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六年，南京街头出过一桩事。
当朝丞相胡惟庸的儿子坐马车在闹市飞驰，翻了，人当场就没了。胡惟庸悲愤之下，没报官，没走任何程序，直接让人把驾车的车夫活活打死了。
消息传到宫里，朱元璋撂了四个字：杀人偿命。
谁承想，就这四个字，把中国延续了一千五百年的丞相制度给撞塌了。
说胡惟庸跋扈，那是后来的事。他刚跟朱元璋那会儿，也就是宁国县一个小主簿，人谨慎，事也办得利索。洪武三年李善长推荐他进了中书省，六年后升右丞相，十年坐上了左丞相的位子——百官之首。七年，从一个中层干部到帝国二把手，这升迁速度放今天就是坐火箭。
权力来得太快，人就容易飘。
当时中书省权力大到什么地步呢？全国奏章先过他手，他觉得合适才往上报，不合适直接压了——朱元璋压根看不见。官员任免，生杀予夺，他常常自己就定了。地方官进京，头一件事不是去吏部，是去丞相府送礼递帖子。谁敢不去，仕途基本到头了。
你想想，每天睁眼看见的全是点头哈腰的脸，每句话都有人无条件附和。在这种环境里泡久了，人会生出一种幻觉：我就是规矩。
所以儿子被马车轧死了，胡惟庸第一反应不是找法律，是直接动私刑。在他的账本里，丞相儿子的命是金子，车夫的命是泥。用泥换金子，他觉得这已经够"公平"了。
他甚至觉得自己给车夫家属赔点钱，这事就了了。历朝历代，权贵杀人赔钱了事，不都这么过来的吗？
但朱元璋不干。
他撂下话：杀人者死。
胡惟庸懵了。他死活想不通皇帝怎么会为了一个车夫跟他这个丞相过不去。
其实他不懂。朱元璋不是给车夫讨公道，是给自己立规矩。
别忘了朱元璋什么出身。放过牛，要过饭，当过和尚，是实打实从泥里爬出来的皇帝。元朝末年那些权贵怎么鱼肉百姓的，他亲眼见过，刻在骨头里。他建立大明，就是要告诉所有人：在这片天下，法律面前不讲贵贱。丞相杀了人，一样得偿命。
但这只是明面上。更深一层，朱元璋早就看丞相制度不顺眼了。
洪武十一年，距杀车夫事件还有五年，他就下过令：以后臣子上奏，不许"关白"中书省。"关白"就是给皇帝送奏章的同时也得给丞相一份，等于丞相和皇帝共享信息知情权。朱元璋砍断这根线，就是要让丞相没法一手遮天。
胡惟庸没当回事。该怎样还怎样。
最离谱的一次，占城国（今天越南中部）派使臣来朝贡，这么重要的外交事件，胡惟庸和右丞相汪广洋愣是瞒着没报。后来还是有个太监碰巧撞见使臣，朱元璋才知道。外交大权是皇权的命根子，丞相敢瞒着皇帝处理——这已经不是越权，是在架空皇帝。
朱元璋当时没发作。他在等。
后来的事大家都知道。洪武十二年底，汪广洋以"欺君罔上"被杀。第二年正月，御史涂节上书告胡惟庸谋反，朱元璋当天就拿人、审讯、处死，一气呵成。
胡惟庸死了不算完。朱元璋紧接着发诏书，把中书省和丞相制度一起废了，权力分给六部，尚书直接对他负责。还怕后世子孙搞复辟，特地把这条写进《皇明祖训》——以后谁要是敢提议恢复丞相，凌迟，全家处死。
就这样，从秦朝起运行了一千五百年的丞相制，因为一个连名字都没留下的车夫，终结了。
很多史学家认为，胡惟庸的谋反罪名是罗织的。吴晗在《胡惟庸党案考》里说得明白，那些罪名基本都是事后拼凑。胡惟庸真要谋反，会因为朱元璋一句"杀人偿命"就慌到造反？逻辑不通。
真相很简单。胡惟庸必须死，不是因为他谋反，是因为他是丞相。
朱元璋是亲眼看过元朝怎么亡的。元朝那会儿，丞相能废立皇帝，权臣专权把国家弄得乌烟瘴气。他绝不让大明走这条路。但废掉一个一千五百年的制度，需要理由，需要一个足够让人闭嘴的理由。胡惟庸正好送上了这个理由。
朱元璋玩的是一手欲擒故纵。他早就看胡惟庸不顺眼了，但一直忍着，甚至不停给他加官进爵，让他膨胀，让他把所有坏事做绝，让满朝文武都看见丞相制度能养出什么怪物。等火候到了，一刀切。
那个被胡惟庸打死的车夫，史书里没留下名字，也没人知道他家人后来什么样。他就是历史长河里的一粒灰。
但这粒灰偏偏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废除丞相的后果很直接：皇帝一个人扛所有事。有人统计过，洪武十七年有八天，朱元璋处理了一千六百六十件奏章，平均一天两百多件。就算他一天干十二个钟头，三分钟就得处理一件。朱元璋扛得住，子孙不行。于是内阁出现了，后来内阁大学士变成了事实上的宰相，但和以前的丞相有个本质区别——他们只是皇帝的秘书，没有独立官署，没有直属部下，权力全靠皇帝信任。皇帝一句话，再牛的首辅也瞬间垮台。
严嵩、张居正，权倾一时，但始终没翻出皇权的五指山。
胡惟庸到死大概都没想明白，他怎么因为一个车夫，不光赔上自己的命，还把一千五百年的丞相制度也搭进去了。
他到死大概也没想明白一件事——权力不是为所欲为的通行证，法律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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