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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开军，安徽宿州人，历史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入选四川省“天府万人计划”。主要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中国史学批评史、中国近现代学术史。
摘 要：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研究与民族情感双重叠压，推动东北大学于1940年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开启了在西南研究东北的学术壮举。金毓黻、陈述、萧一山、吴希庸等组成的东北史地研究学人群，出版《东北通史》，创办《东北集刊》，为“东北”正名，内嵌着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实质上是与日本在东北历史、边疆、政治、文化诸层面的综合性话语斗争。在“东北”学术议题的较量上，金毓黻、陈述等人用历史真相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幻想和学术妄语，立志把东北史研究的重心从日本夺回中国，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东北，并培养东北史地研究青年人才，在抗战后方筑起了一道民族精神的史学防线。
关键词：抗战后方 东北史地 金毓黻 陈述 《东北通史》
1940年12月26日，陈述抵达位于四川三台马家桥的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新见陈述手稿《记马家桥研究室片段》约千字，系用毛笔写于一页旧纸之背面，近于“无意史料”。据内容、纸张和行文，这篇手稿当撰于1947年至1949年，包含丰富的历史信息，为我们重新认识一段被遮蔽的学术史提供了重要线索，可由此讨论抗战后方的东北史地研究及其蕴含的民族精神。《记马家桥研究室片段》开篇写道：“民国廿九年冬，东北大学臧校长哲先与金静庵先生邀述来东大任教。十二月抵潼时，东大新设研究室，即由金先生主持其事，从事于东北史地经济之研究，聘述为历史组研究员，地理组杨威伯先生，经济组吴希庸先生。”这里提到的研究室，即东北大学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1938年，东北大学数易其地，辗转内迁至“宁静朴实无华而富人情味”的川北小城三台。在中国抗战大后方的西南何以要创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专门研究已沦陷十年的东北，旨趣与意义何在？东北史地研究与民族抗战的连接点在哪里？史学界已注意到抗战时期的东北史研究，本文则聚焦抗战后方的一所现代史学机构（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一份学术期刊（《东北集刊》）和一个东北史地研究学术群体（金毓黻、陈述、萧一山、吴希庸、张亮采等），尝试回答上述问题，考察彼时东北史地研究者的心境及其在文化抗战方面的作为，进而呈现他们在抗战后方筑起的一道民族精神的史学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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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与“东北史地”概念的流行
晚清以来外患日亟，边疆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门类受到重视，并随着国家周边形势和外部世界力量的消长不断变动研究重心，目光渐从西北延展至东北。作为断代史的辽金史与作为区域史的东北史原本就有密切关系，甚至有天然的互指性——历史上辽金政权活动的主要区域在东北，反之，研究东北史不能不涉及辽金。但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辽金史研究悄然发生了标注“东北”这一极具时代性的变化。尽管此时在“辽金”与“东北”之间并未构成代替与转折关系，但突出“东北”却是一种政治觉醒下的学术行动。1930年1月，辽宁省教育厅编译处发行《东北丛刊》，已有未雨绸缪之意，所谓“家有珍宝，而外人数之，亦主人之耻也。本刊表以东北，顾名思义，职志斯明。发邃古之幽情，示方来以正则，当仁不让，未敢后人”。这里的“外人”暗指日本学者，“主人之耻”意甚显豁。翌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彻底打破了中日之间的政治和平，也直接刺激了中国史学界的东北研究。1932年，傅斯年的《东北史纲初稿》第一卷出版，赋予“东北”一词强烈的抗争意涵。“东北”在当时学术话语中不再是一个单纯地名，正如傅斯年所言：“日本及西洋人之图籍中，称东三省曰‘满洲’，此一错误，至为浅显，而致此错误之用心则至深。”这与顾颉刚、谭其骧在1934年所说的“东邻蓄意侵略我们，造了‘本部’一名来称呼我们的十八省，暗示我们边陲之地不是原有的”，同样是民族意识觉醒的最佳注脚。
1934年，东北学人卞宗孟的《东北文献丛谭》第一集出版。卞氏开篇即引拜伦的诗句“玛拉顿后啊，山容缥缈；玛拉顿前啊，海门环绕。如此好河山，也应有自由回照。我向那波斯军墓门凭眺，难道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不信我为奴为隶，今生便了”，称拜伦“追怀希腊，激励国人，不啻为今日之吾辈写照。吾辈流亡异乡，倏已三载，每念前途，未尝不怆然涕下。顾一转念间，则如此好河山，不信为奴隶之名句，复大足壮我心怀，鼓我志气，誓愿走上自由回照之路”。吕思勉拘囚上海孤岛撰写《吕著中国通史》时，也曾引用拜伦此诗，表达国土沦陷之痛。卞宗孟与吕思勉前后呼应，堪称中国现代史家关于国家命运的一次悲吟。卞宗孟将“东北”作为一个重要概念，梳理其历史与当世意义。他从《周礼》讲起，考察“东北”之所指，以为“东北云者，中国之东北部，亦即中国之一部也”。这些话是针对日本人“不曰东北为异族故乡，即曰东北非中国领土，甚则曰东北与日本向有宿缘，故应视为日本之生命线”而言的。卞宗孟意在宣扬东北历史，鼓舞民族精神。1934年，以治辽史闻名的冯家昇鉴于日人久有觊觎东北之研究，而在国内“东北史地简直无人过问”，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被动研究东北，于是提出了个人研究“东北史地”的十年计划，誓要撰成一部让人满意的《东北史地》。“东北史地”作为一个学术概念被正式提出。这可视为日后东北大学筹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思想滥觞。1936年初，地理学家张印堂发表《国人对东北史地应有的认识》，强调当时急务是让国人形成“东北史地的观念”，“惟恐多数的国人于我东北史地，尚不甚明了，或者从前知道现在又渐忘了，因此就个人所见之东北史地的要点供知国人，望读者牢记在心、念念不忘，则黑水白山，尚有恢复之日”。1936年4月，金毓黻赴日本搜集东北史地文献。在这一学术潮流中，1938年东北大学史地学系开设了供三、四年级学生选修的课程“东北史地研究”。这门课程由卞宗孟讲授，其宗旨与内容如下：
东北史地研究，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之一部。在今日较尤重要，特提出作另一门之研究。主旨在溯求东北所以演成今日情态之原因，故以历史为主，地理附之，可分三部研究之。第一部为总论。东北之名称、民族之疆史，及年代属之。第二部为东北之开发与诸族之同化。自史前讫于清中叶，三十年间东北汉族之开拓及各民族势力之消长属之。第三部为东北之建设与外力之抵抗，则近八十年间东北内部之建设与外患之侵逼属之。
从出版《东北文献丛谭》，到东北大学开设“东北史地研究”课程，短短数年间“东北史地研究”在政学互动下沛然而兴。中国学者关于“东北史地”的学术研究与民族情感双重叠压，推动东北大学于1940年成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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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建置规模与学术气象
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主要研究东北区域内的历史、地理、文物、资源、社会、经济等，因设址于马家桥，故又被称为马家桥研究室。陈述《记马家桥研究室片段》关于研究室空间形态与自然环境的回忆具有清晰的画面感：“研究室为新建之茅屋，两排十余间，位于三台城西之马家桥，内附石印室。川北山村，竹木争盛，以北人观之，固亦清幽桃源也。……长平山顶有积水约广二三亩，嵌于已垦之山地中，麦浪水波，野鸥翔集，亦别具景色，金先生命曰小天地。”“金先生”即金毓黻。陈述于1940年12月底抵达马家桥。这个季节对生于北方、求学于北京的“北人”来说，当是万木萧索、罕见绿意的，但在三台马家桥却是茂林修竹、树木葱翠。这让陈述为之精神一振。“清幽桃源”表达了乱世之下史学家的心理体验。至于点缀“麦浪”和“野鸥”的“小天地”，充满着农业社会的生活气息，隐喻战火间隙中的静谧世界。
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并非普通校设单位，而是经过当时教育部批准设立的学术机构。它的建立与时任东北大学校长的臧启芳有直接关系。臧启芳认为，“近年吾国大学教育，固已日新月异，然亦瑕瑜互见。……若论能否负责以促进科学，建设国家，则亦不无疑问，时贤忧之”，主张“东北大学应积极从事研究东北问题”。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正是为“建设国家”和“研究东北问题”创办的。如果说臧启芳是在教育行政上支持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创建，那么金毓黻则为研究室的创设与运行输入了理念和精神。1940年5月14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史地教育委员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时，金毓黻就在《提议增设历史研究所以提高历史教育案》中提出：“为提高历史之教育计，为觅求研究历史人士出路计，为助长研究历史兴趣计，应于现设有历史学系之各大学，增设历史研究所，俾大学毕业生得有深造之机会。”同年8月25日，金毓黻起草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章程及工作标准大纲。9月9日，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已略具规模。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第一所专门的东北史地研究机构，就这样在抗战后方诞生了。
马家桥位于三台城西，山丘相连，往东便是涪江，与东北大学相距数里。研究室选址马家桥，除了东北大学本部空间有限外，主要考虑师生安全。三台虽为后方，但日军飞机仍不时侵入，师生常往千佛岩一带躲避。据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研究生王家琦回忆：“由于日本侵略军飞机深入各地轰炸城市，当时研究室设在县城西马家桥北去绵阳的公路旁(后期迁回城内龙王庙)。地处农村中，四周有丘陵，有水田。前后两排草顶房。工作室、课堂、图书室、宿舍、厨房、饭厅等均在一起。”自设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后，“马家桥”这座无名的荒野村落很快成为抗战后方学人笔下的一个学术空间。1940年12月3日，金毓黻移家马家桥，因倚长平山麓，且为草舍，而杜甫客居梓州时的草堂故地亦在不远处，故名所居长平草堂。此后“马家桥”频频出现在金毓黻的诗文中。1941年5月27日，丁山赴城内上课途中，“至马家桥遇警报，留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钞录《西清续鉴》”。8月14日，潘重规应萧一山之邀，“往马家桥研究室，阅入学试卷”。10月17日，杨威伯在马家桥讲《研治东北地理之方法》。一周后，萧一山又为研究室师生讲授《治学方法及其态度》。金毓黻也称，在马家桥找到了写作灵感，“僻居郊外，坐无客扰，又不需避警报，因此日写数千言”。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是一个专而精、小而强的研究机构，以研究“地方特殊性质”(东北问题)为特色。1941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全国15家史地研究机构，“均各有相当成绩，工作方面亦因人材设备经费地域等关系，而各有所侧重”，唯有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在名称上凸显地域属性。研究室有历史语言组、地理地质组、社会经济组三组，分别指向东北研究的时间、空间和经济问题，且规划“生物、农林、渔牧、水利诸问题，俟至相当时期，俱得设置专组，但以有地方特殊性质者为限”。研究室人数不多，但皆一时之选。金毓黻是东北大学人文学科的一面旗帜。杨曾威字威伯，江苏武进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1935年4月通过第三届中英庚款留英公费生考试，留学曼彻斯特大学，获理科硕士学位；1939年1月被聘为东北大学史地学系教授，负责研究室地理地质组。吴希庸，辽宁辽阳人，获法国国立南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33年9月被东北大学聘为经济学系教授，负责研究室社会经济组。陈述于北平师范大学毕业后进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到30岁已发表《金史氏族表初稿》《头下考》等一系列有分量的论文，成为国内辽金史研究的翘楚。
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还创办了一份以“东北”为名的学术刊物《东北集刊》，专门刊登东北研究方面的论文。该刊由研究室编辑兼发行，为“发表专题研究之集合期刊，故定名为《东北集刊》”，旨在为“东北”学术研究发声。从陈述所言“研究室《集刊》之一二期正集稿付印中。述求稿于杨先生威伯”，可知陈述是金毓黻编辑《东北集刊》的得力助手。金毓黻和陈述是该刊最重要的两位作者，发文数量最多。金毓黻的《中华民族与东北》《纪念九一八与收复东北》《开罗会议与收复东北》《论东北四省为中国之重心》《清代统治东北之二重体系》等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指向性的文章都刊登于此。陈述则先后发表《头下释义》《契丹女真汉姓考》《越里野利逸利越利诸族考》等。此外，该刊还发表了萧一山的长文《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吴希庸的《近代东北移民史略》、陶元珍的《辽东公孙氏事迹杂考》、汤晓非的《战后东北经济建设之原则及细目》等。
抗战流离中，臧启芳、金毓黻等人在东北大学创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开启了在西南研究东北的学术壮举。这一史家事功具有政治与文化的双重意蕴：
昔者日人之经营东北，其始不过一“南满”铁道会社及其护路之少数军队而已。然其创设各种调查及研究机关，于文化侵略及经济侵略双管齐下，故不必待九一八之事变发生，东北沦陷之象已成。今欲收复东北以雪国耻，建设东北以固吾圉，非澈底研究东北，认识东北不可。顾十年以来，斯区久经沦陷，高等教育完全停顿，普通文化备受摧残，乃至窜改历史，变更语文，民族意识消沉已极。逆料收复以后，疮痍满目，元气亏损，欲使其精神上返于祖国，更非提高其文化水准，鼓励其学术兴味，示以中华民族之伟大不可。斯乃治本之策，须未雨绸缪，而非可以临渴掘井者。此则本大学创设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之旨趣也。
为了实现这一崇高目的，研究室提出古代东北民族之研究、东北文献之搜辑、近代东北史之编纂、日本侵略东北之研究等12个题目，既考察东北的“前世”，更关心东北的“今生”，核心是日本侵略东北问题。这意味着研究室学人虽流徙多地，但对研究东北、培植元气，已有通盘考虑，欲以学者之心力砥砺民族精神，促成抗战胜利。
1942年1月19日，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视察东北大学时，专程来到马家桥，对研究室成绩表示满意，“允改此间研究室为研究所”。是年8月，东北大学成立文科研究所，将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改为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名称虽变，但仍延续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学术理念，“偏重对辽金、东北的研究”。改组之后，金毓黻为文科研究所主任，历史学系主任蓝文征兼任史地学部主任，文学院院长萧一山兼任主任导师，导师有金毓黻、李光忠、蓝文征、郑资约、吴希庸，研究员有陈述、樊哲民、臧渤鲸，副研究员为汤晓非，助教兼研究生有张亮采、李符桐、高福珍、王家琦，研究生规模也有所扩大，包括孙祖绳、史亚民、隋觉、王惠民、单演义、朱子方等。陈述晚年回顾辽金史、东北史研究历程时，专门谈到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认为西南联大、浙江大学等院校虽也开展相关研究，“但力量不集中”。相比之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则是抗战后方东北史地研究的学术重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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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史地研究与文化抗战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别有用心地对中国东北地区进行文化侵略与渗透。东北沦陷后，中日之间有关东北地区的归属权、东北历史的话语权的争夺进入新阶段。处于弱势一方的中国能否在东北史地研究方面拿出有分量的成果，回击日本人的侵略行径，成为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重大问题。以金毓黻为首的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不负众望，很快在东北史地研究方面推出力作，为文化抗战提供了强有力的学术支持。
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设有石印室，附设两套石印机，印石七方，有专门技工。1941年9月，研究室出版金毓黻《东北通史》上编三册，并在重庆、成都、昆明等地分售。此书作为20世纪40年代东北史地研究方面的代表作，深度反映了抗战之于学术研究的影响以及史家抗战的心曲。金毓黻在《编印〈东北通史〉缘起》中写道：“昔者杜甫避乱入蜀，咏怀古迹，有‘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之句……余亦以遭时不造，弃其父母之邦，携家远适，漂泊支离，正与杜老同感。兹乃俯仰一室，追述故乡往事，纂为一书，一如白发宫人追话开天遗事。”金毓黻自比“白发宫人”，又引用杜甫“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诗句，实有隔世同慨之感。在马家桥，金毓黻等人的东北史地研究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与日本人争夺学术话语权，要把东北史研究的重心夺回中国；二是通过中国史家的研究，让世界认识真实的中国东北。这些思想认识浓缩在金毓黻为《东北通史》所写《引言》的这段文字中：
今日有一奇异之现象，即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是也。……以乙国人，叙甲国事，其观察之不密，判断之不公，本不待论。重以牵强附会，别有用意，入主出奴，积非成是，世界学者读之，应作如何感想。是其影响之巨，贻患之深，岂待今日而后见。
金毓黻明确表达与日本争夺东北史地研究话语权的强烈诉求，并把目光投射到世界范围，让“世界学者之认识东北”。金毓黻所言“研究东北史之重心，不在吾国，而在日本”，与陈垣1921年所说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精神相通，语境却有不同。20年过去了，中国在国际汉学研究中的地位已有所提升，但东北史地研究仍落后于日本，更要紧的是，此时日寇占据中国半壁河山。从这个角度说，金毓黻之言饱含国土沦丧之痛。
金毓黻长期关注日本学者的东北研究，与内藤湖南、稻叶君山、池内宏等交往较多，并知其用意所在：“愚向谓日人最能熟读辽、金、元、清四朝之史，且善为利用以侵略中国。”在东北史地研究方面知彼知己，这是金毓黻在与日人争夺“东北”学术话语权上的一个优势。为了揭穿日本侵略者的学术谎言，《东北通史》开篇即讨论“东北之涵义及其异名”，直接针对日本学者使用的“满洲”一词进行回应。金毓黻博考古籍，从方位、区域等方面汇辑历代关于东北的相关称谓，得出结论，认为“东北”一名最为允当。所谓东北，即中国之东北部，而“今日之极无意义，极无根据者，则称东北为满洲是也”。20世纪30年代初，金毓黻即着手编辑《东北丛书》，但当时东北已被日寇占领，生活在沦陷区的金毓黻被迫将丛书更名为《辽海丛书》。在抗战后方，金毓黻终于可以改回“东北”一词，这不只是对一个地区的称谓，实是关乎抗战事业的话语正义。他说：“满洲、满蒙诸名称，皆义由外铄，喧宾夺主，衡以孔子为政必先正名之义，不惟不可轻用，且宜力斥其非，必以东北立名，而内外之界始严。”这番言论延续了金毓黻1930年发表的《东北释名》一文的基本思想，又强化了对日本学者谬论的批判与回应。由此，亦可探赜金毓黻命名《东北通史》的史义。
这一时期，金毓黻及其同道为“东北”正名，可谓正大之举，关乎民族气节，成为抗战后方史家属辞比事的典范。如，“对于敌伪所用不正当之名词，则绝对不用。如彼称满洲，我则称东北四省，或简称东北，彼称南满，我则称东北南部”。他们在意的是，如何通过东北史地的研究声援抗战。对此，金毓黻反复陈说：“最后尚有一义，应为国人之所共喻者，即今日之东北，已等于黑龙江迤北乌苏里江迤东之地，沦于外人，非复我有，吾人悼心失图，唤起重大之注意，尤非昔比，是也。”东北是抗日战争爆发后大面积沦陷的第一块国土，至《东北通史》上编出版时已经十年。十年来，史学家从未停下史笔，坚持用史学的方式证明东北为中国固有之领土，以此振臂一呼，“唤起重大之注意”！在《东北通史》一书中，金毓黻讨论“东北史与地方志”“东北史与民族”“东北史与地理”“东北史之范围与分期”，详述东北之史地的演进，强化东北史的学科内涵与边界，以历史上的伟绩振奋人心，从学、政两个方面展现了东北史地研究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最终构建了相对完备的东北史学术体系”。该书于1941年正式出版，1943年12月由重庆五十年代出版社再版，可见其在抗战后方的流行。
继出版《东北通史》上编后，金毓黻等人又陆续辑录、印行《东北文献零拾》(1942年)、《东北古印钩沉》(1944年)等，将《东北要览》(1944年)“奉献于九一八以来为国牺牲之同胞”。这些著作皆冠以“东北”之名，所谓“东北大学移设潼川，珍重乡邦文献”，浓缩了地域、学术、抗战多重意蕴。
金毓黻的东北史地研究并非孤军奋战。陈述便是他重要的襄助者与学术知音。早在1936年，金毓黻就认定陈述为“后起之劲”。陈述在马家桥以读书、治学、授课为主，“非上课不常出门，下课即闭门注史”。三台时期，金毓黻还在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教，故而一年之中，他半在三台，半在重庆。“研究室惟述与诸生及印刷工人而已。时地理组研究生与杨先生皆住城，故室内由述与吴先生维持其间。”金毓黻和陈述在三台交往甚密，结为忘年交。1941年2月23日，金毓黻与陈述一起入城，和校中同人汇合后，渡江至东山寺，大家诗文唱和，抒怀明志，“风尘荏苒相看晚，且共天涯作故乡”。细察当日文字，与其说东山寺之行是一次寻常的游山玩水，不如说是一群流亡学人的精神疗伤。“若吾同俦，遭时不造，避地一方，主客之情纵殊，夷夏之防弥厉，是则与古人之叹老嗟贫，不出俗人之见者，又有殊焉。”他们目睹山河破碎，所措意的不是老、贫，而是“夷夏之防”。陈述虽“不愿过问政治，但他并不是死读书的书呆子”，有自己爱国的方式。他补注《辽史》，看似一项纯粹的学术工作，却与陈寅恪的抗战心境产生别样的共鸣。1942年，“值太平洋之战，扶疾入国”的陈寅恪读陈述的《辽史补注序例》后，联想到的是自己仓皇逃难时诵读《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汴京围困屈降诸卷，所述人事利害之回环，国论是非之纷错，殆极世态诡变之至奇”的经历。陈寅恪赞同陈述宁详毋略的注史旨趣，因为“营州旧壤，辽陵玉册，已出人间。葬地陶瓶，犹摹革橐。不有如释教信徒迦叶、阿难之总持结集”，则契丹千年往事将为灰烬，“故《辽史补注》之作，尤为今日所不可或缓者”，称道陈述为有辽一代存史之文化价值和历史意义。
除了《辽史补注》这部体大思精之作，陈述还发表了极具文化抗战意味的辨析“日本海”问题的文章。1943年，于右任在《中央周刊》《湘桂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太平海》一文，揭露日人提出的“日本海”之名含有侵略性，应予废除，改称太平海。陈述遂作《“日本海”正名——对于于右任建议太平海之赞议》，明确支持于右任之说，“拙尝考吉里迷之分布，论证吾先民所经营之区域，久已远至库页岛、堪察加一带，内有辨日本海与海参威等名称，仅言日本海一名，原非旧名，得读于文为之大快！”陈述细致考辨相关历史文献，郑重指出：“此海之发见当甚早，即见于纪录者亦不止二千余年。曰海，曰东海，曰苍海，曰沧海，曰乐浪海，曰少海、北海、瀚海、辽海、奴儿干海等。东海之名，清人尚仍用之，从未有‘日本海’之名。”持论凿凿，史事昭昭。
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中，吴希庸、萧一山的东北移民史研究，也具有鲜明的抗日诉求。吴希庸感叹，自清季至九一八事变前，政府倡导“移民实边”，结果移民虽有成绩，但是，“边竟不守！吾人于东北沦陷十年之今日，述国人三百年来开发东北之历史，能无吊古伤今之感乎?！”三台时期，关注东北史研究，力倡经世抗战的萧一山也有类似说法，以为将东北地区“拱手以送岛夷乎。吾述先民之绩，真不知其涕泗之何从矣”。这些研究充分体现史家担当，反映了抗战后方东北史地研究的总体旨趣和价值取向。
不止马家桥，远在距离三台千里之遥贵州遵义的浙江大学，也有东北史地研究的同道。浙江大学文科研究所史地学部东北组，专门“致力于东北史地之研究，刊布论文及专书，并与公私机关研究东北问题者保持联络。本组负责人张其昀”。张其昀是抗战时期有名的地理学家，曾到东北实地考察。1942年，张其昀将《东北是中国的生命线》《解决东北问题之基本原则》《沦陷后之东北》《十年来东北问题之演变》等8篇文章结集出版，名为《东北问题》第一辑，力图“增进国民对于东北四省之认识，而于抗建大业有毫末之裨补”。与张其昀同在史地学部的李絜非，“以文史代戈矛，发愤写中国各省史事”，先成东北史书稿。这篇书稿共十章，约四万字，叙述史前至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东北的历史，旨在“正中外之视听”。1940年底，张其昀托沈鲁珍向金毓黻奉上李絜非的书稿，并在信中说明李絜非所编“乡土历史教材《东北篇》，拟列为敝校史地教育研究室丛书之一，其中得益于尊著《东北史讲义》者至夥，惟以渠于斯学素乏研究，兼以成书仓卒，自难满意，先生为史学巨子、关东名贤，全国景仰，敬以是稿呈览，务恳拨冗审阅，详为指正”。金毓黻校完书稿后回信张其昀，建议更名为《东北小史》，邀请李絜非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特约编辑，并表示“尊处如有所需，敝室亦愿效劳”。金毓黻称赞李絜非之作与自己的《东北通史》“声应气求，不期然而然者”，约定东北收复后与李絜非畅游白山黑水，“举古事今情，而一一证之于史”。张其昀和李絜非欣然接受金毓黻的建议，以《东北小史》为名出版。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金毓黻及其主持的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在抗战后方的东北史地研究中居于重要位置。
出版专著、论文之外，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还利用有限条件，连续举办以“东北史地”为主题的展陈活动，以此在抗战后方引起社会各界对于东北沦陷区的持续关注。1941年2月6日，金毓黻邀请东北大学校长臧启芳及萧一山、高晋生、丁山、郑资约、蓝文征、李孝同等20余人齐聚马家桥，举办首次东北文献展览会，展出陶俑、瓷器、典籍等三四十种。这次东北文献展陈，是在研究室草创之时举办的，规模虽不大，却具有文化象征意义。是年12月26日，金毓黻筹划第二次东北史迹展览会，专门草拟《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为举行展览通启》，称：
谨于新年元旦，略备茗点，奉迓高轩，庶几茅居野处之中，得睹车水马龙之盛，其为荣幸难以名言。年来本室工作，一为征集；二为编纂；三为印制。兹以征集所得为文献展览，编纂所得为稿本展览，印制所得为出品展览。明知敝帚自珍，不足以尘大雅，惟是艮维故实，阻以兵戎，鬼〔蒐〕集愈难，研讨愈要，际兹沧海横流，存亡绝续，宜如何补苴罅漏，张皇幽眇，非一手一足之为烈，实群策群力之是资，愿于缟纻联欢之余，窃附就正有道之义。
1942年1月1日，东北史迹展览会如期举行，展出研究室征集之文献、编纂之稿本和正式印刷品，一时俊彦毕集，参观者达三四百人。此次活动固然有总结、汇报一年来研究室工作成绩之意，但它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又不限于此。一则，在“茅居野处”的马家桥不断强化收复东北的信念；二则，在“存亡绝续”时刻凝聚人心，文与武相呼应，申明坚持抗战之民族大义。金毓黻在展览会举办之际写下“龙战方酣，扰扰胡尘，狼奔益肆”，故“仰卫霍之高勋，思郭李之名将。转否为泰，其在今年”。“卫霍”指西汉卫青、霍去病；“郭李”指唐代郭子仪、李光弼。他们或抗击匈奴，或平定“安史之乱”，均能挽救国家危亡，“转否为泰”。这次展览后，金毓黻赋诗云：“东北烟尘无限哀，愿将往事供徘徊。即今豕突狼奔迹，都自风钞露纂来。碌碌如余无一得，莘莘诸子正多才。”潘重规也作《参观东北研究室史迹展览留题》：“班马高文鲁连节，草堂休拟子云亭。”凡此，皆寄寓了国破家亡下中国学人以学术应对世变的坚韧心志。
1944年10月，金毓黻在重庆举行第三次东北文物展览会，展出东北文献、东北地图、风土照片、东北实物等，预展和正式展览共4天。臧启芳专程从三台赶到重庆主持展览会开幕，参观者约3000人。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有关东北主题的历史展陈，灌注有关东北和抗战的自我记忆，旨在对抗“日人欲磨灭国人之历史意识”的种种行为。
身处抗战后方的西南，金毓黻、陈述、吴希庸、萧一山、张其昀等学人注目东北，以东北史地研究激发抗战到底之勇气，为收复国土凝聚力量。纵观清末至民国时期的边疆史地研究，抗战时期的东北史地研究在民族危难最深重的时刻发挥了重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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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东北史地研究青年人才
臧启芳、金毓黻深知在抗战后方培养青年，保证东北史地研究薪火相传的重要性，故以“教导青年使之认识东北”为使命，提出造就一批“畅晓东北问题之专门人才”。这里所说的“畅晓东北问题”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知道，而是指较为精深的研究。
假若青年颓废，后继乏人，民族精神的赓续也将失去依托。因此，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创建伊始，便招收研究生。对于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而言，培植研究东北问题的生力军还有更现实的诉求，即为建设东北，长期与日本人抗衡储备学术力量。为此，金毓黻和陈述等人可谓用心良苦：“大凡吾辈应以陶铸人才为己任，有为之青年在吾指导之下，应以诚恳之精神感召之，久久未有不为所动者。”《记马家桥研究室片段》中约一半的内容与学生有关，可见人才培养在研究室工作中占据重要位置。陈述提到：“研究生五人，皆东大毕业高材生，历史组三人，张君亮采、李君符桐、孙君祖绳，并孜孜向学。时空袭警人，述因赁居于研究室附近。春季开学，除到校授课之外，此时之工作，一曰研究之推进，一曰研究生之指导。……诸生求学之心甚殷，书籍虽未多，研读不倦，暇则弯弓习武，灌花养菜，不为浮尘所染。”陈述所言“弯弓习武”，并非偶然与渲染，而是他们在马家桥的一种生活状态。其时，在金毓黻等人影响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形成一股习武强身之风。潘重规曾邀请吴姓拳师“往马家桥，静庵及研究室三生从学子午功。……饭后，引弓数发”。一介书生陈述也发出“昔恨无文，今嫌不武”之叹。这是危亡之际知识分子特有的精神面貌和心理特征。
日本侵华，东北大学被迫迁徙，“虽经学校当局之努力，而图书终感缺乏。……战局紧张，物价又高”。即便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首届三位历史学研究生在专业上仍可称道。李符桐，辽宁新民人，九一八事变爆发第二年，只身入关，于1936年考入东北大学史地学系，后入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深造，研究生论文题目为《回鹘史研究》；1943年获文学硕士学位后，进入国立编译馆工作；抗战胜利后，受聘为东北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兼国立沈阳博物馆编纂。张亮采，辽宁辽阳人，研究生论文题目是《补辽史交聘表》；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孙祖绳，辽宁新宾人，东北大学史地学系1935级学生；大学时期，发表多篇有影响力的文章，包括《明代之府州县制》《东北书录(中文之部初编)》等，研究生论文题目为《明代东北边防考》。李符桐、张亮采和孙祖绳均为东北人，侧重研究历史上的边疆与政治，有金毓黻所说的“祖宗所贻之田庐，质剂具在，界至可稽，苟子孙非至不肖，必不肯以尺寸让人……强敌虽欲据为己有，其何可能”之义。早在1939年，李符桐就发表文章，纵论抗日方略：“以现在中日战局而论，欲保西北，非先巩固潼关据点不可，历来亡我华族者，多因先占我西北，一军可西南出四川，一军可出武关，而下武汉，千百年后，形势虽差，而于兵略固无所谓变更也。”孙祖绳也撰文讨论：“边地之物力人力，皆抗建所急需，惟有一改从前岐遇消积〔极〕之弊，而为平等积极之图，则边疆问题，即行解决，抗战建国，实利赖之。”有这样的政治眼光和抗战意识，故能在历史研究中抓住大问题。在金毓黻、陈述等人指导下，多位研究生发表论文，仅《东北集刊》上就刊登了李符桐的《回鹘西迁以来盛衰考》、高福珍的《东北之地理环境与稻》、孙祖绳的《明代之宽甸六堡与辽东边患》、隋觉的《明清萨尔浒之战》、王惠民的《近代东北通货之演变》、杨锡福的《东北收复后省区缩小刍拟》等。有些成果引起了时在成都的德国学者傅吾康的关注。验之事实，金毓黻、陈述等实现了造就一批东北史地研究青年人才的目标。
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的人才培养方法可以概括为：苦读与游学。
先说苦读，这是从学生的角度来讲的。潘重规日记中多次记录学生来寓中请教学问，如“史学系四年级生李符桐、隋觉、张亮采、金铄来谈，至曛黑去”。丁山也记载“张亮采、李符桐自东大研究室来谈”。1941年入学的研究生杨锡福说：“研究所管理甚严，研究生每日上午八时至十二时，下午二至五时均须在研究室研读，晚六时半至九时半仍须在室自修。金师办公室即在研究室之对面，而金师之书桌即面对研究室大门，金师可随时查勤，故同学偶尔因事外出者，必面向先生请假而不敢冒险逃脱也。”研究生的日常是“每人一张长而大的书桌，堆满了书籍，于是埋首在书堆里，看呀、抄呀、拟要呀、做笔录呀、编目次呀”，经过这番资料搜集、整理与理解后，“书上的资料成为胸中的学问，于是选写一个题目，开始写作，这就是专题研究报告的阶段”。郑佩高也曾回忆苦读的场景：“入夜，无电灯，图书馆阅览室则燃煤气灯三盏光线尚好，而座少人多，晚饭前即已被占满席，大多数同学惟有在寝室就床前桌上桐油灯之微光阅读写作。而桐油烟甚大，晨起时皆面色青灰，耳鼻四孔，均黑如烟囱。”在这所自东北迁到西南的大学里，学子们日复一日地苦读，虽“面色青灰”，却甘之如饴。再说游学。这里的“游学”有两层意思。一是“借地研究”。《研究生服务规程》除常规条文外，亮点在于“本室因研究特殊问题，得派遣研究生至其他各大学借地研究”。金毓黻听闻西陲文化院有精通蒙古语文的专家，便写信给吴仲贤：“李符桐从事蒙古语文之研究，苦于无师，如能在西陲文化学院觅得研究机会，则甚愿前往就学，并作为东北大学之派遣，请兄分神，就近探询，有无是项专家，能否允许从学，拨冗见示。”研究室经费并不充裕，但仍尽力支持游学。张亮采为撰《补辽史交聘表》，便到宜宾李庄史语所检索《册府元龟》《高丽史》和宋人文集、笔记，又至重庆、成都搜集史料。二是指金毓黻经常带研究生野游。金毓黻有“脚勤”之说，不同于一般的旅行，他们既观赏风光，也考古察今。丁山曾偶遇金毓黻、陈述带领“研究生多人赴打鼓坝”，参观尊胜寺藏经。1943年9月，金毓黻和张亮采、史亚民等一道游览云台观，观赏风景，浏览《道藏》，体悟玄理：
入夜，明月半规，朗于林际，缓步中庭，仰视星斗，遂瞑坐于长廊，参玄理于俄顷，当此之时，盖悠然有出世之思焉。……余谓释、道两流，有如渭、泾，固有清浊之分。然凡人于事理之难解喻者，多委诸不可知之圣神，亦犹今世学人之谈哲理以究形而上学之旨。是知人生幻境悉由心造，凡道家所饰诸像，乃人心所造之一境，亦人所涉想之反映，愚者怖其形相，智者究其名理，各明所识，两不相妨，盖与释子之高谈法相殊途同归。
想来这一番释道论衡，也是金毓黻与弟子交谈的内容。多年后，曾参加“野游”的王家琦说：“这种活动，对我们只抠书本的人起到了学习考古调查的作用。”在文献与田野的互动中，体会历史方法，寻得研究兴味，这是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在史学人才培养上留下的一个范例。
避处四川三台马家桥一隅的东北史地经济研究室，茅茨土阶，是中华民族危难之际大学、史家、学子并力抗战，以学经世的缩影。书生报国，自有手眼。抗战时期，围绕“东北”“日本海”的正名和东北史地撰述，内嵌着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实质上是与日本在东北历史、边疆、政治、文化诸层面的一次综合性话语斗争。尽管日寇凭借军事优势在东北横行无忌，但在“东北”学术议题的较量上，金毓黻、陈述、李絜非等人用历史真相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政治幻想与学术妄语。他们将“东北”升华为凝聚国人爱国、抗战共识的地域符号。“中国之东北”自此具有了不同于其他方位、区域的抗战史意义。
原刊于《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2期。注释从略，如需引用，请核原文。
采编：杨昌泓
统筹：胡晨光
审核：朱露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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