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知，教员是师范生。
但在成为师范生之前，教员各种花式折腾，反复入学退学，报名费是花了不少，却啥也没学到，也曾一度惹得父亲大为光火。
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教员也曾迷茫过。
而这段冲破迷茫的经历，也恰恰最能反映出，教员的性格特点与为人底色。
在读书、求学这件事上，教员是有贵人的，他的第一个贵人，就是他的表哥文运昌。
1910年，表哥文运昌告诉教员，说是湘乡县立东山小学堂在讲授新学，教员听后极为心动，因此拒绝了父亲的安排，不去米店当学徒，要去东山小学堂求学。
读书，当然要比去米店当学徒强得多，此二者相对比，东山小学堂简直就是一所信息高地。
通过表哥文运昌，教员拿到《新民丛报》合订本，从而了解了很多国家大事。
通过同学萧三，教员借到《世界英雄豪杰传》，从而了解了拿破仑、华盛顿等国外人物事迹，得以睁眼看世界。
虽没有在东山小学堂呆很久，但这所小学堂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跳板，使得教员有了机会，得以进入更高一级的学习平台。
为什么？
因为在1901年的时候，清王朝曾下诏，改“书院”为“学堂”，于省城设大学堂，于各府及直隶州设中学堂，于各州县设小学堂。
等若说，东山小学堂实际是有上级学校的，即湘乡驻省中学堂。
我开始渴望去长沙，长沙是座大城市，也是湖南省省会，距离我家120里，据说这座城市非常大，人很多，有无数所学堂，还有抚台衙门。
与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对于一个缓缓在面前打开的新世界，教员满怀憧憬。
那一年冬天，东山小学堂的贺岚冈老师，被提拔到湘乡驻省中学堂任教，教员得知此事后积极争取，主动找到贺老师请求一封推荐信，贺老师看教员成绩优异，学习也刻苦，自然乐于做个顺水人情，将教员带到了长沙读书。
1911年，教员18岁，首次屹立于长沙街头。
彼时的韶山冲，仍在沉寂中酣眠，长沙的湘江两岸，却已是涛声四起。
当时的长沙，是中国最具革命氛围的城市之一，中国历史上的名人如谭嗣同、宋教仁、黄兴等人，都曾一度聚集在长沙办报纸、兴学堂、搞运动、闹革命。
这样一座城市，对于一个年仅18岁的年轻人而言，不仅是一种浓厚的兴趣，更是一种强烈的震撼。
然而，到了长沙没几个月，教员就迎来了求学路上的第一个重大考验。
这个考验，是突如其来的。
穷途末路的晚清政府，以“铁路国有”之名要将铁路收归国有，实则是行出卖主权予西方列强的卖国之举。
举国皆愤，武昌的一声枪响，新成立的湖北军政府遣代表至长沙，要求湖南革命党人举义响应，湖南的学子们纷纷罢课。
革命演讲在学校内展开，教员也受到了影响，他思考了几天之后，决定放弃得之不易的求学机会，去参军。
在听了这次演讲四五天后，我打定主意，要参加黎元洪的革命军。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在那个时代，抛却个人追求而先赴国难，是绝大多数国人的底色，也是这个沉睡了数百年之久的中华民族的底色。
教员不是不爱读书，但他认账，当家国危难悬于头上，他并没有选择绕开。
军饷是每月七元，除每月伙食用去两元，买水花一些钱外，剩下的都用来订报纸。
对于教员来说，保家卫国与学习其实并不冲突，当兵的时候没法接受课堂上的教育，那他就买报看报学习。
1912年春，南北议和，清王朝噶了，辛亥革命似已落下帷幕，似乎也没有必要再打仗了。
以为革命已经结束，年轻的教员在当了半年兵之后，退伍了。
不用打仗了，19岁的教员，在重新求学这件事情上，似乎突然又迷茫了。
孤身一人呆在长沙，教员所认识的身边人，基本都是同龄的年轻人，没有谁能给他指点迷津。
至于家里边的长辈，似乎也没有谁，可以给他一些指导与参详。
教员便只能通过各类报纸，寻找着各类学校的招生信息。
彼时的大环境，时人皆以为，既然革命已经结束，就该以培养各类社会急需人才为先，于是各类学校如雨后春笋般纷纷涌现，但与此相匹配的教育机制其实是不完善的。
为此，教员也是脑壳疼得不行，因为不知道选啥学校好，不知道读哪个专业好，毕竟他也没见过多少世面，也没经过什么名师指导，没有什么方向。
因此，学啥读啥，全凭报纸上的招生信息，哪一家学校的广告打得好，哪一家学校开出的条件更优越，他就想去哪所学校。
教员第一家相中的，是一个警察学堂。
毕竟毕业之后能当警察维稳治安，似乎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于是教员就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
交完报名费之后，教员觉得坏菜了，因为他转头又看到一家新学校的招生广告。
这所新学校，是一所肥皂学校，宣传广告说是肥皂具有巨大的社会效益，既能富国利民，又能推动社会进步，教员觉得这宣传就打得非常有道理。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肥皂学校还有三条承诺：免学费、提供食宿、承诺给学生发放小额津贴。
这对教员可就很有诱惑力了，因为他已经退伍，已然失去了收入来源，这三条承诺对他这么一个异乡求学的学子来说，吸引力不可谓不强。
于是，教员放弃了考警校的想法，那边的一元钱报名费算是白交了，这边又给肥皂学校交了一元报名费。
钱交出去了，教员的朋友又来劝说他了。
一位学法律的朋友跑来游说教员，说让他报考法政学堂，人家承诺的是只要在三年内完成了所有的课程，毕业了就能当法官。
这一顿游说，又把教员给说服了，因为当初父亲肯让他去读书，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为了多识点字以后好打官司。
当法官，既有着很好的发展前景，又契合了父亲的愿望，教员心动不已，囊中已然羞涩的他回头就给父亲写了一封信，让父亲给他寄了报名费。
又是一元报名费，交给了法政学堂。
但教员还是没去成，因为又有朋友来给他提建议了。
这位朋友与他说，国家如今要大力发展经济，富国强民最需要的，就是能够建设国家经济的经济学家。
教员又一次心动，这一次，不仅交了一元的报名费，还成功地被一所商业中学录取了。
但没多久，教员又换学校了。
有一天我读到一则广告，介绍一所公立高级商业学校的优点。这所学校由政府经办，课程设置得很全面，而且我听说那里的教师很有才能。我决定，在那里学成商业专家应该更好，于是交了一元报名费，然后写信告诉父亲我的决定。
这一所学校，是公立的高级商业学校，比上一所要好，而且同样也是学商业，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的，立马就给教员寄来了学费生活费。
但显然，教员如果真能在这里读下去，那他也就不叫教员了。
入学仅半个月，他就退学了，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听不懂。
这一所学校，大多数的课程，都是采用的英语教学，而此时的教员，对于英语的了解也就仅限于英语字母。
最关键的是啥？最关键的是，这所学校虽然采用的英语教学，但却没有专门教学生学习英语的英文课。
于是，教员的商业之路，也就因此被堵死了。
19岁的教员，花了五元钱的报名费，换了四个专业，总共只在学校里呆了不到一个月，然后啥都没有学成。
与所有的迷茫年轻人一样，人生道路上的试错成本，教员也免不了。
与所有的平凡人一样，想要知道自己真正想要做些什么，也只能这么不断地去尝试。
但与绝大多数人不同的是，教员的效率很高，他这么反复折腾之后，很快就为自己确定了一个方向：他要当教员。
1912年3月，符定一回了湖南，建立了湖南的第一所省立中学：“要在长沙办一个像样的中学，以做全省示范。”
教员对此很感兴趣，又交了一元钱的报名费，并在招生考试时写下《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要策》的文章。
符定一看到此文，立马就将教员列为第一名，并作出八字评价：闳中肆外，纵横捭阖。
入学之后，符定一专门找了教员，并问及教员师承何人，殊不知此时的教员并无显赫师承。
符定一心中怀疑，让教员当着他面额外再写一篇文章，教员洋洋洒洒一笔而就，符定一再无疑问，认定教员将来绝非池中之物，并大方借给教员一套《御批通鉴辑览》。
孰料，教员又一次退学了。
因为这所学校在成立之初，就有计划要培养一些出国留学生，因此设置了相关的匹配课程，并强制学生修完英语、德语等课程才可毕业，这让教员觉得不适应。
另一方面，教员觉得学校的课程安排得过于松散，不方便他充分利用时间，以至于知识的获取效率过低，此外还要应付着颇为繁杂的校矩校规。
于是，在半年之后，教员决定自学。
他制订了自学计划，之后半年多的时间里，他都去湖南省立图书馆看书，每天上午开门就进去，中午出来买两块米糕当午饭，然后继续去图书馆看书，直到晚上闭馆了才出来。
如此半年，一直到了1913年的春天。
一方面，是父亲无法接受他这样的学习方式，把他的生活费给断掉了。
另一方面，是他居住的湘乡会馆有士兵在闹事，无法再继续住下去了。
求学路上的教员，又一次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
也恰在此时，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春季招生，不收学费，食宿费用也很低，这再次引起了教员的兴致。
之后，也就是世人皆知的剧本了。
一个从韶山冲走出来的年轻人，历经了诸多波折变迁，终于走出了迷茫。
观教员的求学路，似乎与大部分年轻人一样，迷茫，没个定性，喜欢折腾，甚至还有些乱来。
但事实，并非如此。
从他坎坷的求学路，我们其实并不难看出，他的性格特点与为人底色。
有着强烈进取心的人，从来不是靠谁培养出来的，都是他自己闯出来的。
从韶山冲，到长沙，教员始终都在努力前进，不需要被别人捶打，不需要被别人鞭策，他自己就会铆足了劲地往前走，这也是他与大多数人不同的地方。
就如他与表哥文运昌，单从求学这个事情来说，表哥算是他的第一个贵人，也是他的入学担保人，而表哥虽然比他更早接触新学，最终却在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毕业之后回家务农，没有选择前往更为广袤的前方。
求学的道路，可以称之为消除信息差的过程，学到了一项新知识，便意味着攀登了一个新的信息高地，能够看到眼前世界与身后世界的巨大不同。
有些人学的越多，看的越多，反倒越学越庸俗，满脑子都是酒色财气，而有些人则是在看到了诸多社会不公之后，便在心中埋下了救亡图存保家卫国的大志向，教员属于后者。
当年的诸多湘乡子弟，与教员同时求学的，其中不乏佼佼者，有如萧子升等极具才华的才子，到后来也没法与教员相较一二。
到了长沙之后，教员先是弃文从戎，后来又报了多所学校选了多个专业，看似没个定性，其实不然。
中华民族有一个非常有特点的性格底色，就是我们往往不会只顾及到自身，而是习惯将上下几代人的命运连起来看。
往小了说是家，往大了说是国，我们习惯将之视为命运的共同体，先赴国难，后许个人，拼了自己这一代人，去成全下一代人，即奉献与牺牲。
于家国存亡之际弃笔从戎，践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教员的为人底色。
与周公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不同，教员的读书目的，来得更迅猛、更直接，他是为了救国救民而求学，他有一种紧迫感，因而他在短短时间内换了多所学校多个专业。
教员曾经说过：“来日之中国，艰难百倍于昔，非有奇杰，不足以言救济。”正因如此，教员对于自己的要求格外高。
他所认为的可以救国的奇杰，就是那些于时局动荡之时能够扛起责任的，能够有真才实学的，并不是专为自己而活的。
因此，他的求学之路虽然坎坷，也曾有过迷茫，但他始终不读死书，他从来都是非常注重求学的方法，不管是自学，抑或是共学，他始终在意“学问”二字。
学，即是自己看书独立思考，问，即是进行讨论与交流，教员真正厉害的地方，就是能将所有遇到的人和事，都能变成自己求学路上的老师。
因此，教员与蔡和森等同学共同组建学习小组，相互交流学习心得。
长沙本地较为知名的学者，教员基本都曾亲自登门求教。
一些经过长沙的学者，教员也都会想办法去请教。
这样的一个人，要是不搞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是没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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