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给阿嬷的情书》，聊华人下南洋，就有说不完的话题。我之前说过，当时的第一波出国热：知识分子、有志青年去西洋；没钱没文化的穷苦人家下南洋。虽然都叫“出洋”，可此洋非彼洋也，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下南洋这批人根本不能叫出洋，只能叫逃命。和河南人逃荒到陕西、山东人闯关东、山西人走西口、口内人去新疆，其实并没有什么大的区别，都是从一个生存困境中挣脱出去，去一个人口更加稀少、土地更加广袤的地方开荒、逃难。
那么你说这些人的选择有什么不同吗？大多数人大概没有什么成熟的思路，不过是活不下去了，跟着人跑。跑的路径也是人云亦云，近水楼台。乡里乡亲有先去的，觉得比待在老家好，起码能吃上饭，不至于饿死。这一批人带着另一批人离开了故土，去不熟悉的地方讨生活。
那么，话说回来，地广人稀的东北、内蒙、新疆，就是容易养活人。世代为农的普通老百姓也笃信一条：只要有地可种，就能不挨饿。事实证明，他们离开就是比在老家要好一些。但土地的增值毕竟也有限，两倍三倍的增值已然很不错。而像下南洋的那批人，他们也知道他们去的那些地方都是原始森林，他们也只能去垦荒种地。那些地方又是洋鬼子的殖民地，去了能种的就是甘蔗、橡胶。这当然也都不是他们的主动选择，只是地理决定——他们不可能往北去闯关东，只能向南下南洋。
但是，我们把历史的时间一拉长，慢慢的，起点一样的穷苦农民，在几十年后，他们的境遇便变得大不同。这是个人努力的原因吗？显然不是。他们也是乱撞。可是有一样不同：下南洋的人中有一些知识分子，那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大不一样。
这里，我就说一位大家都没听说过的人物——黄乃裳。他是福建福清人，从小刻苦好学，最后考中了举人。可是他那个时代，满清腐朽，民生凋敝。他接受了新的思想，抱着救国改良的思想，回到福建兴办学堂、创办报纸，宣传维新思想，开明智，启蒙昧。后来维新变法失败后，报纸被查禁，自己也被追捕，他只能远走南洋。
1900年，黄乃裳到了马来亚的砂拉越。大家注意了，此时此地是英国的殖民地，之前是比中国更落后、更蒙昧的部落之地。黄乃裳在当地考察一番后，决定在此地建立一个世外桃源。于是他和当地的一个殖民者——一个英国水手——签约了土地开发权，这个开发权一签就是999年。随后他便返回福建，分批招募当地穷苦老百姓去他这个地方垦荒，多次总共去了1100多人。他们在那个地方开荒、修路、建房、种橡胶、粮食、胡椒，并把这个地方定名为“新福州”。这就是马来西亚第三大城市诗巫市的前身。以一人建一城，到现在，这里已经成为马来西亚华人聚集的第一城。
当然，作为垦荒者，他们的开局也非常艰难。创业者往往都是这样。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目光高远的人的领导，和一般的只是为了活命的贫苦老百姓，想的事、做的事都大不一样，那么他的成就也就会不一样。如果这帮人是闯了关东、走了西口，会一样吗？在一个“片板不得入海”的管制下，和在一个鼓励你去海外开拓的思路下，产生的结果会一样吗？答案我想我无需多言。
黄乃裳和这么多同胞硬生生地在当地敞开了一片天地。这最主要的就是他这个人卓越的见识和敢想敢干的魄力，也有赖于和他签了999年合同的人的支持和守信——不但帮助他、支持他干得有起色，也不眼红、不驱赶他们。如果给一个不守信的地头蛇，你觉得他们能这么多年待在那里吗？从1900年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25年，可能我们这才看出差距了吧。很多地方别说125年了，10年都翻天覆地慨而慷了。
大家不知道的是，黄乃裳其实在那个地方待的时间并不长，他只待了5年。初具规模后，他便回国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了。他的理想当然是救全中国，而不是一个区区的新福州。可是这个新福州建立起来后，到如今依然繁荣，依然是马来西亚最大的华人聚集区。这里面其实透露出两条信息：第一，华人的治理水平并不低，只要土壤允许，他们依然能自治出非常好的模式。第二，如果土壤不好，再优秀的人才也难以施展。
在辛亥革命中涌现出的大量优秀人才里，黄乃裳排不上号，他回国后并没有做出什么突出的贡献，而在南洋他却独树一帜，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业。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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