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研究员质疑！西方媒体报道伊朗：被动语态抹去施动者|伊朗|修辞|土耳其研究员|德黑兰|施动者|语态

布拉克·埃尔马利认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表明，语言以及西方主流媒体的叙事框架，仍在充当战争工具。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战争，不仅严重冲击了地区安全、地缘政治、外交、能源和贸易，也意味着传统上用来解释这类局势的国际关系话语正在失效。

战争、威慑、自助、国家安全和生存威胁等词汇，属于较早一代国家间冲突的语汇。先发制人战争这一概念，曾被视为布什时代的政治遗产，如今却成为为干预主义和扩张行为提供正当性的常用说法之一。如今的冲突，尤其是以色列作为交战方时，更多通过战略模糊、持续性先发制人和叙事威慑来运作。而主流媒体仍在沿用过时的术语，由此制造出一个语义战场，使语言本身成为误导工具。

国际关系理论的传统脚本，是为一个威斯特伐利亚式世界设计的：边界清晰，国家与国家之间发生摩擦，“威慑”意味着以确定报复的威胁来阻止攻击。到了2026年的现实环境中，这套框架已经被掏空。联合国宪章语境中的“自助”，原本只是对国家在无政府体系中寻求安全的中性描述，如今却被武器化，变成了“永久性先发制人”的依据。

在这一新范式下，安全不再是维持力量平衡，而是争夺叙事上的全面主导。分析者若继续用冷战时期的逻辑来解读非对称、多领域战争，就无法解释一种现实：战略模糊如何让一个国家在持续充当进攻者的同时，仍保有防御者的法律和道义身份。

英国广播公司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等主流媒体，正是这一语义战场的主要建构者。最常见的手法之一，是在描述以色列主导的暴力行为时使用被动语态，实际上把行为的“施动者”从句子中抹去。于是，一旦涉及以色列主导的暴力行为，战争报道就变成了一串用被动语态写成、便于传播的标题。

例如，在报道2026年德黑兰遇袭，或米纳卜一所女子学校遭轰炸的悲剧时，最初的标题往往会写成“听到爆炸声”或“据报学校遭袭，至少153人死亡”。这样的表述，要么把事件写得像是不幸的自然灾害，要么在互联网不自由的信息环境下，间接把责任推回德黑兰。

相反，一旦伊朗实施报复，语言就会立刻转为主动语态。类似的报道方式还体现在冲突中对死亡的不同表述：以色列士兵是“被打死”，而黎巴嫩人则只是“死亡”。这种语言上的不对称，确保最初的打击被看作一种冷静、几乎不可见的必要行动，而回应则被贴上明确且无端的侵略标签。这种带有倾向性的框架，是在社会心理层面为先发制人战争提供正当性的最基础机制。

在一种被去政治化的国际关系词汇体系里，“战争”或“冲突”这类常规术语失去了具体语境的分量，真正发生的其实是一场先发制人的行动：有些人是被刻意杀死的，而另一些人则只是“死去”，仿佛自发发生，以此呈现某种在战略上被合理化的行动。

此外，媒体对奥威尔式委婉语的依赖，也在淡化当代扩张主义的真实面貌。“斩首式打击”“削弱能力”之类说法，取代了“暗杀”和“摧毁基础设施”原本具有的法律与道义分量。通过这种冷冰冰的技术性词汇，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把对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及其他高级官员的暗杀，描述成一种外科手术式的行政任务，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侵犯。

这种叙事上的威慑，使媒体能够把一场全面战争呈现为一系列定点“安全行动”，从而让公众看不到其人道代价——例如雷萨拉特广场附近居民楼中数以百计平民死亡——同时强化一种形象：以色列是一个被迫进行“外科手术式”自卫的高科技受害者。

今天的危机并不新鲜。它延续了“9·11”事件后形成、并在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不断强化的话语模式。那个时期，一批所谓“问题国家”被单独挑出，成为可以被强制改造的合法目标，并被纳入一种更宏大的叙事：干预被包装成一场带有准自由主义色彩、旨在维护全球秩序的十字军行动，其间政权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往往被有意模糊。类似的正当化逻辑，如今也出现在围绕以色列军事行动的表述中。

这种话语上的相似性还在进一步延伸。正如所谓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存在，曾是伊拉克战争的核心借口，如今围绕铀浓缩的讨论，也越来越呈现出类似的证据弹性。两者在修辞表演上的差异则十分明显。布什主义的主动出击逻辑，当年还依赖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展示所谓证据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场景；而今天的正当化说辞，已经远没有那么复杂。

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曾援引总统“强有力的洞察”和直觉，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辩护。这样的表态表明，为干预行为赋予正当性的修辞门槛，已经比过去那种至少还要装作讲求证据严谨性的阶段，进一步下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