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知道红军长征时1935年1月突破乌江天险是长征途中的关键军事行动，因此还拍摄了一部流传甚广的电影《突破乌江》纪念这次胜利，要知道，那时长征中的红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尤以湘江一战损失惨重，一直陷入了被动挨打的局面。更为严重的是，这一时期红军的指挥权仍然掌握在错误路线领导人的手中，他们还极力主张红军进军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集合力量再与敌作战，直至夺回失去的根据地。
此时，正确路线领导人详细分析了现在敌我双方的形势，认为以红军现在的实力再与敌人正面对抗，湘江之战的损失告诉我们一定会被敌人包饺子，陷入危难，并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只有趁敌未完成合围之前，并不知道红军动向时迅速抢渡乌江，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挺进，开创川黔边苏区。这一决定得到了大部分指挥员的认同，随后在贵州瓮安猴场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史称“猴场会议”。
猴场会议确立了“渡过乌江，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行动方针。而就在这个时候，红军面临的处境是十分的危急，前有中央军吴奇伟4个师和贵州军阀两个师堵在中央红军前往贵州的路上，同时云南军阀孙渡5个旅也正赶往乌江支援。后有湘军何键5个师挡在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路上，阻止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侧翼有广西军阀白崇禧两个师也已经追到猾山地区，紧抓着中央红军不放。
而此时的乌江区域的孙家渡、楠木渡、桃子台、茶山关、回龙场、江界河、袁家渡、岩门等8个渡口，由贵州军阀侯之担部的8个团分而驻守，且每个渡口都布置了极强的火力，每个渡口布有4门山炮，8门迫击炮，18挺重机枪，54挺轻机枪，最为主要的孙家渡渡口还有一个机炮营，有4门75毫米克虏伯野炮，24门迫击炮。
可以说，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局势很是凶险，前有堵截，后有追兵，如果不迅速行动摆脱，快速突破，稍有不慎，就有可能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毕竟不久前湘江之战的伤痛还在。此时摆在中央红军面前的只有一个选择，那就是强渡乌江。4万红军渡过乌江就是生，渡不过去就是死。这就是古人说的“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背水一战的道理。那么，红军数万人如何在短时间渡过乌江呢？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强渡乌江，控制对岸，设法架桥，让大部队通过。
乌江，又名黔江，是贵州的第一道大江，两岸是高耸入云的悬崖绝壁，江面波涛涌，最大水流速度每秒钟在两米左右，明暗碟石很多，自古有天险之称。负责乌江防线的黔军侯之担严密布防，他甚至夸下海口：我乌江天险，连鸟也难飞过去。况且红军远征而来，长途跋涉，加之湘江受挫，屡败之师、疲备之师必难飞渡。
不过，这侯之担说这话自有他的道理，据当地百姓介绍：乌江水深不可测，水势急流，鹅毛也要沉入水底。除塘头以下有小船外，只有苗船可通，除在渡口乘渡船以外，是没有别的法子可以渡河。当地老百姓有句老话：“横走天下路，难过乌江渡。”要安全渡过乌江，必须三样东西——大木船、大晴天、好船夫。红军一样都没有。天还下着冷雨，雾气从江面上升起来，对岸的山影隐隐约约，看着就叫人心里发毛。
且侯之担早有准备，为防止红军乘船过江，侯之担还下令，将沿江100公里内的所有船只全部烧毁，连块像样的木板都找不到。负责架桥渡江的红军工兵营长王耀南围着江边转了一圈又一圈，脑子里翻来覆去地算，越算越觉得不可能——没有船、没有钢缆、没有足够的木料，就算工兵再能干，也不能凭空变出一座桥来。据说前几年，贵州军阀王家烈跟犹国材打仗的时候，想在乌江上架浮桥，折腾了好几天都没架成。连有资源的本地军阀自己都搞不定的事，红军拿什么去搞？
这时，上级领导接到情报，大批敌军向乌江方向逼近，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爱日迅速渡江。否则，全军将遇背水一战、灭顶之灾的险境，湘江之战的惨剧将再次上演！1935年元旦这天，中革军委下令，由干部团特科营工兵连架设乌江浮桥。团长陈赓和营长韦国清率领特科营奉命星夜急行军60公里，赶到江界河渡口，2日拂晓，他们终于到达渡口。
负责架桥的领导来到江边手里就拿了一根长长的竹竿，挽起裤腿在江滩边上到处捅。他盯着江心的旋涡看了很久，像是在算水的流速和切角。乌江江面宽250米，最深处为15米，流速为每秒1.8米；上级要求工兵连要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波涛汹涌的江面上架一座浮轿。但这很不容易！由于器材短缺、水流湍急，怎么也无法在湍急的水流里固定浮桥。工兵在江界河渡口，砍竹、伐木、扎竹排，由于乌江水深流急，河底石头大而光滑，桥桩难以固定，几次被急流冲走。
此时，架桥专家让人去搜集竹子，扎成巨大的竹笼，里面装满磨盘大的石头。两个竹笼上下扣在一起，最绝的一招是在竹笼四周捆了一圈削得尖尖的硬竹，竹笼随后系上一条粗锚纲，每个石锚足有近千公斤重。石锚在竹筏上制作，用竹筏运到下水地点然后再推入江中，石锚果然将门桥拖住了，终于把浮桥架到了乌江对岸。大队红军终于从这里过河，领导人走在浮桥上，不住声地赞叹道：“真了不起，我们工兵就地取材，用竹排架起这样的桥。” 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乌江，将国民党“追剿”大军甩在了乌江以北，强渡乌江，是长征途中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使红军再次避免了全军覆亡的危险！，据负责具体指挥守这一块的侯之担的手下，他的侄子，当时担任副师长、副指挥的侯汉佑晚年回忆中写道：
1月3日中午，红军在孙家渡强渡猛攻，我军守兵伤亡甚重，防御工事多被摧毁，机炮营营长赵宪群被打死，军心开始动摇，离孙家渡约半华里的上游处，红军架有浮桥一座，形状类似蜈蚣（这座浮桥甚为巧妙，以若干木排连接而成，接头处用抓钉、绳索绑住，预测稍长于河面，南岸紧绑着一头，另一头由上游放松拉绳，即随水流渐渐斜漂靠着北岸，便成了浮桥），南岸红军两三千人正猛烈攻击，分用木排强渡和通过浮桥冲锋前进，很快大部队就抢渡过来”。 在战士们的英勇奋战下，很快就占领了敌人所驻守的余下7个渡口，敌7个团的团长也都当了我军的俘虏。
中央红军顺利渡过乌江，冲破了反动派的围追堵截。随后，红军乘胜追击，占领遵义。并在这里召开了具有转折意义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路线，中国革命这艘大船终于有了一位能真正驾驭其航行的舵手。中国的历史，由此展开了全新的篇章。
针对这次红军抢渡乌江，我们在第二档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了另一份1935年1月10日，标题为《侯之担关于红军突破乌江的电报》。电报很长，前面有极大的篇幅描述自己率部英勇作战，并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同时也记录了红军英勇作战的细节：“该匪竟猛攻三昼夜，片刻未断。各渡均以机炮集中轰击，架设浮桥强渡数十次……匪于冬日午后五时，突过乌江。……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担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虞晚……”。
尽管侯之担为自己脸上贴金，甚至还想以阻止红军渡江来邀功，从而达到升官发财的梦想，便老蒋岂止是那么好糊弄，知道这次红军顺利渡过天险乌江，接下来那就犹如猛虎下山 、蛟龙入海，苍鹰翔天，从此走出长征以来的困境。因此，认为没有阻止红军渡江的侯之担被抓了起来，遭到撤职关押，听说还要军法从事，后来他的妻子和妻弟张郁熙经过多方打听，怀揣了一张20万银元和100担鸦片烟的银票，贿赂关键的当事人，总算保住了侯之担的性命。那么，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军长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结局又是如何呢？
侯之担，名祖佑，字铁肩，1894年出生于贵州桐梓县，小时候就读私塾及桐梓小学，后考入贵州新军模范营，因有文化进入贵州讲武学堂。毕业后任黔军第一混成旅二团见习排长，后在毛光翔营部任少尉副官和团部上尉副官，后升任营长、团长，因与原国民政府贵州省主席周西成之叔伯内弟（土城人称“叔伯舅子”）的亲戚关系，在军队中升得很快，后来当上旅长、师长。
侯之担有了权力及自己的部队之后，任人唯亲，此人表面上属于王家烈手下的副军长，但实际上所有的关键职务都是自己人，比如堂弟侯汉佑和弟弟侯之玺都安排在部队担任重要职务，他一个师有八个团，团长全是自己的亲信。1934年红军长征在湘江之战失利后，国军高层就预感红军会进入贵州，急令王家烈要象桂系军阀一样抵挡红军进入贵州，计划围在湖南一带。王家烈在贵阳召开军事会议，任命侯之担的部队防守乌江。
此时的侯之担最担心的是随之而来中央军和王家烈趁机吞并自己的地盘，他认为乌江还是固若金汤的， 侯之担此人嗜吸鸦片，白日睡觉、吸烟，夜晚办公、会客，对部属影响很坏，上梁不正下梁歪，官兵吸食鸦片者颇多，故人称侯部为“双枪兵”（步枪、烟枪随身带）。侯之担统治川南黔北时，军政事务概交亲信参谋长、秘书长处理，唯经济权力自己掌控，对官兵薪饷极尽克扣，致官兵穷困，四处扰民，民不聊生。他以巧取豪夺所得，购置田产600多石（时每石折谷120斤），在赤水城西兴修西式楼房大院（原赤水县人民医院），修建中不慎失火焚毁部份，侯之担无事生非，以权势逼迫敲诈巨富刘康等人筹款修复公馆，购置豪华家具。同时加收捐税搜刮民财，民众怨声载道。
侯之担为了阻挠长征的红军入黔北地区，还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先是要求所辖各地在交通要道、主要隘口修筑碉堡，购置赤水兵工厂生产的枪支弹药，组建保卫团协助防堵红军；二是采取各乡镇县一把手负责制，调集地方门户团练布防于各地要隘，封锁辖区主要通道；三是赤水地区开征有剿匪捐、碉堡捐、隘口捐、自治捐、军服捐、门户练捐、瘾民捐、禁烟罚金捐等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以致当地干人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行无自由。
不过，侯之担的这些乌合之众在能征善战的红军眼里，那可谓是一菜一碟，红军一进入贵州，就打得他的所谓部属落荒而逃，侯之担听到乌江前线的战败内心很慌，他赶紧让一个连的兵力护送自己回桐梓，易少荃和刘翰吾率兵到达遵义后，听说侯之担逃到桐梓后，他们也率兵往桐梓、习水逃跑。就这样红军轻易占领遵义，这一仗侯之担的教导师死伤四百多人，但有三千多人溃逃。
侯之担以“战斗不力”为由，撤职查办后，残部由其堂弟副师长侯汉佑带领，继续与红军为敌，接下来，红军在土城击溃侯之担残部占领土城。在土城组织宣传，发动群众没收地主罗利浦等官绅的财物，打开地主豪绅的粮仓，把粮食分给贫苦人民。打开“永兴隆”等盐号的盐仓放盐予民，没收毛洋（银元）35940元，铜元6540千，开仓分盐4850斤。土城人民无不欢心，把红军当成自己的亲人。当地群众走向街头，手举三角红旗，加入了欢迎红军的队伍。红军在赤水受阻、青杠坡战斗告急的危急关头，中革军委改变从赤水方向北渡长江计划，决定在浑溪口架设浮桥西渡赤水河。是干人主动帮助红军找木船、卸门板、砍毛竹等，予以大力支持，使红军在赤水河上一夜之间搭建了两座浮桥，让3万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实现了一渡赤水、转战川南的胜利。
没有职务的侯之担后来寓居赤水，曾任哥老会义字旗大爷、会道门组织“川东南慈善总会”理事及该会第十四区部会务主席，在赤水等地发展信徒，进行封建迷信活动及反对红军的宣传，后加入青帮，在赤水一带发展门徒。本来，侯之担作为红军入下的败军之将，后来也没有任何职务，即使是解放后也能安度晚年。
然而，到了解放战争末期，不识时务的侯之担又四处活动企图东山再起，那时国民党兵败如山倒，正是缺少这样的人，就死马当活马医，让侯之担当“川南边区自卫救国军”总指挥、川黔边区政治特派员，在当地招募土匪和溃兵。侯之担在成都领取了几百支枪后，就准备在山区和解放军顽抗，但最后还是被消灭。
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侯之担伙同军统特务华明兆一道，逃往四川富顺县古佛场华家湾“十全慈善会”悠游宫（经堂）潜伏，化名王章，削发为僧。1950年正月先后在瓦子窑会晤匪首潘厚坤、潘国俊，商讨反共军事阴谋，但二潘不接受侯的指挥，侯之担又化名陈锡龄在富顺、泸州农村以念经看地为掩护，继续潜伏。
1950年9月28晨，一个肥胖的“和尚”正盘腿敲木鱼，嘴里念念有词。面对质问，他猛地站起来合掌高喊：“我已皈依佛门，六根清净了，你们为何还要抓我？”这个滑稽场景让战士们哭笑不得——眼前这个自称“出家人”的，竟是曾经的军长侯之担，后押解赤水归案。同年12月，经赤水县人民法院公审判处死刑，在赤水执行枪决。由此实现了土城人民“活捉侯之担”的夙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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