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肃省酒泉市瓜州县锁阳城镇常乐村的黄土戈壁间，一座残高8—12米、周长近800米的夯土古城静静矗立，这便是被列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破城子遗址。作为汉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军事重镇与行政中心，它不仅是夯土城墙、马面角墩的物理遗存，更承载着两千年间边塞烽火、商旅往来、郡县兴废的鲜活历史，每一块陶片都闪烁着丝路文明的星光。
一
破城子遗址的历史可追溯至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武帝为经营西域，于敦煌郡下设广至、渊泉、冥安等六县，破城子即为广至县治所在。城址呈长方形，南北长250米、东西宽145米，四角筑有角墩，四周设马面二十余座，西、北两门均筑瓮城，城外环绕深壕，形成“城-壕-弩台”三级防御体系。东汉名宦盖熏便出生于此，据《后汉书》记载，盖熏“少习弓马，晓兵法”，曾任广至县吏，后因功擢升汉阳太守，其“治郡严而不苛”的政绩被载入史册。
魏晋以降，破城子历经多次行政变革。魏文帝分广至置宜禾县，西凉李暠又于此设凉兴郡；至隋炀帝大业年间，改置常乐镇，唐武德五年（622年）正式升格为常乐县，隶瓜州晋昌郡。《元和郡县志》载：“常乐本汉广至县，隋置常乐镇，武德五年改县”，其地望“东去瓜州城五十里”，恰与破城子遗址位置吻合。唐代常乐县是丝路北道的重要节点，城址东墙外发现的唐代墓葬中，出土了开元通宝、三彩陶俑、胡人牵马俑等文物，印证了丝路商旅的频繁往来。城内西北角墩发现的“常乐县印”铜印，更直接证明了唐代县治的行政功能。
破城子遗址的建筑特色充分体现了汉唐时期军事防御与行政中心的融合。城墙为夯土版筑，底宽4.5-6米，顶宽3.2米，高4.8米-7.5米，总面积36261.82平方米。四周墙垣均有马面，四角筑有角墩，开北门，门外有城。东、南、西墙保存较好，东北角墩立测绘坐标。城南、城西分别有三处弩台，还筑有两处小城堡，构成警戒前哨。城内则分布着官署、民居、市肆的夯土建筑基址，出土的绳纹陶瓮、五铢钱、铜箭头等文物，印证了汉代戍卒屯田、商旅往来的繁荣景象。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城址内发现的汉代砖室墓中，曾出土刻有“广至侯家”铭文的陶灶，暗示着汉代封爵贵族的家族墓地，为研究汉代爵制提供了实物证据。此外，城内还散见有灰陶片、红陶片、花砖、房屋建筑遗迹等，东墙外有汉代砖室墓，出土绳纹大陶瓮、水波纹陶罐、陶瓶、背壶、明器陶灶、陶纺轮、五铢钱、铜箭头等文物，展现了汉代戍卒屯田、商旅往来的繁荣景象。
二
破城子遗址的文化价值不仅在于其建筑特色和历史沿革，更在于其作为丝路文明的历史见证。作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古城遗址，它承载着两千年间边塞烽火、商旅往来、郡县兴废的鲜活历史。城址内出土的文物，如绳纹陶瓮、五铢钱、铜箭头、开元通宝、三彩陶俑、胡人牵马俑等，不仅展示了汉代戍卒屯田、商旅往来的繁荣景象，也反映了丝路商旅的频繁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融合。
此外，破城子遗址还见证了汉唐时期边疆治理的实物见证。从汉代的广至县到唐代的常乐县，破城子始终是丝路北道的重要节点，其行政功能的演变和军事防御的完善，都体现了汉唐时期对西域的经营和治理。同时，破城子遗址也见证了丝路文化交流的生动注脚。城内出土的胡人牵马俑、三彩陶俑等文物，反映了丝路商旅的频繁往来和文化的交流融合，展现了汉唐时期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
破城子遗址的保护历程充满了曲折与希望。宋以后，破城子逐渐衰落，西夏在城西修筑小城堡，元代废弃，明代仅存“破城子”的俗称。至清雍正年间，城垣因风沙侵蚀仅存三面残墙，城内被流沙覆盖，形成三道沙梁。然而，随着考古工作的深入和保护意识的提高，破城子遗址逐渐得到了有效的保护。
1982年，破城子遗址被甘肃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第一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5月25日，破城子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文物保护的重视和投入的增加，破城子遗址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2019年至2020年，在国家文物局支持下，破城子遗址保护维修工程（一期）实施，完成了东墙、北墙、北墙瓮城、东北角墩等7个单体的保护修缮工作。2022年，破城子遗址保护维修工程（二期）方案再获国家文物局批复，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技术服务中心于2024年3月中标后迅速组织施工，采用夯筑支顶、裂隙注浆、玻璃纤维锚杆锚固等技术进行修复。经过多年系统整治，破城子遗址本体的病害已基本消除，结构稳定性与整体风貌得到有效提升。
（来源：视听甘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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