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要被拉出去枪毙了，还临时说想上厕所，结果看守不但没阻止，反而说了句：“早去早回。”这话太不对劲了，比“走好”还多一层意思。
关键是，这人真就没再回来——消失在黑夜里，像凭空蒸发一样，连个影子都没留下。
这是1949年春天的上海，天还冷，风吹过牢房外的竹篱笆，夜里头听得见看守拖着步子走路的响声。
那天晚上，范纪曼被叫了出去，说是该送他上路了。
这个人当时已经四十好几了，脸瘦得脱了相，身上伤得不成样子，头发乱得像被水冲过，衣服上都是血痕。
他已经挨了不少轮拷打，能站着都算是支撑着。
他走到半路，突然说肚子难受，想上厕所。
看守先是眯着眼瞅了他一会儿，没说啥重话，只是淡淡丢下一句：“早去早回。”然后就放人走了。
结果，他真就一头扎进夜色，一去不回。
这是个什么样的人？不是普通罪犯，也不是逃兵。
他叫范纪曼，四川人，早年读过黄埔军校，是和罗瑞卿一个班的。
后来转了路子，参加革命，一会儿上战场，一会儿搞学生运动，哪里需要他就往哪儿去。
他加入中共的时候，年纪才刚过成年，那时候还没什么人知道“地下党”是个什么概念，他已经在干了。
他不是第一次被抓。
顾顺章叛变那会儿，范纪曼刚好在上海，地下组织被一锅端，他也被捉了进去。
在监牢里熬了三个月，打得快死了也没松口。
后来亲戚朋友托人把他救出来，他活着出来，但组织已经撤走了，差点断了线。
一直到抗战开始，他才重新联系上同志。
他干情报工作不声不响，但细节全靠死记硬背。
抗战那几年，他白天在国民党的单位里翻文件，晚上再把情报转出去。
北平市委书记是他的上线，没想到这人后来也背叛了，范纪曼又一次被抓。
这次救他出来的人，是个化名李时雨的同志，这人已经混进国民党内部，当了军法处长。
两人合计着演了一场戏，救出了杨靖宇的亲弟弟。
范纪曼胆子大，脑子也活。
他穿上少将军服，坐军车去提篮桥监狱，点名要人，说是沈冠三抓错人了。
那一副架势，把沈冠三都给唬住了，连连点头哈腰，最后真就把人给放了。
他不是光靠胆子硬，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藏、什么时候该冲。
抗战结束后，范纪曼没退下来，依旧在上海开书店，表面卖书，实则是地下联络点。
他送出的情报，不是小事。
有一回他送出一份关于日军炮兵团调动的情报，第二天就看到苏联炸了日军阵地。
他知道自己干的事，是真正有用的，不是白拼命。
可再怎么小心，也架不住身边人出事。1949年，国民党快撑不住了，范纪曼还在继续干活。
这时候出问题的，是一个叫沈寒涛的同志，被抓后没扛住，把他的身份全抖了出来。
他第三次被捕，这次敌人下了狠手，用尽了各种刑法，范纪曼一个字没说。
他知道这次凶多吉少，监狱所长在他的名字上画了个大圈，那意思再清楚不过——准备送上刑场了。
他清楚，等着就是死。
他也不是怕死，但死在这节骨眼上，太不甘心。
他心里清楚，上海就快解放了，就差一点点。
他咬牙一横，决定赌一把命。
所以那天晚上，他说想上厕所，说得也不真诚，甚至有点拙劣。
但看守没拦他，反倒像是故意给了条路。
他顺着小道走，岗哨在打盹，他绕过两道墙，摸到竹篱笆墙根，墙那边就是外头。
他跑了几步助跳，翻上去没站稳，摔了下来。
脸上划了几道血口子，“扑通”一声，夜里听得老响了，差点惊动了岗哨。
但他没停，爬起来又跳了一次，这次翻过去了。
看守所乱成一锅粥，所长徐少元火冒三丈，派人追了好几天，连他家都翻了个底朝天，可人早不在了。
范纪曼没回家，他让朋友帮他找了地方藏起来，等到上海解放，他才现身。
那看守后来没人再提过他是怎么回事，有人说他是自己人，也有人说他只是没把即将处决的人当回事。
但这人没开枪，也没吭声，实际上帮了大忙。
范纪曼能逃出来，这人是关键一环。
范纪曼后来没有再隐姓埋名，他挺过来了，也过上了正经日子，一直活到84岁才去的。
他没写回忆录，也没上什么大台面，但那一夜的逃亡，早被写进了不少记载中。
范纪曼死后，他住过的地方早就拆了，书店也没留下痕迹。
那堵竹篱笆墙早就不在了，连当年看守所的地址都换了样。
可那句“早去早回”，至今还被人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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