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及利亚，对与法国实现关系缓和的期待始终未曾消退。“为了我的孩子，我希望我们能够和解，翻过这一页。”这是《受伤的独立战争记忆》系列报道的第二篇。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留下的创伤，至今仍深植于阿尔及利亚社会，也延伸到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侨民群体之中。无论是独立战士一方，还是当年被征召参战的法国士兵一方，都未能摆脱这段历史的阴影。在外界看来，阿尔及利亚社会期待的，不只是某种“交易式外交”，而是对殖民罪行的承认和正式道歉。
自200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战争记忆突然被重新唤起以来，地中海两侧的裂痕非但没有弥合，反而不断加深。自2024年以来，阿尔及尔与巴黎之间接连发生危机，进一步加剧了阿尔及利亚社会的怨愤与不解，也让持久和解显得更加遥远。曾于2000年至2010年间为《世界报》报道阿尔及利亚事务的记者弗洛朗丝·博热重返当地，在这一组三篇报道中，呈现这种误解与痛苦的深度与广度。
“阿尔及利亚人只懂得力量语言！”这套说法在阿尔及利亚只会引来苦涩的冷笑。当地人把它视为一种侮辱，也是一句陈旧的老调。早在1830年法国发动征服战争、登陆阿尔及尔时，贝特朗·克洛泽尔将军就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到了2022年，法国前驻阿尔及尔大使格扎维耶·德里安库尔又称：“阿尔及利亚人只懂得力量对抗。”
不少法国政界人士和记者也附和这种说法。其中最强硬的是布鲁诺·勒塔约。他主张对阿尔及尔采取“强硬路线”，并称“没有任何事情赋予阿尔及利亚羞辱法国的权利”。
这类表述让阿尔及利亚人既震惊又沮丧。人们几乎到处都在说：“法国人怎么会如此不了解我们？只要这样对我们说一句，我们就会立刻僵住，任何对话都会变得不可能。”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话很容易重新撕开旧伤，尤其当伤痛可以追溯到童年时。
塔萨迪特·亚辛6岁时，亲眼看见法国军队在卡比利亚对她的叔叔施以酷刑。那是1956年4月。两个月前，她的父亲刚刚遭殖民军队酷刑折磨后被处决。对这位后来成为人类学家、并长期担任巴黎高等社会科学研究学院研究主任的人来说，这一原初场景的重要性，足以“塑造了我的一生”。她说，自己虽然从未有意识地这样想过，但“我的研究始终围绕支配机制展开”。
如今，塔萨迪特·亚辛生活在阿尔及利亚和法国之间。她原以为自己已经从童年创伤中走出来，却在2023年10月7日之后突然“被拉回过去”。加沙局势让她陷入严重抑郁。“我为不公、仇恨以及对强权关系的排斥而哭泣。仿佛阿尔及利亚战争并没有留在过去。仿佛它随时可能重新闯入我们的生活。”
对许多阿尔及利亚人而言，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已成为重新理解殖民历史、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殖民史的一处样本。历史学家霍斯尼·基图尼说，在加沙遭受的毁灭中，他们看到的是“自己国家132年殖民统治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浓缩，是一个被加速并推向极致的叙事”。
记者齐内卜·科比同样是在这种低沉而隐秘的焦虑中走过一生。她属于独立战争期间出生的一代，那一代人的“灵魂创伤始终被埋藏着”。无论是她，还是她的童年朋友，都从未彼此讲述过自己的记忆，也没有和父母谈起。
她分析说：“他们的故事始终被沉默包裹着，仿佛某种集体的克制——或者说，也许是一种生存需要——迫使我们把过去的恐怖遮蔽起来，好让自己继续往前走。”岁月流逝，但“那个孩子依然留在我体内”。凡是与法国有关的事情，“仍会激起复杂的情感”。
她也忍不住想到，阿尔及利亚人以巨大代价赢得解放的同时，“其实也把那个法国从一段并不光彩的历史中解放了出来”。当她听到法国右翼和激进保守派否认或淡化“殖民秩序的野蛮”时，她甚至开始怀疑，“也许真正需要向阿尔及利亚道歉的，是法国自己，为了它自身疗愈的道路”。
阿尔及利亚女战士路易塞特·伊吉拉里兹的女儿卡里玛·哈姆丹，一生都承受着母亲在1957年遭法国伞兵施暴留下的创伤。“我从来没有拥有过一个‘正常’的母亲。每次我问父亲，‘她到底怎么了？她在解放战争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他总是回答：‘她受了太多苦，你不会明白的。’”
直到2000年6月《世界报》披露相关事实，她才真正意识到母亲遭受的究竟是什么，也才明白那些夜夜纠缠母亲的噩梦从何而来。“为了我的孩子，我希望法国和阿尔及利亚能够和解，我们也能翻过这一页。”“我的整个青春，没有一天不在家里听到‘战争’这个词。够了！第二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第三代必须走出来。更何况，他们还经历了‘黑暗十年’。”她所说的“黑暗十年”，指的是1992年至2002年阿尔及利亚内战时期。
对达霍·杰尔巴尔来说，1990年代的内战，本身就是殖民战争暴力遗产的一部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沉默带来的破坏。这位历史学家、《批判》杂志创办人兼主编，多年来一直与精神科医生合作研究创伤记忆，延续了艾丽斯·谢尔基和弗朗茨·法农等人的工作路径。
他注意到，同样的过程总是一再重演：先是侵害发生，然后是受害者和直接目击者，接着是大约30年的“被迫沉默”。之后，仿佛记忆“纵身跨过”一代人，在下一代身上以痛苦、往往也很暴烈的方式重新苏醒。以至于在阿尔及利亚，人们有时会在意识中把两场战争混在一起。
他举了一个例子：1990年代末，一名老妇人在亲眼目睹家人遭武装伊斯兰分子杀害后，被送往卜利达医院。面对医生的询问，她说出的第一句话却是：“法国伞兵，伞兵，伞兵……”
杰尔巴尔警告说，法国也并非不会爆发由阿尔及利亚战争沉默遗产引发的暴力，尤其是在郊区。与警方的冲突，也属于同一种现象。凡是没有被说出来的东西，最终都会以一种“强迫而执拗”的方式回返。人们重复某种动作，像是在进行“一种驱魔仪式”。创伤原本属于个人，但也可能变成集体性的，并“进入病理阶段”。
他还说：“法国的每一户人家里，都有一个被锁在柜子里的故事，无论是字面意义上，还是象征意义上。”说这句话时，他手里拿着一本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法国应征士兵安德烈·帕斯基耶留下的日记。
2019年，弗洛朗丝·米拉德在父亲去世后整理遗物时，偶然发现了这本日记，并把它带到了阿尔及尔。这是一份令人震动的证词，记录了法国军队的暴行。所有内容都写在一种编码语言中，每一桩暴行都以一个圆圈标记。安德烈·帕斯基耶从未向家人提起过这段经历。
杰尔巴尔问道：“如此被压抑的创伤效应，怎么可能永远不在某一天重新浮现？而且浮现出来的，往往不是当事人和直接目击者本人，而是他们的子女和孙辈。”
对于埃马纽埃尔·马克龙采取的“小步推进”策略，阿尔及利亚普遍态度冷淡，最多也只是漠然。2024年11月1日，法国总统府承认法国军队应对民族主义领导人拉尔比·本·姆希迪于1957年3月3日遇害负责，但这一表态并未令人信服，反而让一些人感到受辱。
在此之前，法国官方一直坚持这位年轻民族主义领袖——人们称之为“阿尔及利亚的让·穆兰”——是自杀身亡。法国总统府的这一表态，距离保罗·奥萨雷斯将军在23年前向《世界报》承认法国军队曾使用酷刑、并随后在其回忆录中再次承认，已经过去很久。更何况，这一举动发生在法国承认西撒哈拉“属于摩洛哥”之后不久，因此在许多人看来，这更像是一块安抚阿尔及利亚的不值钱骨头，用来为法国向拉巴特靠拢赔罪。
“太少，也太晚。”这几乎成了阿尔及利亚社会对马克龙和解政策最常见的概括。很多人认为，法国总统府作出的让步不过是施舍，或者是出于算计，其尺度随当时外交需要而变化。每隔两三年迈出一小步，却始终不肯作出人们真正期待的举动：庄严承认殖民罪行、正式道歉，并开放档案。
路易塞特·伊吉拉里兹对《世界报》说：“当马克龙在2017年竞选总统时把殖民称为反人类罪，我们曾经相信过他。但他给了人希望，随后却让这种痛苦继续煎熬，而不是一刀切开、让我们就此翻篇。我受不了这种灼烧感了。”
社会学家纳赛尔·贾比认为，马克龙或许“误判”了阿卜杜勒马吉德·特本总统。“他只看到了对方温和、友善的一面，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权力是有限的。”但更重要的是，法国总统没有扩大其记忆政策的范围，也没有把公民社会纳入其中，而是把问题压
缩成国家元首之间的双边对话。研究者认为，这样做反而对阿尔及利亚人和法国人都造成了“坏影响”。“这个记忆问题必须尽快解决，不能再拖下去，这样它才能真正成为过去。”
法国总统府5月8日发表的公报，以及法国负责军队和退伍军人事务的部长级代表阿丽斯·吕福在法国驻阿大使斯特凡·罗马泰陪同下前往塞提夫，纪念“1945年5月8日当地发生的悲剧事件”，都没有起到平息情绪的作用，反而激怒了不少人。
在他看来，马克龙的策略始终如一：“右手做出一个姿态，左手就要求回报。”殖民记忆被当成了外交杠杆。
历史学家努尔丁·阿马拉也抱有同样的愤怒。他认为法国总统府的公报“令人恼火”，甚至“荒唐”。在他看来，公报中的措辞与被关押已一年的法国记者克里斯托夫·格莱兹获释有关，这暴露出法国国家的“交易式外交”，也暴露出“阿尔及尔许多人不幸正依附于这种逻辑”的现实。
他说：“我们的记忆问题必须是‘不附带条件的’，这是我一直在说、也一直在写的。显然，现实并非如此。”阿尔及利亚前新闻部长阿卜杜勒阿齐兹·拉哈比也作出类似判断，指责马克龙存在“外交机会主义”。在他看来，这种把彼此对立的记忆——“受害者的记忆和刽子手的记忆”——混在一起进行交换的做法，服务的是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的辩论，而不是改善巴黎与阿尔及尔的关系。他尤其认为，这是让两国危机周期性重演的“最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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