子”的“圣战者”正在抵御这种袭击，他们为保卫伊斯兰教而实施的暴力行动是合理的、正义的，以及在宗教上被认可的；“好穆斯林”有责任支持这些行动。中东事务专家克里斯托弗·布兰查德(Christopher M.Blanchard)认为，此类叙事旨在向其他地区穆斯林受众和特定群体传达复杂的政治信息，引起他们的心理反应。这种极端叙事有助于强化西迪·可汗及其极端小组成员的集体身份与不满，坚定他们使用暴力的决心。
“基地”组织极端网络的空间动员也对西迪·可汗等人走上极端化道路起到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英国政府实施宽松的移民政策，为跨国极端分子提供了机会，并使伦敦成为很多极端神职人员的传教基地。90年代末，位于伦敦的四名“基地”组织神职人员(Sheikhs)在欧洲暴力极端主义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他们是阿布·哈姆扎·马斯里(Abu Hamza al-Masri)、哈伊达尔·阿布·多哈(Haydar Abu Doha)、阿布·卡塔达(Abu Qatada)和奥马尔·巴克里·穆罕默德(Omar BakriMohammad)。阿尔及利亚人哈伊达尔·阿布·多哈被视为“基地”组织的推动者或操纵者(facilitatoror paymaster)，是“基地”组织在欧洲地区的代表人物，他为其他武装分子和极端分子提供宗教指导，与阿富汗训练营保持联系，并与世纪之交发生的一系列被挫败的恐怖袭击案有关。1985年，叙利亚裔侨民奥马尔·巴克里·穆罕默德来到伦敦避难并建立了“伊斯兰解放党”(Hizbut-Tahrir)英国分支。该分支宣传“圣战”、殉道和反美主义思想，并很快在清真寺和大学校园树立了影响力。不久后奥马尔·巴克里·穆罕默德在“伊斯兰解放党”中分离出极端组织“侨民”，该组织参与了为巴勒斯坦、克什米尔和车臣等地区武装组织募资的活动，并公开反对西方国家。阿布·哈姆扎·马斯里和奥马尔·巴克里·穆罕默德还是芬斯伯里公园清真寺(the Finsbury Park Mosque)武装活动支持网络的极端思想传授者。这些极端神职人员推动本土穆斯林侨民青年极端化的常见地点包括大学校园、清真寺、宗教学校以及家庭、咖啡馆和书店等场所。极端分子在这些场所通过面对面接触和互动加深了与目标群体和个人的联系，强化了后者的极端思想，为推动后者采取实际行动提供了更多机会和途径。在“基地”组织及其支持网络影响下，部分英国穆斯林青年前往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接受培训，以策划和实施在英国的恐怖袭击。
3.侨民参与形式
在该案例中，西迪·可汗领导的极端小组主要为“基地”组织极端网络提供硬支持。2001年1月，西迪·可汗参加了由约40名极端分子组成的英国本土训练小组。同年，他前往克什米尔地区参加了巴基斯坦“圣战者组织”(HuM)训练营。2004年11月至2005年2月，西迪·可汗与坦维尔前往巴基斯坦，并与当地“基地”组织成员取得联系。此外，比斯顿的极端主义清真寺(哈利街清真寺、斯特拉特福德街清真寺等)、青年俱乐部、健身房和书店成为该袭击小组成员的主要活动地点。袭击事件发生前的一系列接触表明，四名袭击者很可能得到了“基地”组织相关人员的建议或鼓舞。
此次事件发生后，英国等西方国家认识到暴力极端主义现象已成为本土问题，西方国家将面临更加多元化的新一代本土恐怖分子的威胁，但他们认为巴基斯坦国内的国际恐怖主义网络是西方本土暴力极端主义发展的源头。在国际上，英国主要通过加强(与巴基斯坦等国)情报共享、军事培训交流与合作来打击本土暴力极端主义的跨国支持网络。在国内，英国通过立法不断完善反极端主义预防策略，从源头上在高危人员与暴力极端主义之间树立“防火墙”；并通过财政部、警察部门和国家犯罪情报局等多个机构协调配合完成防范和打击恐怖融资犯罪。随着英国等西方国家加强本土反恐力度，主要国际恐怖组织针对西方国家海外侨民群体的空间动员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其活动重点逐渐转向在欠发达地区或冲突区域实施本土化策略，因此近年在西方国家由侨民群体和个人实施的恐怖袭击事件有所下降。
（三）
孟加拉国暴力极端主义与海外孟加拉人的动员
2013年，一个名为“安萨鲁拉小组”(ABT)的极端武装组织在孟加拉国出现。2015年，孟加拉国“圣战者大会”分支“新圣战者大会”(Neo-JMB)成立。“安萨鲁拉小组”和“圣战者大会”/“新圣战者大会”分别附属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网络。这些组织主要通过极端暴力活动反对和打击孟加拉国政府。与此同时，“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重视在南亚地区采取本土化策略，即通过支持本土结盟组织的目标，煽动地方叛乱，扩大组织根基和网络。在这一背景下，相关极端组织的海外侨民动员活动主要针对孟加拉国本土。受伦敦地铁爆炸事件鼓舞，此次恐怖袭击事件发生两周后，四名索马里裔英国公民试图使用炸弹袭击交通工具，但未能引爆。此后还发生过多次类似案件，大多被反恐当局扼杀。
1.变革事件定性
孟加拉国本土最早的主要极端组织成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并未获得广泛关注。直至2013年，孟加拉国政治两极分化导致的政治危机推动已沉寂多年的本土暴力极端主义卷土重来，并获得国际影响力。1991年孟加拉国军事统治结束以后，该国人民联盟和民族主义党两个主要政党开始轮流执政，他们通过与其他小政党结盟，助长了结构性对立的政治格局。2013年，在人民联盟执政时期，该国最大的伊斯兰政党、民族主义党盟友“伊斯兰大会党”(Jamaat-e-IslamiParty)的主要领导人被判犯有战争罪行。从2月至5月初，大规模游行示威和街头暴力事件造成150多人死亡，至少2000人受伤；8月，最高法院取消了“伊斯兰大会党”在选举委员会的注册资格.此次变革事件引起部分没有直接经历这些困境的海外孟加拉人的同情，并为极端组织的叙事传播带来启发与灵感。
2.框架整合/空间动员模式
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组织及其支持者网络的宣传和叙事主要强调三个方面：一是质疑孟加拉国及其宪法的世俗性质，强调民主制度未能遏制腐败、提供良好治理和维护法治、为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并满足民众的基本需求，将民主视为西方国家控制伊斯兰国家的宣传工具。二是挑战女性作为伊斯兰国家元首的合法性。三是对其认为侵犯或损害孟加拉国穆斯林利益的政府政策持高度批评态度。简而言之，极端组织叙事试图通过强调世俗主义和民主的失败，以及女性作为国家元首的非法性等方面，使孟加拉国的治理体系失去合法性。通过这种极端叙事，极端组织界定了不满和诉求，强化了海外孟加拉人的身份及其与“志同道合者”的联系。
极端组织及其支持者网络的空间动员为海外孟加拉人的参与提供了更多机会和手段。他们主要通过线下和线上空间接触和动员海外孟加拉人。比如孟加拉国“圣战者大会”曾与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孟加拉裔侨民社区建立了早期联系；通过英国慈善机构“绿新月”(Green Crescent)等组织为与极端组织存在联系的孟加拉国宗教学校提供资助。“伊斯兰国”也一直利用西方国家孟加拉裔侨民社区招募新成员。2013年以后，在“伊斯兰国”影响下，很多海外孟加拉裔极端分子负责招募、资助和领导孟加拉国本土极端武装活动。一些孟加拉裔侨民从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加入“伊斯兰国”。孟加拉裔日本公民萨吉特·德布纳特(Sajit Debnath)、孟加拉裔澳大利亚公民阿姆·塔朱丁(Atm Tajuddin)和孟加拉裔马来西亚公民、信息技术专家阿米努尔·伊斯拉姆·贝格(Aminul Islam Beg)建立了支持“伊斯兰国”意识形态的在线小组，该小组被“伊斯兰国”指派专门关注孟加拉国的活动。2013年底，该小组在脸书上开设了一个群组，重点为孟加拉国本土极端活动进行招募。
3.侨民参与形式
海外孟加拉裔侨民在孟加拉国内极端暴力活动中主要扮演领导者和骨干人员的角色，发挥硬支持的作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孟加拉裔加拿大公民塔米姆·乔杜里(Tamim Chowdhury)。2013年乔杜里返回孟加拉国与本土极端分子建立直接联系，成立“新圣战者大会”。作为“伊斯兰国”孟加拉国分支领导人，乔杜里在本土极端分子招募和活动策划中起到核心作用。乔杜里是2016年7月达卡恐怖袭击事件的主要策划者之一。这是孟加拉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恐怖袭击事件。
达卡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哈西娜(Sheikh Hasina)政府开展多管齐下的打击暴力极端主义的行动。比如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协助下，孟加拉国建立“和平观察站”，实施更多柔性反恐措施，包括接触校园中被疏远的青年、推动妇女和社区参与地方层面的和平建设、在制定反暴力极端主义叙事过程中听取宗教领袖的建议，以及加强管控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等。在孟加拉国政府的外交努力下，其他国家也加强了与孟加拉国的反恐协调与合作。比如2015年至2016年，新加坡法院将资助和策划袭击孟加拉国政府的孟加拉裔暴力极端小组成员定罪并遣返回国。孟加拉国政府的积极应对遏制了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及其海外动员活动发展。2016年以后，孟加拉国恐怖袭击事件稳步下降。
（四）
案例比较分析
在上述三个案例中，变革事件、框架整合与空间动员在政治暴力的侨民动员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缺少任意一面都很难将侨民群体动员起来。
第一，变革事件的发生往往是侨民动员的起点。原籍国或相关国冲突爆发或急剧升级常常引发侨民的恐惧、愤怒和对集体身份的威胁感知，这种情绪有助于坚定侨民使用暴力的决心，将以前并不活跃的侨民成员动员起来。在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中，1984年印度“蓝星行动”事件直接导致海外锡克民族主义抬头。近年印度旁遮普邦与锡克人有关的问题也引起海外锡克人的共鸣。在新世纪初期英国本土暴力极端主义发展中，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的爆发是“基地”组织制定极端叙事的工具，并使欧美发生的暴力极端主义呈现相似的主题。作为变革事件，这些战争在制造年轻一代穆斯林的愤怒情感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推动很多地区的年轻穆斯林走上极端化道路，并对西方国家与伊斯兰世界的关系产生重要影响。2013年以后孟加拉国暴力极端主义与该国政治两极分化导致的政治危机同步发展，孟加拉国内部政治危机成为海外孟加拉人参与暴力极端主义的驱动力量。总之，在侨民动员过程中，变革事件为政治暴力主体的框架整合带来启发与灵感。变革事件发生后，海外侨民动员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第二，作为政治暴力主体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框架整合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政治暴力主体的主动性、灵活性及其学习能力。框架整合的作用在于改变侨民对于冲突情境的认知，用共同的目标激活侨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共鸣)。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跃团体和积极分子的叙事特别强调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蓝星行动”、英迪拉·甘地总理遇刺及随后的反锡克人暴乱等事件，以及印度政府对锡克人的不公正待遇等。以“基地”组织为代表的全球极端叙事主要强调伊斯兰教受到西方“异教徒”袭击，世界各地穆斯林正在遭受苦难；其地方极端叙事针对南亚国家内部问题，试图削弱南亚国家政府治理体系的合法性。这些叙事能够激发侨民群体对原籍国或相关国家政策的不满，推动他们形成集体认同感以及对于不公正事件的共同认知，唤醒部分海外侨民的身份和共鸣，增加其自我价值感和目标感，使他们相信通过参与集体行动能够改变现状。这意味着框架整合具有意义制造功能，成功的动员往往需要通过抓住具体事件(变革事件)，界定不满和诉求，强化侨民新觉醒的身份，使侨民感到有必要与“志同道合者”建立联系，从而引发集体动员。
第三，政治暴力主体的空间动员为侨民参与提供更多机会和手段，加深与目标群体和个人的联系，推动易感群体和个人更快地实现自我极端化。加拿大锡克活跃组织和积极分子的公投、示威游行、游说等活动，在保持海外锡克侨民的支持和参与，以及重燃印度本土分离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孟加拉裔侨民和巴基斯坦裔侨民的动员中，极端组织在西方国家的早期联系网络和极端基础设施为侨民参与暴力极端活动提供了机会。特别是当地少数清真寺、慈善机构和私人场所等地点是极端分子与侨民接触和互动的主要场所，为极端组织的极端思想灌输、人员招募和募资等活动提供了条件。在卡利斯坦分离主义和孟加拉国极端活动案例中，政治暴力主体尤为重视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吸引和加速海外侨民的参与。
此外，政治暴力的侨民动员具有高度情境性。一是，不同案例中的侨民参与各具特色。在海外孟加拉裔侨民动员活动中，极端组织指向目标和重心是孟加拉国本土，参与极端主义活动的海外孟加拉裔侨民实施人员招募资金筹集和暴力活动，并提供富有魅力的领导人物。在英国巴基斯坦裔侨民动员活动中，“基地”组织等极端组织指向目标和重心是英国本土，巴基斯坦裔侨民实施了针对英国本土的恐怖活动。而在卡利斯坦活动中，海外锡克人主要提供软支持。与印度本土相比，加拿大等西方国家的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活动更为活跃，并在印度本土分离主义活动中起到加速器的作用。二是，与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相比，分离主义活动的生存和适应能力较强，常常与宗教、意识形态等因素相结合。而且由于涉及建立国家问题，分离主义活动经常被其他国家操纵或利用。因此分离型侨民动员更容易影响国家间关系。印度是加拿大的重要国际合作伙伴，但印度政府一直对加拿大境内针对本国的分离活动表示担忧，而加拿大坚持认为它具有保护锡克公民和平抗议和主张建国的权利。因此，卡利斯坦分离活动也削弱了印加两国关系的信任基础。三是，近年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的一个总体趋势是以“地方”为重点，利用(和夸大)地方不满情绪、政府低效、身份不平等等因素加强招募和动员，他们的极端叙事重点也从全球转向地方。这表明虽然极端组织仍继续将袭击目标对准西方国家，但其活动重点将更多地转向国内敌人(地方政府、特定民族或宗教团体)。因此，虽然宗教极端型侨民动员可能指向东道国或第三国(远敌)，但现阶段南亚海外侨民参与的宗教极端型政治暴力活动主要针对南亚原籍国本土(近敌)。
南亚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机制与策略。图源：国际政治科学
总之，由于变革事件主要由原籍国(冲突国)政治进程推动，框架整合主要取决于政治暴力主体的主动性和学习能力，空间动员主要受到东道国政治机会结构、东道国与原籍国关系以及两国内外政策的制约，因此，对于原籍国和东道国来说，阻断政治暴力中侨民动员过程需要有效解决变革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削弱政治暴力主体的行动能力，以及改善国家间关系并实施积极的侨民政策。
四、结论
本文的研究对于我国管控侨民群体参与政治暴力跨国支持网络具有一定启示和借鉴意义。海外侨民参与政治暴力存在一定的历史起因和心理基础，他们的参与可能比国内支持者更为活跃。但无论是侨民群体的认同与情感，还是变革事件的发生，都不一定会自动导致侨民参与。通过对三个南亚侨民动员案例的分析可知，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经历了从变革事件定性、框架整合、空间动员到侨民参与的过程。变革事件往往引发侨民的恐惧、愤怒和对集体身份的威胁感知。框架整合和空间动员激活侨民的身份认同和情感连接，为侨民提供参与政治暴力的手段和机会。但侨民动员可能由于国家的积极应对而陷入沉寂，并因变革事件的出现而再次活跃。同时，侨民在不同类型动员活动中的作用及其对国家间关系的影响存在差异。在政治暴力主体动员活动影响下，未来部分海外侨民仍将继续利用变革事件向全世界推销其分离主义或宗教极端思想，为相关政治暴力提供道义支持、政治动员和资金贡献，甚至参与招募、培训及实施暴力活动，对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稳定带来威胁与挑战。
在国际政治中，海外侨民在多数国际发展与合作、文化交流与传播、和平与人权等议程中发挥着建设性作用。但在涉及地缘政治与主权争议、移民政策与社会融合、武装叛乱与恐怖主义等特定议程中，海外侨民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相关国家和机构需要进一步利用侨民对原籍国的认同感，引导其政治参与活动符合原籍国和东道国的国家利益，控制其不利影响。
具体而言，为阻断侨民动员过程，打击政治暴力的跨国支持网络，相关国家需要：首先，针对侨民的硬支持和软支持，加强在国内外防范和打击恐怖融资以及双边和多边情报与军事合作力度。比如英国通过在国内加强防范和打击恐怖融资犯罪，在国际上加强与其他国家情报共享、军事培训交流与合作，削弱了本土暴力极端主义的跨国支持网络。其次，针对侨民动员过程，了解不同侨民社区受到政治暴力主体影响的范围和方式，识别侨民群体受到感染的情感叙事，针对极端主义及其网络传播等问题制定针对性举措，消除特定群体对国家机构的不信任和负面印象。比如孟加拉国通过实施更多柔性反恐措施，制定有效的反暴力极端主义叙事，加强管控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等措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及其海外动员活动。再次，通过富有成效的外交途径与其他国家保持健康、友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解决历史积怨和安全问题方面进行更多沟通；在自身安全关切与更广泛的国家合作关系之间取得平衡。比如20世纪80年代，为应对卡利斯坦分离主义挑战，印度政府通过外交努力，一度获得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与配合，成功将一些锡克武装分子从东道国驱逐出境。此外，侨民群体与政治暴力不存在必然联系，大部分侨民并不支持相关活动。但针对侨民群体产生的社会污名化、过度安全化等问题却可能为政治暴力主体的框架整合和空间动员提供更多灵感。
作者简介：
富育红，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副教授；
王凯，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
本文整理自《国际政治科学》2025年第4期文章，原标题为《南亚政治暴力中的侨民动员机制研究》。
编辑：杨林宇
审核：江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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