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时期与贺龙元帅激烈对抗的劲敌,湖北著名军阀徐源泉及其鄂系第十军的历史故事

1929年春底,南京国民政府匆匆批下一纸命令:一支仅有万余人的第48师被“升级”成第十军。纸面扩编来得突然,湖北籍师长徐源泉却心知肚明,这只是给鄂北前线添把火——番号听上去威风八面,兵员、军饷却照旧紧巴。可对这位出身新洲贫苦农家的旧军阀来说,只要能多挂一面旗,他就多一分和同僚分庭抗礼的资本。

第十军的底子并不光鲜。它的大部分士兵是1928年缩编时保留下来的老北洋兵,再加上在湘北、鄂北收编的失散西北军俘虏,枪支五花八门,连子弹都要靠地方筹办。徐源泉把这些杂牌拧在一起,推出三句口号——“乡亲当兵、官兵同吃、打完就分地”。口吻虽土,效果却奇好。不到半年,新二旅和新三旅先后成型,湖北乡勇、湘北土团、流亡川汉学生,全被他纳入麾下。

中原大战的硝烟刚散,蒋介石急着收拾鄂豫皖边的“赤区”。1930年冬,徐源泉被推到台前。何成浚在省城与他对饮,“老徐,这回要顶住,可别给咱湖北人漏底。”徐端起酒碗,只回一句:“成,这块地盘我熟。”他熟悉的不只是地形,还有那支步步为营的红三军。贺龙用几百条小船往来长江支汊,飘忽得像水面上的雾气。徐的第一次进攻以“占黄安、未歼主力”告终,却让他赢得继续增兵的理由。

1931年夏,鄂豫皖剿总在武汉挂牌。徐源泉挂了个“前敌总指挥”,手里攥着四个旅外加一个炮兵营,总数号称四万人。7月洗马畈,他在密林深处对贺龙布设一道口袋阵,结果红军一个夜袭就撕开缺口。副旅长黄新死守土堡,身中数弹后仍不退。战后这位湖北汉子被部里请功,从此改名黄百韬,这个名字后来在华东战场再度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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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让徐扬眉吐气的是1932年天门一役。3月7日,官兵们踩着清晨薄雾冲进城郭,俘虏红军第144旅千余人。一名俘虏被推到徐面前,他抹着鼻涕硬气地嚷:“你们的人多枪多,可不算赢!”徐哈哈一笑,“打仗嘛,看的是成败。”可是短暂的胜利掩不住隐患:疫病、缺饷、内斗,部队里怨声载道。

8月18日,周老嘴陷落,洪湖苏区大部被拔掉。蒋介石嘉奖有加,将沔阳易名“克诚”,又划出芦花、监利一带给徐筹粮筹兵。可就在荣光顶点,暗流浮现:蒋系、桂系、中央军各怀鬼胎,徐的鄂系不过是急需时的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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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推到1934年秋。红二、红六军团在黔东会师后挥戈北上,湘鄂边一夜起风。徐源泉奉命追剿,却发现老对手判若两人:红军不仅机动,还能集中火力啃掉整建制。1935年6月的忠堡血战,红军先在陈家河断其粮道,再在板栗园堵青石官道。激战三昼夜,第41师师部和一个主力旅全军覆没,师长张振汉被俘。徐只抢出残部退到涪陵,第一次尝到溃败滋味。

失利之后,第十军被抽调西迁贵州,名义上是“休整”,实则远离湖北,削弱地方影响。抗战爆发,徐率部赶赴南京,挤在雨花台阵地,硬是从日军合围中撕开缺口西撤。他自诩“老兵不死”,却没想到更凶险的并非日军,而是同僚的算计。1938年秋,桂系进入安徽主持防务,要求各路军队统一受调。徐因私自抽走两个团回鄂东,被第五战区以扰乱军令逮捕。若非何成浚四处奔走,这位老乡恐怕已步上陈调元的后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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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军从此成了历史名词,只剩一支缩编为整41旅的架子。抗战胜利后,它被派往苏北,又在1946年宿北战役顽强突围。可仓促南撤时,船少兵多,半数人淹死于洪泽湖。1949年春,残存的官兵在上海外围抵挡解放军渡江,终因弹尽援绝而覆没。

风云散尽,徐源泉在台北住进了小公馆。老部下偶尔去望,他只絮絮叨叨回忆湖北的水网、安徽的山口、南京城头的硝烟。1960年冬,他溘然长逝。那支靠收编、倚地缘、以围剿红军而崛起的第十军,早成史册里一串淡去的番号,而它映照出的国民党军阀体系兴衰,却仍给后人提供了可细嚼的经验与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