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泰死那天，是个阴雨天。
江边风大，汉口那边刚散了场外交宴会，他穿着整齐的西装，站在轮渡口，正要登船。
没走两步，几个黑影凑上来，枪一响，人倒下，血一下子洇开了水泥地。
一枪不够，补了几下。
没人救他，周围人吓傻了。
这个人，几年前还在南京的中枢天天和蒋介石耳语，现在，连口气都没喘完。
事后谁干的，没有定论。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死他的人，不是外人。
不是仇家，是政敌，是自己人。
要说杨永泰这个人，得从头讲。
他不是军人出身，也不是穷苦人翻身。
他是广东茂名人，家境殷实，小时候读的是私塾，后来又留学日本，文笔一流，脑子极快。
回国后赶上民国初年乱局，辗转几地，最后在南京站稳了脚跟。
蒋介石和他认识是在1928年初，两人一见如故。
蒋当时正需要一个懂政治、能打理文电、又会办事的“内人”，杨永泰正好合胃口。
蒋那时候把他叫“畅卿先生”，对他客气得很。
大事小事都得先问杨一句，半夜聊天常到天亮。
他不是个一般文人。
他参谋的是大局，不是写写稿子那么简单。
他是出了名的“有心计”，而且不是纸上谈兵的那种心计。
他一上来就给蒋提了个方案：别再光靠打，要用政治手段围剿红军。
他总结得头头是道，说红军打不死，是因为“匪我一家”，你打的是人家的根。
于是他设计出了“政治剿共”的路子——实行保甲，封锁根据地物资，把百姓和红军切开。
动作一套一套的，打心理战、打经济战，硬是把红军逼到了山沟沟里，最后没路可走，只能往西走。
长征的起点，不是战败，而是走投无路。
而这条路，是杨永泰铺的。
这人不光脑子快，办事也狠。
蒋的侍从室就是他提议设立的，目的是帮蒋处理全国各地的文书。
他亲自挑人、定流程，把一堆文件筛成几条结论，蒋只看要点。
他手里握着全国的情报、军令、党务，很多人想见蒋，得先过他这一关。
那时候，南京的军政要人，有事得先看杨愿不愿意批。
他不是不清楚自己是在刀尖上走。
但他不满足。
他不想做张良，他要做的是张良、萧何、韩信三合一。
他要出谋，也要掌权，还想带兵。
南昌行营他插满了政学系的人，剿匪总部又由他主抓，下属不听他的都得走人。
他把权力抓得死死的。
他不是蒋介石的家人，却比蒋的家人还钉得紧。
他不躲在幕后，而是硬生生从幕后走到台前。
他盯上了行政院长的位置，汪精卫被刺那阵，他看机会来了。
但党内的CC系死也不松口，陈果夫、陈立夫一口咬定不能让他组阁。
蒋夹在中间，两头难做人。
为了避风头，蒋把他调去湖北做省主席。
表面是升职，实则是远离中枢。
他知道这是“冷处理”，但还是哭着说自己不走，说国家正乱，他不能离开蒋委员长。
蒋一时心软，又让他留了下来。
可权力斗争哪有回头路。
政学系和CC系的暗战越来越烈。
他在湖北刚上任，学生就上街游行，说他是亲日派，说他卖国。
这话是谁传出来的，不用猜。CC系的人在党部里动了手脚，煽风点火。
蒋生气了，下令查，可查来查去，也没个实锤。
杨永泰不傻。
他知道自己失势了。
他不是没想过出国，但蒋不让走。
后来蒋又把他派去参加日本领事馆的宴会，结果那顿饭成了他的送别宴。
回头看那几年，杨永泰给蒋出主意，做的是“削藩”——削的是各地军阀的权；又出主意“剿共”——剿的是红军的根；再后来，他想削的，是党内的其他派系。
他那一套组合拳，打的是一气呵成。
可打完之后，他自己也站在了风口浪尖。
他太能干，太强势，也太不懂收。
陈立夫有一次急着找蒋，他挡在门口说蒋没空，还让陈先把事告诉他。
他是秘书，但已经把自己当成了“副委员长”。
久而久之，连蒋身边的人都对他有意见。
陈布雷和他完全不同。
陈布雷话不多，事儿做得稳，嘴严心细，不抢风头，谁都不讨厌。
而杨永泰，话多、脾气冲、锋芒毕露。
陈布雷在日记里写过一句，“畅卿为人自负太高，言语行动易得罪人。”这不是抱怨，是实话。
杨永泰当年在南昌行营，自己人占了大半个班子。
他想把地方和中央的权力都收进一个口袋里。
可问题是，这口袋里已经有了陈家兄弟，他们当然不让他动刀子。
最后一次较量，是在湖北的街头。
学生游行喊口号，蒋下令查党部，CC系急忙撇清，说那是学生自发的。
蒋硬顶着压力要保他，可保得了一时，保不了一世。
舆论、派系、人情，都压着他喘不过气。
有人说他死得突然，其实不突然。
他那几年步步高升，挡了太多人的路。
他一枪毙命，没人愿意多说一句。
事发之后，调查不了了之，所有人都回避他的名字。
蒋介石听说消息，沉默了很久。
后来在日记里写了一行字：“畅卿殉职，痛失左右手。”再没提过。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