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4月6日清晨，横滨港雾气未散，一艘排水量三万多吨的“比睿”号战列巡洋舰缓缓靠岸。扶梯刚放下，一位身着紫色龙袍、神情局促的年轻皇帝站在甲板边，他就是被日本人捧为“满洲国皇帝”的爱新觉罗·溥仪。
追溯到1908年，溥仪3岁登基，稀里糊涂当了皇帝；1912年被迫退位后仍居紫禁城；1924年又被冯玉祥轰出宫门，辗转落脚天津。那段日子看似潇洒，其实每天都在算计怎样重夺江山。关东军正好抓住这种心理，1931年9.18事变后把溥仪秘密接到东北，包装成“执政”，再升级为“皇帝”，外界只看到龙旗招展，却不知道大政方针全在日本人会议室里决定。
1934年6月，裕仁派亲弟秩父宫雍仁来长春祝贺登基。雍仁亲王杯酒言欢，一句“陛下若有暇，可来东京一叙”把溥仪听得心潮澎湃。可事实是，日本朝野并无此计划，提出邀请的正是急于自我漂白的关东军。为了这场表演，东京专门成立14人“接待委员会”，连舰队都挑了门面担当的“比睿”号，可见用意。
溥仪4月2日从长春出发，沿途车站人山人海，举旗呐喊，都是关东军事先通知地方警备队“务必热闹”。他心里明白却又自欺，想着若真能得到裕仁首肯，也许能摆脱关东军牵线。随行老臣郑孝胥悄声劝诫：“陛下，防人之心不可无。”溥仪只是苦笑。
横滨登陆后场面更大。裕仁破例在东京车站迎接，两人并肩检阅骑兵。日本报纸第二天头版通栏标题：“东方两帝相会，千古未有。”镜头里，溥仪高举手杖，似乎重回大清朝会。外人看是风光，内行知是傀儡秀。
当天下午，溥仪住进赤坂离宫。傍晚，宫中设宴，桌上摆满长崎海参、神户和牛，都是“对外宣传专用菜单”。席间，裕仁谈及樱花盛放，溥仪顺势奉承：“樱花之艳，正如天皇仁德。”场面一片温情。可宴会一散，日本外务次官递上早已起草好的演说稿，连停顿处都标好。溥仪翻了翻，无奈签字。
4月10日告别东京。秩父宫送至港口，军乐齐鸣，礼炮连响。就在折腰鞠躬那一刻，溥仪泪水划过面颊。日本随员诧异，溥仪低声解释：“归国在即，感怀良多。”真实原因却很复杂：他看清自己不过是日本对外宣传的道具，同时又担心回到长春后关东军秋后算账，悲喜交加，情绪失控。
返程中，“比睿”号甲板空旷。夜色里，溥仪写下那首七绝：“万里雄航破飞涛，碧苍一色天地交。此行岂仅览山水，两国申盟日月昭。”句子豪气，心里却是凉的。因为电报早已传来：关东军要求他发表《回銮训民诏书》，内容全是歌颂“日满亲善”。他只能照办。
此后形势急转。1940年5月，日本让溥仪再去东京迎“天照大神”神像。与第一次不同，他面如土色，全程沉默。抵日第三天，有随员听见他喃喃：“我若真是皇帝，怎会连祭祖都要偷偷摸摸？”话音极轻，却透露了绝望。
1941年，溥仪试图通过萨尔瓦多公使馆逃往第三国，被卫队中的日本线人告发。关东军立刻削减他的卫兵，宫内财宝也被征用。东北民众则在战争重压下苦不堪言，溥仪从宦官口中得知，才意识到“皇帝梦”换来的不过是同胞血泪。
1945年8月9日，苏军跨过乌苏里江。关东军溃散，溥仪在长春机场匆忙登机，企图南逃。飞机还没起飞就被红军俘获。面对审讯，他指着额头说：“日本骗我十三年，罪有应得。”随后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揭露关东军暴行，成了控诉者而非遮羞布。
1950年被押回抚顺时，溥仪才39岁，却须发斑白。他在劳动改造中学会种菜、缝衣，还得自学拼音。1959年获特赦，改当普通公民，后任全国政协委员，协助整理清史和伪满档案。昔日皇帝，终于明白什么叫“国家”和“人民”。
与之相对，裕仁天皇在东京战败之际宣布“终战诏书”，保住了御座。麦克阿瑟看重皇室对日本社会的号召力，拒绝让他走上被告席。1989年，87岁的裕仁病逝，终生未受法律追究。
溥仪离开横滨时的那滴泪，既有对个人命运的哀叹，也是一种预感。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将被更大的风暴裹挟，却无力改变方向。历史把这两位帝王推到同一幅画卷：一个被改造为平民，一个侥幸逃脱审判。兴衰成败，尽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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