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长期以来的经验表明,丰产很少与高质量成正比,两者之间往往近乎成反比。对作家、艺术家或研究者而言,既保持高产,又维持最高水准的精细打磨,并不容易。
不过,当代思想界也有一些例外,埃德加·莫兰、雷吉斯·德布雷和马塞尔·戈谢或许是其中最突出的代表。而莫兰更可贵之处在于,除此之外,他也许还是最后一批真正称得上“一人即一国”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在一个人的身上,汇聚起一整群彼此呼应、彼此协调的研究者与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
我至今记得,自己与莫兰的相识始于1982年秋天。那时我读到《时代精神》中的一章,反复重读多次。其中有一句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里:他说,媒介社会学是美国社会学中最有趣、也最活跃的分支。
在我看来,“复杂思想哲学家”这一称谓更重要,也更能长久流传。莫兰渴望理解一切,他又以一种自学者的姿态反抗学院传统,不断穿梭于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古生物学等多个领域。正是这些禀赋,使他具备了完成这一思想开拓所需的工具,最终形成了“复杂思想”的哲学。
这一思想最重要的体现,是他耗费30年完成的《方法》系列。该系列第一卷出版于1977年,第六卷也是最后一卷出版于2004年。他以“方法”为题,既是在呼应,也是在反驳笛卡尔的《方法论》。笛卡尔的方法建立在“清楚而分明的观念”之上,因为在他那里,真理等同于清晰与区分,也就是说,真理存在于对事物的简化,以及将其与周边环境剥离,以避免混淆。
而莫兰则主张,应当努力把握现实的全部构成、复杂性,以及光明与阴影的交织。换言之,思想若要重新连接那些四散分离的事物,就必须正视矛盾。因为从生命科学、物理学到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都已表明,矛盾正是现实的内核,是现实织体中如经纬一般不可分割的部分。
莫兰最鲜明的特点,在于他始终以极大的稳定性和热情,把思想关怀与进步立场结合在一起。也正因如此,他并未躲过“反犹主义”的指控——尽管他本人是犹太人,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权利,是反抗纳粹占领的左翼抵抗者,也是一个把法国视为“父亲的祖国”、把地中海视为“母亲的祖国”的世界公民。
2007年,我有机会在巴黎的家中采访埃德加·莫兰。那时他86岁,却依然敏锐,思想魅力不减。他以自然而热情的方式接待我,谦逊而真诚。无论是电视拍摄前后我们之间的友好交谈,还是正式访谈本身,都同样令人愉悦,也同样富于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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