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代表杰米森·格里尔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绝不会容忍全球供应链中的强迫劳动”，并再次确认了针对韩国等60个经济体推进最高12.5%附加关税的方针。
当地时间10日，USTR在官网公布，格里尔代表向《华盛顿邮报》发送了包含上述内容的公开信。《华盛顿邮报》本月3日曾在社论中批评美国政府为加征关税而利用《强迫劳动预防法》，称这是“为保护主义寻找借口”。
格里尔代表强调：“《华盛顿邮报》的反对显然源于对（特朗普）总统的反感。”“美国法律早已禁止进口全部或部分由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至今已有100余年。”他进一步解释说，在特朗普总统第一任期内，曾引导墨西哥和加拿大引入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的制度，第二任期则将此作为相互贸易协定的核心条款加以要求。
USTR于本月2日以《贸易法》301条款调查为依据宣布，由于60个经济体对“强迫劳动生产”未能进行充分、积极的管控，计划对其加征10%至12.5%的附加关税。特别是，韩国被归类为“在引入和有效执行禁止强迫劳动产品进口措施方面失败”的46个经济体组，被提议加征12.5%的关税。USTR将就此在下月6日前接收书面意见书，并于7日举行听证会。韩国政府方针是，向美方积极说明其在根除强迫劳动方面的努力。
此番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强硬表态，绝非孤立事件，而是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贸易政策核心逻辑的又一次清晰投射。从针对中国的301关税，到如今以“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经济体展开无差别调查，其背后交织着价值观外交、产业回流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复杂图景。
首先，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价值观贸易战”。强迫劳动议题具有高度的道德敏感性，美国以此为武器，既能占据国际道义制高点，又能有效绕过传统世贸组织（WTO）框架下的贸易规则争议。将贸易问题“人权化”、“道德化”，使得美国的关税措施在国内和国际舆论层面都更具辩护空间。正如格里尔在信中所言，其目标是推动全球供应链进行一场“道德净化”，但这柄“道德利剑”的挥动方向与力度，却完全由华盛顿单方面定义。韩国、墨西哥、加拿大等盟友同样被列入调查名单，表明美国此次行动的覆盖面之广，已超越地缘政治对手的范畴，旨在重塑一套以美国标准和法律为基准的全球贸易新规。
政策背后是深刻的国内政治与经济算计。
特朗普政府一直将“制造业回流”与“保卫美国工人就业”作为核心竞选承诺。通过提高涉及“强迫劳动”嫌疑产品的进口门槛，实质上是为美国本土相关产业构筑了一道高耸的非关税壁垒。这不仅能讨好国内特定的劳工群体和产业界，也为未来可能进行的双边贸易协定谈判增加了筹码——要想获得关税豁免，相关国家就必须在劳工标准、供应链透明度等方面向美国看齐，甚至调整国内法规。对于韩国而言，被列入最高关税档（12.5%）的组别，压力尤为直接。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且在全球汽车、电子、电池等复杂供应链中处于关键位置。任何额外的关税成本，都可能迅速传导至其支柱产业，影响企业利润和国际竞争力。
再者，此举将迫使全球企业进行痛苦的供应链“合规再审计”。
企业不仅要评估直接供应商，还需追溯至多级上游的原料源头，以自证清白。这套流程复杂、成本高昂，实质上形成了对美国认证机构和合规服务的隐性依赖。长远来看，它可能加速全球供应链朝着“价值观联盟”或“信任朋友圈”的方向分化重组，增加全球贸易的整体成本与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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