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24日，清华大学音乐厅后台。
朱令坐在古琴前，手指拨下去的一瞬，《广陵散》的旋律从她指尖漫开来。
台下静得连呼吸声都压低了。
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全场站起来鼓掌。
她抱着琴走下台，给姐姐吴今的遗照发了一条消息：“姐，我弹完了。”
五年前，吴今在野三坡坠崖身亡，死因至今是一团迷雾。
而朱令不知道的是，她体内已经被人埋下了同一种死亡。
那一天距离她第一次腹痛，只过去了不到二十天。
1994年11月24日是她21岁生日，父亲带她在校外吃了顿饭。
吃到一半她忽然说肚子疼，疼得直不起腰。
父亲要送她去医院，她不让，说可能是吃坏了，蹲个厕所就好，演出马上到了，得赶回去练琴。
后来人们反复捋这条时间线，越捋越觉得心里发毛。
就在生日前后，她喝下了一口带着金属味的水，身体从那天起一点一点垮掉。
腹痛刚好转没几天，她开始大把大把掉头发。
梳子往头上一梳，一大团头发缠在梳齿上，往下扯都扯不动。
洗头的时候水池堵了，捞出来的头发能拧成一把。
她把帽子一戴，照常去排练、上课，没跟任何一个人说。
12月11日独奏结束以后，疼痛像开了闸一样涌上来。
浑身关节像被人拿锤子敲过，小腿麻得站不稳。
12月23日她直接晕倒，送到北京同仁医院。
全身查了个遍，医生说“没发现异常”。
半个月后所有症状又奇迹般消失了，头发重新往外冒，医生更坚定地认为没什么大事，让她出了院。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返校。
两周之后疼痛卷土重来，这次比第一次狠得多。
3月6日她疼得连路都走不了，父母把她送到北医三院，又转到协和医院。
她跟医生说，感觉自己像被人往死里踹，肚子、膝盖、大腿全是那种钝痛，突然一阵恶心眼前就黑了，站都站不稳。
协和给她做了脊髓穿刺、核磁共振、抗核抗体全套检查，什么都没查出来。
面部肌肉开始麻痹，呼吸衰竭，被推进ICU，上了呼吸机。
医生把病危通知书递到吴承之手里，建议他做好料理后事的准备。
同一年春天，北大92级力学系学生贝志城听说高中同学朱令病危却找不到病因，去医院看她。
朱令身上插满了管子，昔日在民乐队里弹古琴、游泳拿奖牌的姑娘，现在连眼皮都抬不起来。
贝志城当时正在参加一个互联网实验项目，能连上国际互联网，他把朱令的症状整理成英文，发到了国外的医学讨论组里。
几天之内，从18个国家和地区涌回来几千封邮件，其中大约三分之一给出了同一个判断——铊中毒。
那是1995年，铊中毒这个词在中国的临床医学界，几乎是一片空白。
协和没有铊中毒的化验设备，大部分医生看到那些英文邮件的时候态度是“互联网上的东西也能信吗”。
吴承之和朱明新跑断了腿，找到能做鉴定的陈震阳教授，在一位协和医生的帮助下把朱令的头发、血液、尿液、脑脊液送检。
1995年4月28日，检测报告出来，确认是铊中毒。
陈震阳说，她前后中了两次毒，最近一次剂量远超致死量。
医院立即用普鲁士蓝排毒，一个月后她体内的铊含量终于降到安全范围，但神经系统的损伤已经不可逆。
她昏迷了整整五个月，醒来以后双目几近失明，智力退化到7岁儿童水平，全身瘫痪，再也站不起来了。
中毒源是什么？
警方介入调查，怀疑有人蓄意投毒。
朱令宿舍在五一假期期间发生了一起蹊跷的盗窃案——她所有的洗漱用品全部不翼而飞，其他值钱的东西一样没少。
投毒者显然在毁灭证据。
嫌疑很快锁定在同宿舍女生孙维身上。
孙维和朱令同班、同寝室、同一个民乐队，有动机有机会。
据室友回忆，孙维曾经托朱令找关系进民乐队，进去之后因为技术水平不行被刷了下来，两人为此大吵过一架。
1997年4月2日，孙维被警方带走，8小时后因证据不足获释。
1998年8月，案件因超过法定侦查期限，解除了对孙维的强制措施。
几年后孙维改名孙释颜，嫁给一个美国人，拿了绿卡，长居海外，再也没有接受过任何公开采访。
朱令从1994年中毒到2022年，已经过去了28年。
她的父母吴承之、朱明新如今已年过九十，每天帮女儿翻身、喂饭、擦洗。
朱令的姐姐吴今1989年在野三坡坠崖，至今死因不明，当时警方给出的结论是意外或自杀。
一个家庭，两个女儿，一个坠崖一个投毒，时间轴上只隔了五年。
2013年吴承之夫妇收到一封匿名信，上面只写了一句话：“如果不是朱令影响了别人休息，她也不会被舍友集体毒死。”
这封信至今没有任何机构公开调查过。
我翻这个案子的资料时一直在想，朱令的人生被切成两段：前21年，她是高考状元吴今的妹妹，清华化学系的学霸，古琴独奏能拿校演出一等奖，国家二级游泳运动员，老师同学眼里的天之骄女。
后28年，她的人生是一张病床，一个永远查不清真相的悬案。
这桩案子已经过去快三十年了。
每当有人提起，评论区里总会出现同一类留言。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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