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12日拂晓，洛阳至渑池的绿皮火车缓缓进站。人群散去后，一个背微驼、鬓发灰白的中年人站在月台边，久久不肯离去。他把草绿色行李袋重新扛上肩头，小心翼翼地走向通往县城西北的小路，脚步一步深一步浅，像是在丈量往昔。
天亮时，他已站在故村口。梨花刚落，老井旁的槐树却又抽了新芽，眼前景物既熟悉又陌生。他紧了紧褪色的呢大衣，抬眼望见自家屋檐下那盏灰陶灯还是当年的模样。门扉斑驳，他抬手敲了敲，木门吱呀半掩，露出一张苍老却仍坚毅的面庞。
“找哪位？”老太太用乡音发问。男人迟疑片刻，张了张嘴，竟然先说出一句带着台湾腔调的“阿婆”。随即，他低下头，用儿时那股劲喊出一句：“娘，我回来了。”老太太抖了一下，伸手摸他的脸，手指一路颤到下巴——那道小时候爬树留下的疤还在。她泪水夺眶：“你不是……牺牲了吗？”
房梁上挂着擦得锃亮的烈属牌，旁边一张黑白遗像正是他十三岁时的模样。原来，1953年镇政府送来烈士证明，说“肖成群牺牲在朝鲜某高地”。此后整整36年，家里逢年过节都在那张遗像前点灯焚香。
老人搀他进屋，柴火正旺，炕桌上热粥冒着雾气。她连声问：“这些年你哪儿去了？咋这模样？”男人脱下外套，露出斑驳伤痕，沉默片刻，像翻箱倒柜般整理记忆。
1945年日本投降，渑池仍是兵匪杂处。那年他十三，刚到肩头的半截步枪被部队改装给了他。乡亲们喊他“毛孩子也参战啦”。放哨、跑腿、抄写标语，他一样也不落。16岁那年随部队攻打洛阳时，他已是尖刀连通讯兵，跑得快、枪法准，被首长当成了“孩子头”。
1948年春，司令部在寨山口遇袭。为了掩护首长突围，他带着三名战友顶在山腰，用两挺歪把子拖住了敌军主力。子弹打光后，炸药包也投完了，他被活捉。带队的国军军官看他年轻，想收编补充兵力。对峙时，军官喝问：“说出你们的退路，保你一命！”他咬牙不语，只是盯着对方。军官冷笑：“有骨气，留下用用。”
随后几年，他被裹进国军残部，人前装老实，人后暗中联络地下党，两次策动逃跑俱未成功，换来皮鞭和老虎凳。1949年冬，平津战役打响，国军溃败，他趁乱混入解放军阵地，自证身份，重归队列。
朝鲜战火蔓延时，他刚刚升任副排长，本已在申请探亲。炮声替他做了决定：随105团越过鸭绿江。极寒严冬，脚上麻鞋走山地，白雪映得天际发亮。上甘岭、三所里、金城战役，他一次次冲锋，扛机枪、扔手榴弹。1952年7月，夜袭某无名高地，他被爆炸震飞，昏迷前只记得左臂剧痛。
醒来已在美军野战医院。肩胛枪伤、股骨贯通，敌军误认他是干部，连夜空运后方。“开口吧，你们的兵力在哪？”美军军官用蹩脚的中文逼问。他沉默，只抬眼冷望。两个月后，被归为“顽固拒供战俘”转送釜山，再漂洋过海押到台湾。
1950年代初的宝岛，蒋介石忙着重整残军。俘虏被当作补丁，全部编入所谓“反共复国军”。操场上一列列新兵，军官拿皮鞭抽打着吼：“要报仇，就练！”他故意动作迟缓，时常把步枪拆了又装，却生生装不回去，让班长发火。暗地里，他与几名志同道合的老战俘互通大陆信息，盼着某天能“回家磕头”。可密谋走线屡次被截，三名同伴就此失踪，他被关禁闭半月，险些丧命。
1961年，他以“腿伤难愈”为名退伍。身份敏感，工作只能靠苦力，他卖过油条，也在台北街头给人修水管。夜深人静时，常把破旧军帽展开，轻抚那颗洗得发白的红星。有人笑他痴，他却说：“总有一天得回去报平安。”
1988年11月，两岸探亲政策突破，消息像春雷传遍岛内。可他的申请卡在“曾为志愿军战俘”这一栏，三番五次被驳回。又写，又等，又跑门口排长队。四个月后，电话响起：“可以去了，但必须限定三十天。”他应声：“行。”
机票、船票、火车票，层层接力，最终换来站在家门口的这一刻。母子相拥而泣，邻居们听说“烈士”回来了，纷纷围过来，有人掐胳膊，“真肉哩！”有人掉泪，喊他“英烈还阳”。村里大喇叭传来广播，县里民政干部赶来核实，得知真相后叹息：“烈士证要撤，可荣誉得保。”老母亲只管给儿子添饭，连连说：“啥都好，只要人活着。”
两周后，肖成群走进县烈士陵园，亲手将刻着自己名字的石碑轻轻抹去青苔。他站了很久，低声道：“战友们，我回来了，可你们还在那座山头。”风吹过松林，铜号似远似近，他抹了把眼角，转身踏上归家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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