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总爱吹嘘自己能结束战争，但看看乌克兰、加沙、伊朗和黎巴嫩，就知道他对外交的轻慢态度和对立竿见影结果的执念，究竟带来了什么。
有远见的政治家，有理想主义的谈判者，也有务实的调停人和职业外交官——当然，也有爱插手的蠢人。眼下，停火接连破裂，大批平民死亡或流离失所，而那些由唐纳德·特朗普发动、推高或承诺解决的战争仍在失控蔓延。属于哪一类，答案已经很清楚。
用棒球的话说，在乌克兰、伊朗—黎巴嫩和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三条战线，特朗普“3次出手，0次命中”。他曾夸口，只有他能促成协议、带来和平。结果，这两样他都没做到。更糟的是，他每次失手，往往都让局势进一步恶化。
19世纪外交的“英雄时代”早已成为历史。那个时代以梅特涅主导的大国均势“欧洲协调”以及本杰明·迪斯雷利在巴尔干实现的“有荣誉的和平”为代表。
但距离今天并不算太久，世界上仍有诺贝尔奖得主级别的和平斡旋者，例如联合国前秘书长科菲·安南、芬兰外交官马尔蒂·阿赫蒂萨里，以及促成北爱尔兰《耶稣受难日协议》的美国参议员乔治·米切尔，他们曾在世界各地处理棘手冲突。如今，如果人们需要德斯蒙德·图图、安德烈·萨哈罗夫或伊扎克·拉宾那样的人物，他们的继任者又在哪里？
如今，停火失败几乎成了规律。本周，黎巴嫩最新一轮停火努力宣告破产。另一些停火安排，例如伊朗的停火，则几乎每天都在被打破。苏丹甚至根本没有停火。为什么“永久战争”如今越来越难以结束？在全球冲突达到创纪录水平的背景下，缺少受尊重、立场公正的中间人，以及敢于承担政治风险的领导者，是重要原因之一。
以帮助结束波黑战争的美国外交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为例，他的能力与特朗普的业余特使史蒂夫·威特科夫和贾里德·库什纳之间的差距，几乎就像阿森纳足球俱乐部和周末公园业余球队之间的差距。
从事实层面看，特朗普的外交记录相当糟糕。他曾承诺一天内解决乌克兰战争，而如今战争已进入第五年。他公然偏向俄罗斯，对备受施压的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说，他“手里没牌”，还削减了武器供应。
但特朗普高估了自己的筹码，低估了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食言的倾向，也低估了乌克兰的韧性。在莫斯科的“谈判”中，克里姆林宫官员把轻信的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耍得团团转。令人汗颜的是，这对搭档至今还没有访问过基辅。特朗普丢了面子，也随之失去了兴趣。泽连斯基如今认为局势正在转变，因此提出停火——但按以往情况看，普京很可能会拒绝。
今年2月，特朗普对伊朗发动非法攻击，4月又宣布停火，但他的主要目标一个都没有实现，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也大体处于受阻状态。停火违规每天都在发生，通过一些身份不明的第三方进行的敷衍“和谈”毫无进展，全球经济也因此步履蹒跚。
特朗普再次低估了问题的难度，高估了赤裸裸的军事力量改变政治现实的能力，追随自己糟糕透顶的直觉，把欧洲盟友晾在一边，还徒劳地试图速战速决。现在，他面对的是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反弹中的国会和愤怒的公众。
在加沙，特朗普前不久宣布的那场“震撼世界的胜利”——当时停火达成、以色列人质获释——如今听起来分外空洞。他那份以解除哈马斯武装为核心的20点计划，很快就无疾而终。他提出的“和平委员会”和关于加沙重建的宏大设想，也缺乏可信度。现实却是，巴勒斯坦人持续承受着令人无法容忍的苦难，而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仍在扩大。
如今，特朗普的同谋、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正在黎巴嫩南部做他曾在加沙做过的事——制造一片无人地带般的荒漠，并借此阻碍美伊协议。上周，这两人还爆发了激烈争吵。
特朗普接连失败，反映出一个更大的问题。近年来，也门、缅甸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冲突地区的停火和休战安排来来去去，却始终没有带来持久解决方案。在苏丹，内战持续三年多之后，别说停止敌对行动，就连达成人道主义暂停协议都仍然遥不可及。交战各方之间根深蒂固的不信任，是一种有毒的共同因素。顽固不化，以及对“全面胜利”的零和式错误信念，同样如此。
长期无法彻底结束战争，往往还源于缺乏有组织、被认可的和平进程。人们几乎已经忘记，曾经有一段时间，获得授权的联合国特使会与所有各方接触，建立工作组，并提出分阶段建立互信的措施和时间表。也曾有很长一段时期，美国国务卿——例如亨利·基辛格、沃伦·克里斯托弗和约翰·克里——会为追求和平而积极展开穿梭外交。
相比之下，如今的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一个圆滑、野心勃勃、又不受原则困扰的人——却置身事外，在老板犯错时一味附和。美国方面把真主党排除在和谈之外，结果真主党拒绝了最新的黎巴嫩停火安排。对此，似乎只有特朗普和鲁比奥感到意外。
现代冲突顽固、难解的性质，也映照出当今世界的样子。在一个缺乏共同规则的全球秩序中，大国和非国家行为体都蔑视国际法和国际法院，战争与和平也因此愈发无序。对于那些一心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又毫无顾忌的政权来说，没有任何协议是不可打破的，也没有任何可耻的违约行为羞于承认。没有规则，和平协议最终就无法得到执行。
制度的脆弱，又被政客的贪婪和平庸进一步放大。软实力工具、对话、逻辑与说服、道德要求和历史背景，都被贬低和轻视。压倒性的武力、立刻见效的结果，以及足以撼动市场的口号式表态，反而被放在优先位置。在这片毫无诗意的荒原上，“长期”成了陌生概念，真相与正义也像是无从追寻。甚至连“和平”都成了相对概念：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一位好战的美国总统，轰炸过多个国家，却还能用《一九八四》式的双重话语宣称自己配得上诺贝尔和平奖。
围绕停火没完没了、徒劳无功的争吵，掩盖了冲突给普通人造成的可怕影响，也掩盖了停止暴力最迫切的人道理由。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据报该国境内至少已有3468人死亡，26500人受伤，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比如，外界的注意力已经从2月28日米纳卜小学轰炸事件上被转移开来。那起事件至今仍未查清，据称美军当时炸死了100多名儿童。如果全面战斗再次爆发，只会出现更多暴行和更多本可避免的苦难。
整个中东地区的平民伤亡仍在持续上升。在黎巴嫩，尽管此前已有一次失败的停火，仍有数千人丧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供了5月最后一周的一组数据：据其报告，共有77名儿童死亡或受伤。这样的悲剧，让人想起加沙战争最激烈时期大量婴幼儿和儿童死亡的恐怖景象。
这77个数字提醒人们，停火谈判不是政客自我吹嘘的表演，也不是社交媒体上的消遣节目——尽管特朗普每天的评论似乎正把它们变成这样——而是关乎生死的紧迫问题。
这些战争，最终都不可能靠军事力量结束。问题不在于谁拥有更大的炸弹，也不在于谁能宣布一场站不住脚的胜利，特朗普先生。问题在于人的生命。历史一再表明，真正打开和平之门的，始终是外交——职业化、积极、娴熟且训练有素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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