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6年腊月的川北山谷，浓雾在松林间翻涌。二十余骑悄声逼近清军营帐，青年将领忽勒马缰，低喝一句“今夜动手”，随即一簇火把飞入营内，火光映红了他冷峻的面庞。率队断后的人正是年仅二十六岁的李定国——其名声不久后将震动关内外。
追溯往昔，这位“万人敌”原本只是陕西米脂城头的孤儿。天启元年，他降生于饥寒交迫的农家，父母先后客死荒年，少年便四处流浪。流民大潮裹挟着他，一路南下，直到遇到张献忠。对于这位性格倔强、身手矫捷的落魄少年，张献忠起初只是“收为马弁”，旋即干脆收作义子，赐号“小柴王”。从此，李定国倚仗惊人的体魄与胆识，在连年征战中磨出锋芒。
崇祯十四年春，襄阳城下，明军重兵固守。张献忠屡次攻城无果，议者皆言“天险难动”。李定国却献一计：易装潜入、里应外合。夜色里，他带二十精卒披明甲举檄文入城，趁夜纵火开门。内外夹击，仅数刻便令襄阳易主，明廷赖以屏藩的重镇顿作废墟。此役奠定了他在大西军中的声望，也让对手首次记住了“小尉迟”之名。
大西政权建号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被并称“四将军”。他们的兵符不同，骨子里的锐气却相同。绕道乌江、夜袭贵阳、逼退南明守军，大西军暂时安身西南。彼时的贵州、云南，本是山高路险、人稀财薄，可李定国推行“官四民六”税制，修屯堡、办工坊、练象兵——一头成年战象能驮千斤，冲阵时号角齐鸣，往往瞬息击溃敌军方阵。当地百姓第一次见识到“象背上的火铳”，惊叹不已，也乐于给这支军队输送粮草。
1652年春，桂柳平畴新绿。李定国请令东下，“以衡湘为跳板，钳制两广”。孙可望默许，八万劲旅自贵州倾泻而出。五月，沅州、靖州相继失守，清将杨国勋阵亡。紧接着是全州、严关、桂林。雷雨夜里，三万头披甲战象撞开桂林外城，定南王孔有德自刎于武庙，桂林陷落的炮声震到北京。朝中震动，敬谨亲王尼堪急率十万精卒南下。李定国不恋长沙，佯退衡阳，设伏回马坡。四昼夜撕杀后，尼堪殒命，清军横尸万计。江南布政使上疏自嘲：“苗岭以南，半壁皆动。”
然而战场之外的暗流更加凶险。李定国的捷报日增，孙可望心底却添酸。彼此嫌隙自此难平。有人或许会问，内讧何以致命？答案在1653年。孙可望召李定国赴沅州，传言“将留晋王以制其众”。李定国识破，留主力于湖南，自率偏师南入两广，宁冒外敌也避内斗。此举保全了兵锋，却拆散了大西军的原有合力。
战局自此反转。清廷调整战略，吴三桂、尚可喜、耿继茂步步蚕食。李定国屡战新会、广左，终因寡不敌众转趋南宁。西南的山川虽险，终究挡不住人心的离散。顺治十四年，孙可望大军反扑云南，交水一战兵阵未合即土崩瓦解，他本人夜遁贵阳，最后投清。大西军所有屯田、辎重、山道被一一泄露。
1658年起，清廷三路合击。吴三桂自川南席卷滇北，卓布泰横插右江，洪承畴兼并黔中。李定国掩护永历帝西走腾冲，再入缅甸。麾下仅剩的六千精骑在磨盘山设伏，却因内应变节而功亏一篑。尽管如此，他仍撕裂清军先头部数营，为帝辟出一线生机。
康熙元年二月，缅王将永历帝交出，复国希望彻底熄灭。此时的李定国腹背受疮，辗转怒江河谷，马背便是病榻。六月，伤寒并发，他伏在鞍上对将士低声道：“终不北首事大。”寥寥八字，众人泪下。同月，四十开外的西南雄狮客死异乡。
史家常以“南明三杰”并列李定国、郑成功、张煌言。然若细察疆域与战果，李定国的桂林、衡阳大捷，直接令清廷南线动摇，功绩并不在二人之下。遗憾的是，刀兵易挡，权谋难防。若大西军内部不裂，西南或能多撑数年，清廷或许无从腾出手脚东顾台湾。历史没有假设，青史却记得一件事——在满洲铁骑面前，李定国咬紧关中腔调的陕北口音，只说“拼了”，于是他燃尽了自己，给这个天下留下最后一块咬不动的骨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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