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2月17号，内蒙古大雁镇。
娜日玛从澡堂出来，裹紧外套站在路边等车。
一辆黑色轿车滑到她面前，司机摇下车窗，笑得一脸和善——
“姑娘去哪儿，我带你。”
她犹豫了一下，拉开车门坐上副驾驶。
车开到半路，后排突然窜起一个男人，钢丝绳从后面套上她的脖子。
她挣扎，指甲把钢丝绳抠得变了形，脖子上的勒痕一道叠一道。
她在濒死的边缘摸出手机，拨出最后一通电话。
话筒里传来一阵“啊、啊”的声音，含糊、急促，像被人掐住了喉咙。
朋友以为是误触，挂了。
再打过去，关机。
几天之后，警方在镇郊一口废弃的枯井里找到了她的尸体，脖子上勒着那根钢丝绳。
凶手叫王旭东。36岁，刚放出来不到一年。
1998年因抢劫入狱，2011年1月刑满释放。
没学历、没技术、有案底，找不到正经工作，他开始跑黑车。
跑黑车来钱慢，他把狱里认识的一个叫赵书全的人叫来，两个人商量了一条更快的路——
把客人骗上车，开到偏僻处，抢完勒死抛尸。
娜日玛是他们第一个猎物。
仅仅两天后，50岁的石小丽失踪。
又过了一天，49岁的马淑芬失踪。
三个人，全是女性，全是在独自出门时消失的。
不到七万人的小镇，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女学生们白天出门都要结伴，下了晚自习一步都不敢多走。
警方一开始毫无头绪。
唯一能确定的是，这三个女人家境都很普通，失踪当天没有穿戴任何值钱的东西。
凶手不是为财，那就是无差别作案。
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可尸体会在哪儿？
镇上的人说，前几年因为开采煤矿，附近的村子都塌陷了，村民早就搬空了，那片废墟连狗都不去。
警方把整个荒村掀了个底朝天，什么都没找到。
就在准备收队的时候，一个刑警指着某个废弃民宅里的火炕说——
“这炕上的砖被人动过。”
被人搬走的不是普通砖，全是熏黑的旧砖。
谁会拿这种废砖？除非有人想在地下砌一堵不想被人看见的墙。
警方顺着这堵墙往下挖，挖到最深处，砖块砌死了一面洞壁。
拆开之后拽出一个巨大的编织袋，袋口一松，尸臭喷涌而出。
那是石小丽的尸体。
紧接着在隔壁房子里又拖出一袋，是马淑芬。
两个人都是被钢丝绳勒死的，手法一模一样。
凶手销赃的路子也暴露了。
三个死者失踪时身上都戴着首饰，尸体上全没了。
警方顺着首饰加工店一家一家查，在牙克石一家店里找到了被害人佩戴过的金饰。
老板记得那个来卖首饰的男人——中等个，偏瘦，颧骨高，说话不急不慢。
根据描述画的肖像贴出去，很快有人认出来了，是王旭东。
警察在他住处搜出了作案用的钢丝绳和死者的手机。
他没法再抵赖。
审讯的时候他交代得特别爽快，把自己怎么和赵书全联手、怎么选目标、怎么勒人、怎么抛尸，一五一十全倒了出来。
问到娜日玛，他语气很平淡，说那女的上车之后一直很紧张，想下车，赵书全直接从后面勒了她脖子。
她挣扎的时候摸出手机按了一下，他听见电话里喂了一声，就让赵书全再勒紧一点。
那通电话，他替娜日玛挂断了。
他还想拉别人下水，说还有个同伙叫徐长宝，参与了销赃。
警方找到徐长宝，那人一脸茫然，说不认识王旭东。
再审，王旭东才改口，说徐长宝是他之前想拉入伙被拒的，自己分赃的时候故意给了他一笔钱，就为了有朝一日被抓了能多拉一个垫背。
真正和他一起动手的，只有赵书全。
2012年12月，法院宣判那天，镇上很多人在法院门口等。
王旭东、赵书全被判处死刑。
一个多月后，警方在另一口深井里找到了娜日玛。
她的尸体被泡了将近一年，捞上来的时候还保持着双手握拳的姿势。
那是被勒死前最后的挣扎。
王旭东不是天生的杀人犯。
他有抢劫前科，出狱之后找不到工作，心里攒满了对社会的怨恨。
赵书全跟他是一路人。
他们用最省力的方式筛选猎物——独行女性，偏僻路段，钢丝绳。
他们的作案工具就是车里备的一截钢丝绳，路边随时可以买到，不用刀，不见血，勒完人往井里一扔，神不知鬼不觉。
如果不是有人认出了那枚被卖掉的金戒指，他们还会继续作案。
有一件很小的事一直没被写进判决书里。
娜日玛的葬礼上，她母亲蹲在棺材旁边，用手帕一遍一遍擦她的脸，说：
“我闺女最爱干净了，洗个澡都要用最香的皂。”
可那副遗体已经在井水里泡了整整一年。
那个曾站在路边等车的年轻女人，最后被人从荒村地下的砖墙后面拖出来，裹在一只脏得看不出颜色的编织袋里。
她们只是在一个寻常的下午出了一趟门，只是上了一辆车，只是接了一个没有声音的电话，只是被这个世界遗忘了。
你们觉得，当一个社会让刑满释放人员彻底失去合法生存空间时，我们是不是也在无形中把一些人逼成了恶魔？
是那个在火炕下砌墙的王旭东，真的天生就该死吗？
还是说，当一个人出狱后发现“做个好人”比“做个魔鬼”更难时，悲剧就已经注定了？
有时候，最深的恐惧不是来自钢丝绳，而是来自你以为安全的生活里，那扇随时可能为陌生人打开的车门。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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