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茂伟 （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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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历史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当代国家与社会服务。然而，当前的历史研究往往局限于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而忽视了对当代国情的探讨，未能参与未来发展趋势的讨论，也未能介入当下的国家治理实践。同样，史学理论研究也较少涉足当代史学实践和当代人生史的研究。这种状况导致历史研究与史学理论研究均与当前国家与社会的需求脱节，无法产生直接的实际效用。

近十年来，笔者一直强调历史理论与历史记录的二分法，提出生活世界、大脑世界与文本世界的三分法，并倡导从国家大历史向公众小历史的转型。历史研究与历史记录的风格迥异：历史研究是问题分析式的，而历史记录则是主体记录式的，以当代人与事、组织为主体，进行系统的专题个案研究与记录。进入以人民为中心的时代，历史学应实现从国家本位向公众本位的转型，从文献导向向记忆导向的转型。历史的时空跨度极长，最远的与最近的均可称为历史，凡过去式的事物皆为历史，按时段可分为新闻与旧闻。历史学主要关注旧闻，而公众历史记录则重点关注百年内的人与事。历史学能否直接服务现实社会与当代人？答案是肯定的，公众史学的兴起为此提供了可能。历史学是一门“变废为宝”的学科。大脑记忆是人人拥有、人人使用却往往被丢弃的“废品”，而历史学工作者通过搜集这些记忆，编纂成书，便将其转化为宝贵的历史文献。公众史学的出现，使历史学的种类更加丰富，涵盖历史记录、历史研究，以及高端、中端、低端的不同层次，形成了更为完整的学科生态。参与历史记录与研究的人员不仅限于专家，更多业余爱好者也可参与其中。书写与研究的对象不再局限于国家大事与大人物，而是逐渐下沉，涵盖更多的中小人物与中小事件，甚至可以是我们的祖辈、父辈。通过引入田野调查的概念，公众史学走入人民中间，建立了一门更具实践性的当代历史学科。

历史记录理论研究必须关注生活世界中人类大脑记忆的特点。以人为本的研究方式往往停留在过往记忆中，以当事人大脑记忆为核心。与自己交集多的人，记忆也更为丰富；反之，记忆则较少，这便是熟人间的交往记忆。文献记忆则更多体现为集体记忆或整体记忆，能够将不同个体的记忆汇集起来，再现集体或群体的历史。个人记忆是个案性的，与人交往的记忆也是单向的。个人记忆既可以成为个案性历史作品，也可以融入群体性或集体性作品中。生活世界的大脑记忆虽然是个案性的，但通过文本的整理，可以将同一圈层内的个体记忆汇集起来，形成集体或群体记忆。

面对文献研究与面对活人研究，与死人对话和与活人对话，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知识生产方式。与文献对话，实际上是与死人对话，是一种单向的解读。而活人则是有思想、有个人话语体系的主体。口述史采访是研究人员与当事人的双向直接研究，这种双向对话过程是一种认知增殖的过程。口述史通过记忆的碰撞实现知识的增殖，人际交流的不断深入能够提升认知水平。将当代人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一项重要任务。从更广阔的视野来看，这标志着当代公众史研究的开辟，更多的当代人被纳入研究视野。只有成为研究对象，他人才会关注，才会搜集相关的大脑记忆与文献，提炼出有意义的故事。这是对当代人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历史记录对象的下沉与民主化，意味着每个人都有资格成为记录对象，每个人都有机会入史。如此一来，人人拥有了自己的历史话语权。让当事人参与历史记录，解决了历史再现中的生产过程问题。

人们阅读学术作品时，往往只看到文本的结果，而忽略了文本生产的复杂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科学训练的关键环节，也是培养历史知识生产型人才的核心。若没有这种知识生产过程的教育，本科生与研究生难以真正入门并成才。因为我们要培养的是历史知识的生产者，而非历史知识消费者。不了解前人作品的生产规律，如何能够掌握并进入这一领域？口述史采访的重点在于生产过程，将可见的场景记录下来，即某某作品的诞生记。

时空大小的不同影响着认知与建构方式。社会的时空概念可以是小时空、中时空或大时空。宋代理学家提出的“身-家-国-天”人群空间圈，至今仍具参考价值。身是最小圈，天是最大圈，今日可理解为国际。人直接的活动圈是人际小圈，但受家、国、天等大圈的影响。大、中、小的划分是相对的，没有明确的界限。不同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时空观也不同。时空大小不同，信息点的多少与颗粒度的大小也不同。层次越低，越接地气，人与事越少，信息更为直接。颗粒度大表示宏观、概括；颗粒度小表示微观、注重细节。层次越低，视野越窄，关注的人与事越小，掌握的信息量越大，颗粒度越小。直接的微观层面的“三亲”(亲历、亲见、亲闻)信息，因其微观与直接，认知也更为到位。相反，随着层次的提升，时空范围扩大，关注面变宽，所涉及的人与事增多，个体信息不足，微观偏差也会增大。层次越高，视野越宽，认知的颗粒度越大。当代社会的主体众多，以主体为单位，会出现“书不胜书”的现象，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关注当代社会历史文化建设是当下的重要任务。口述史的意义应从社会层面来思考，而不仅限于历史文本生产层面。这是对老人的人文关怀，他们在职时有话语权，退休后声音逐渐边缘化。口述历史文本化可以让这些边缘化的退休人员再度发声，并且永远发声。口述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口语更为形象生动。例如，宁波市委原书记葛洪升回忆宁大开学时说：“宁大开学，一定要漂漂亮亮、正正规规地开学，而不能披头散发。”[1]这种生动的语言源于实际生活经验，而办公室人员写的文章虽然工整，却缺乏生活经验的体悟，显得乏味。群众的语言之所以有灵性，是因为他们有实际生活与工作经验，对现象的概括更为到位，语言更为鲜活。而“笔杆子”缺乏生活经验，写出的文字往往显得官僚化。口述史理论研究应关注这些现象，探讨口语与书面语的表达习惯问题。例如，是保持口述的自然模式，还是进行修订？这涉及不同的理念。习惯书面语的读书人往往难以接受口语的粗陋，而认同口语表达的人则更倾向于保留自然声音。又如，采访主题是由他人设定还是由受访者自己决定？受访者若知道采访者有特定目标，往往会按照大纲回答；而强势或主观的受访者则会按自己的意愿讲话。这两种风格代表了不同的主体旨意，前者是采访者的旨意，后者是受访者的旨意。两者并非完全对立，可以兼顾。可以先抛话题，让对方按自己的顺序讲述，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有目标的追问。关键在于让当事人开口说话，采访是诱导性的，话题应基于当事人的往事设计。

口述史有助于确立以人为本的公众史学观念。我们习惯于通过文献研究“死的历史”，而不太习惯通过大脑记忆直接研究“活的历史”。口述史的出现使研究者能够以人为本，研究当代活人记忆中的各类过往历史。除了研究者的需求，口述史的动力也来自各行各业，他们有保存自我历史的需求，因此会编纂各类口述史。例如，浙江省某位高招办退休老师告诉笔者，他们正在制作全国高招办同行的口述史，每人15分钟左右的视频版本，下一步计划由专业人员制作。这说明口述史有市场需求，可以通过行业学会等组织进行操作。同行互相介绍，找人方便，采访效率更高。这是当代人对前人的肯定，是一种主动的行为，留下记忆以再现过往。个体力量有限，群体力量则更为强大。专题口述史可以将同类人纳入，形成群体口述史，力量更大。公众专题史突出以人为本的意识，是去中心化的。从历史学角度看，它是小人物的历史；从社会学角度看，它是一群人的生活方式，值得深入研究。当代公众史的最佳模式是口述史，个体口述成为微观史，更符合生活世界的面貌，同时也方便后人的综合研究。以人为本是中国史学可以大展拳脚的地方。

当代永远是历史发展的最新时段，是没有文献覆盖、需要文献来托底的时代。生活世界瞬息万变，只有文本世界才能承载生活世界的往事，因此称为“托底活动”。普通人多没有历史档案，少有文献记录。口述史通过大脑记忆成史，而人的记忆多不出百年。与自己相关的直接记忆更为深刻，而与自己关联度不大的记忆则多不出二三十年。当代人众多，必须人人参与。为什么要让当事人参与进来？一是可以搜集到细节或完整的流程，细节与直接动因存在于当事人大脑记忆中；二是人是网络中的人，可以将不同的人串联起来。走进图书馆，可以发现分门别类的文献，分工极为细致。有了口述史，可以将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活动通过人串联起来。没有人的联结点，各领域便是互相切割的条块关系。

口述史是第一人称的历史研究。当事人写作与外行写作完全不同。讲述同样的事，当事人与局外人的观察效果会不同，因为彼此所处环境不同。当事人是生活世界的局中人，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细节性更强，能够根据记忆进行分析与写作，内在逻辑更为清晰。而局外人只能根据有限的文本信息进行推理分析。记忆与文本的不同，决定了信息来源与表达方式的差异。研究训练需要经历从凭大脑思考到凭文献写作的转型。生活世界的人习惯于依靠直接记忆信息说话与写作，而学者则依赖于文献，需要掌握专题文献并穷尽文献，观点是自己的，证据是他人的，且必须有明确的文献记录。学者的整体思维与普通人的局部思维不可同日而语。从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转型可以培养人的历史意识。当代多数的大学历史教学是不完整的，学生虽然了解了古今中外的大历史知识，但未能培养出历史意识，也未能训练出书写自己及身边人历史的能力。

当代中国史学理论思考的核心对象应是当代中国历史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要实现这一目标，史学理论需经历几大转型：从史学史转向史学理论，从学科史综述转向史学理论再思，从外国史学理论转向中国史学理论，从前代史学理论转向当代史学理论，从国家史学理论转向公众史学理论。最终目标是使当代中国史学理论能够对当代中国历史实践活动及其成果进行深刻的反思与总结。仅仅依赖历史的学术研究是不够的，还须增加面向当代史学实践、当代历史记录以及当代历史经验的研究，这些均是以当代为重心的历史研究方式。具体而言，应进行多时段的史学理论反思，确立年度整体史学理论思考模式。除了传统的国家本位原则，当代中国史学应朝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发展，建构一种整体史学观，既包含学术研究，也涵盖当代历史记录与历史经验研究。历史理论、历史技术与历史产品三者缺一不可，候补学者应接受科学、技术、产品一体化的历史学训练。

史学工作者应具备更强的外部需求意识，将传统的分科研究与当下的灵活研究相结合。当前历史学的现状是战线过长，专业分工固化，灵活度不足，难以跟上时代发展的需求。这种转型困难与学术根据地建设意识有关。内在的学科自主选题与外部的国家社会需求选题应结合起来，而非对立。当代历史研究应倡导紧跟国家与社会需求，通过外部项目满足当下需求，从而自证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与学术价值，使历史学在社会中立足。

此外，应加大历史研究成果的社会宣传力度，将复杂的研究成果简化为大众易懂的形式，惠及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更多的小型社会组织和社区。历史思考的成果应通过多种渠道传播，既可通过网络放大，也可进入生活场域，让更多人关注。历史学应学习新产品的推广方式，开展线上线下结合的多样化宣传。历史学作为“人学”，具有三大基本功能：一是扩大人的古今中外视野，二是留下当代历史记录，三是通过历史研究提升当代人对国家及个人发展规律的认知水平。只要历史学服务人人，人人就会喜欢，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也将得到证明。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当代中国公众历史记录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AD194）阶段性成果。

[1]葛洪升：《葛洪升同志谈在宁波的工作》，宁波市政协文史委员会2018年增补版，第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