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61岁的开国元帅，自抗战时期便落下病根。1938年他在延安查出肾部疾患，延误不得，只能奔赴莫斯科手术。幸运的是手术成功，遗憾的是病依旧埋下伏笔。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军委副主席，日夜伏案，会议连轴转，胃炎、高血压、肾功能减退轮番袭来。
1956年底，身体终究撑不住。他给中央写了一封整整六页的报告，行文平直，没有一句抱怨，只有一句请求：辞去总政治部主任，专心治病。毛主席看完后在扉页批了七个字：“同意休养，好好治病。”批示虽短，却透出惦念。
休养不到两年，罗荣桓又接到成都开会通知。他明知舟车劳顿，却仍按时到场，只因“脱离一线，心里不踏实”。毛主席得讯后嘱咐：“可随时退席，千万别逞强。”罗荣桓点头应下，依旧每天拄着拐杖去会场，撑得住就听，撑不住就回小院翻文件。
4月上旬的一天上午，会议暂歇。毛主席带两名警卫临时起意：“去看看罗帅。”车子驶过浣花溪，拐进深巷时已近午时，巷子静得只能听见雨滴打瓦的清脆声。小院木门半掩，青苔爬满台阶。
毛主席推门而入，罗荣桓正扶着桂花树舒展肩背。他抬头见来人，忙迎上前，笑意很淡，却真诚。院中忽而“叽叽喳喳”，几十只麻雀从屋檐扑棱而起，又落在石榴枝头，羽毛抖得一地水珠。
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开展除四害运动，麻雀首当其冲，城里孩子拿弹弓到处驱赶。这群鸟儿跑到罗帅院里，像找到了“中立区”。毛主席抬眼细看，故作夸张：“嘿，小精灵都躲到你这儿赴会，比我们当年下井冈山强，起码天上有顶棚。”一句玩笑，把院里空气撑得宽松许多。
罗荣桓低声回了一句：“它们知道我暂时不当‘政委’了，才敢来报道。”二人相视而笑，旧日烽火中的同生共死，刹那涌上心头。警卫员悄悄退出院门，将空间留给两位老战友。
寒暄毕，毛主席把装着资料的公文袋递过去：“文件随后看，不急。身子骨要紧。”罗荣桓接过，却不自觉翻开第一页，习惯性地取出铅笔做批注。毛主席叹了口气，没有再拦，只嘱他午睡不可省。
麻雀在树枝上蹦跳，雨停后阳光透过云隙，碎金般洒落。罗荣桓坐在藤椅上，看着鸟群在檐下觅食，不时轻声咳嗽。毛主席起身告辞前又补了一句：“记住，别和麻雀一起熬夜。”罗帅点头，可那双写过无数朱批的手依旧在桌上摩挲文件。
成都会议闭幕后，罗荣桓返回北京。有人记得，他在火车上仍然批改军队教育大纲，一页未落。医生摇头，他却说：“躺下也要了解情况，否则更难受。”
1960年，病情急转。高血压飙到240毫米汞柱，肾衰竭指数反复上升。中央批准他去青岛疗养院静养，他却三天两头让秘书把部队简报快递过来。一次，军医硬性扣留文件，他竟撑着病体下楼，气得医护无言。
晚年，他把钓鱼和太极当成康复项目。黄昏湖边，他站桅杆样直，抛竿的姿势仍严整；拂晓练拳，动作慢到近乎静止，却每一势都到位。有一次旁人问：“您还想回前线吗？”他抬眼，淡淡一句：“军人离不了战位，哪怕战位在病房。”
1963年12月16日凌晨，罗荣桓病逝于北京，终年61岁。病榻边堆着厚厚一摞军报，最上面那份卷角处写着他最后留下的批注：“部队训练，不可一日松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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