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偏有意思的是，这处据点的伙夫是新四军独立团武工队安插的人手。半个月来，他把鬼子起居摸了个透——正午十二点，岗楼外只留一名哨兵，其余人光着膀子打鼾；步枪挂墙，机枪搁炕沿，门外二十多米多一座小庙作掩体。情报送到副队长张亚明手里，机会简直摆在餐桌上。
夜色里，张亚明同队长王裕仁、副队长李乐山连开三次会：不用炸药，不打冷枪，得来个快刀斩乱麻。三人决定化装成赶集庄稼汉，竹林埋伏八名战士接应，原则只有一句——半小时内撤离。
次日正午，三个人头裹破布、脚踩草鞋，提着塞满烟酒点心的大篮子沿官道晃悠。哨兵远远挥枪呵斥，王裕仁装傻，凑上去笑得满脸褶子。哨兵见酒眼放光，信手就去抢。电光火石间，张亚明猛地箍住鬼子腰，李乐山夺枪，王裕仁腰间冷光一闪——一把磨得发亮的菜刀斩向目标。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那哨兵嘶声惨叫，他回头死命反咬张亚明肩头，撕下一块血肉。撕裂的疼痛直钻骨髓，张亚明的胳膊却像铁箍，纹丝不动。“快动手！”他低吼。王裕仁左臂搂住鬼子下巴，右手把刀塞进张亚明掌心。刀起，血溅，头颅滚落尘土，哨声戛然而止。
肩头剧痛依旧，泥巴却成了临时止血良方。李乐山在稻田里抓了两把，糊上去又扯下衣袖一缠，血渍很快渗出，却压住了伤口。三人旋即朝据点扑去，王裕仁顺手一挥，竹林里的战士像离弦之箭冲出。
十几秒后，土墙被攀绳翻过，院内仍是鼾声四起。战士们先抄枪，再堵门，动作轻到只剩呼吸声。墙上轻机枪被卸下，三八大盖整整齐齐入了麻袋。就在枪械离钩那一刻，木板哐啷，一名鬼子惊坐而起，挥臂扑向张亚明。
伤口尚痛，他闪身反刺，一刀没入腹腔，敌人哀嚎倒地。紧接着，陆续被惊醒的鬼子爬起，根本摸不到自己的武器，前后不到两分钟，八人被捆得像粽子。日军小队长装死不成，双脚还乱蹬，口中“八嘎、八嘎”连声。王裕仁见状，干脆几刀结果，免得拖累。
火速清点，现场共缴获轻机枪一挺、三八步枪六支、子弹上千发，还搜出两包情报文件。俘虏被押到竹林外，再向南十里埋伏点转移，留下的只是血迹与散落的草鞋印。整个过程不足半刻钟，城里守军竟毫无察觉。
下午两点，日军通信兵才发现电话线断，随后察觉土地庙据点失联。三点整，一卡车援兵带着迫击炮赶来，却只见残墙与尸体。慌乱中，他们先炸庙，再放火，又抢来村民家具当柴，一顿疯狂泄愤，竟炸死了村里三头耕牛。老乡心疼牲口，可一想到鬼子伏尸，眼里又闪着痛快的光。
值得一提的是，此役虽然规模不大，却让天长东北门户豁开一条缝。日军不得不把原本牵制正面战场的一个小队抽回来补缺，地方武装趁机在夜里拆毁了两处碉堡。张亚明肩膀那口血洞半个月后才结痂，战友打趣他“多了个勋章”，他只摆手笑说：“疼归疼，鬼子头砍下来了就值。”
纵观整个策划，从伙夫暗线到竹林接应，每一步都踩在精确时间点上。没有重火器，没有大部队，却取得斩首、缴械、俘虏三重战果，这就是武工队的精髓：情报先行，化整为零，近身制敌。若非张亚明在鬼子撕咬时死死扣住，若非李乐山手快夺枪，若非王裕仁菜刀一闪，恐怕结局又是另一番景象。
战争年代，这样的“以少胜多”并非神话，而是一线部队的日常。没有人闲谈战略大棋，每一次出击都靠对地形的熟、对敌性的准、对时机的狠。天长县土地庙战例至今仍被老兵津津乐道，因为它像一把锋利小刀，精确划开了庞大侵略机器的一块铁皮。小处见真功，正是这股精气神支持着华中敌后战场绵延不绝的反击。
张亚明后来说：“打一仗能换百姓一夜安稳，我这块肉咬掉也就咬掉了。”那年他23岁，王裕仁25岁，李乐山才22岁，一个菜刀、一篮烟酒、一腔热血，便在午后的蝉鸣里写下鲜红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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