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教师身心健康的一大重要因素是课业与行政事务繁杂、工作负担过重。在一些学校，各类督查评比、报表数据、社会事务纷至沓来，上级安排的各种事务均需完成，教师在各项非教育教学事项的侵袭下身心俱疲，减负呼声迫切。面对上级要求与教师期盼，校长夹在中间左右为难、进退维谷。校长如何通过优化学校管理，切实为教师减负松绑，亟待深入探讨。

　1 厘清权责边界，阻断无关事项

教师的主责主业是教书育人。然而在现实中，一些中小学教师被要求承担巡河护林、上街执勤等非教育教学任务，教师的职责边界模糊不清，令教师不堪重负。校长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厘清权责边界，阻断非教育教学事项流入校园。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政府部门通过行政指令的方式强制将一些非教育教学事项摊派给学校，让教师沦为“末梢承压者”。对此，中小学校长应主动作为，将无关事项坚决抵制在校园之外。《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减轻中小学教师非教育教学负担若干措施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明确要求，健全社会事务进校园“白名单”制度，未列入“白名单”事项原则上不得进入校园，每所学校每学期各类进校园活动不超过6次。在学期初，校长应对照上级公布的“白名单”，厘定本校该学期可接纳的进校园事项清单，通过合并归类与精简优化，对各类事务的流入总量与频次作出清晰规划，实现总量控制下的弹性管理。

在此基础上，还应构建与“白名单”相协同的负面清单机制，借助实证调研手段，科学诊断教师负担的主要来源，列出严禁进入校园的事项名录，以底线约束从源头切断无关事务的渗透通道。这种“白名单+负面清单”的双重治理架构，有助于维护制度的严肃性与刚性，推动教师减负从阶段性治理走向制度化、长效化。

对于那些经过“白名单”过滤后进入校园的事务，以及学校内部产生的各项行政性工作，如果在校内分配时缺乏统筹、层层转派，最终仍会压到一线教师肩上。对此，中小学校长应牵头搭建“校级统筹—部门归口—专业分流”的三级事务审核机制，在校内形成一道制度化的“缓冲闸门”。凡进入校园的各类检查评比、数据报送、活动组织等事项，无论来自校外行政部门还是校内各处室，均需先汇总至校务管理中心或专项审核小组进行统一研判。经研判后，行政性事务由对应职能部门承接，教学辅助性事务由教辅人员落实，后勤保障性事务由后勤团队处理，确需教师配合的事项则须明确参与范围与工作时限，经分管校长审批后方可下达至年级组或教研组。通过制度化的前置审核，将事务在校级层面进行“二次过滤”和“分类导流”，打破“层层转发即落实、人人有份即合理”的惯性思维，杜绝任何部门和个人随意向教师摊派任务的乱象。

　　2 精简冗余事务，克服形式主义

学校内部繁琐的工作流程，不仅会降低学校内部管理工作的效率，还会在无形中挤占教师们的时间。在个别学校，一次寻常的请假要向两三个领导报备，一次常规的报销工作要走三五个审批环节，这些流程看似制度严谨，实则是形式主义在管理流程中的惯性渗透。校长应对校内各项常规工作流程进行系统审视，尽可能地精简冗余环节，提升学校内部管理效率。

在组织架构上，应避免职能部门的臃肿与重叠交叉，按照“因事设岗、以岗定责”的原则精简管理岗位配置，从结构层面消除多头管理、层层转办的制度土壤。在审批流程上，对于小额物资采购、常规设备报修、教师请假调课等高频事项，可适度下放审批权限、压缩审批环节，避免“事事要签、层层要批”。在会议管理上，探索建立“会议统筹日”制度，将校内必要的会议集中安排在固定时段，其余时间原则上设为“无会日”，保障教师拥有整块的教学教研时间。校长应以“教师视角”审视每一项管理流程，凡是让教师多跑一趟、多填一表、多开一会的环节，都应追问其存在的合理性。

教师负担是一个持续生成、动态叠加的过程。传统的减负手段多依赖静态的制度约束，面对动态生成的碎片化负担，往往反应滞后，难以实现精准有效的干预。在此背景下，构建一个能够持续监测、智能识别、动态调配教师负担的数字化治理机制则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校长应推动校园智能平台的搭建，以统一的数据底座打通教务、德育、人事、后勤等各方信息壁垒，实现基础数据“一次采集、按需调用”，从源头上消除多头重复填报负担。其次，应依托平台建立事务派发的数字化流转机制，凡需教师参与的非教育教学事务均须通过平台统一审核、统一分派、全程自动留痕，让每一件压到教师身上的任务都“有据可查、有源可溯”，以技术手段杜绝随意摊派。最后，校长可探索建立教师负担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模块，通过对教师在各平台的操作频次、事务处理时长、非教学任务占比等数据的持续采集与分析，形成可视化的“负担画像”，在教师负担过载初期就可触发预警、启动干预，变“事后补救”为“事前调控”。

　　3 完善考核评价，回归育人本位

评价是学校管理的“指挥棒”，也是教师行为的“风向标”。评什么、怎么评、评价结果如何用，直接影响着教师的精力投向与工作重心。当前，个别学校的评价逻辑偏离了育人本位，从关注教育实绩转向了教育“痕迹”，即执着于检查材料全不全、台账齐不齐、留痕够不够等。

《通知》明确规定，不得以发文开会、留痕资料、台账记录作为评价依据。因此校长要坚决克服重留痕轻实绩的形式主义做法。一方面，校长应以政策为依托，优化评价指标设置，大幅降低材料评审、台账检查在考核中的权重，将课堂教学质量、学生综合发展、班级德育成果等体现教师专业核心能力、彰显教育价值的内容，确立为评价体系的重要主体，让考核回归教书育人主业。另一方面，校长应改革评价结果运用，着力将评价结果与教师的专业成长深度挂钩。具体而言，可依据评价中反映出的优势与不足，为教师量身定制专业发展方案：教学实施有短板的，提供针对性的课堂诊断与教研支持；班级管理有困惑的，安排经验丰富的骨干教师结对指导；教研能力突出的，搭建展示交流平台、赋予学科引领职责。与此同时，在绩效分配、评优评先、职称推荐等方面，坚持“优绩优酬、多劳多得”的导向，真正让潜心教书、静心育人的教师得到认可和激励，将评价从外部的管控压力转化为教师内在的成长动力。

校长应着力推动评价体系从“单一维度”走向“多元立体”，真实、全面、客观地反映教师的专业成长。在评价维度上，应将课堂教学、班级管理、教研参与、学生辅导、家校协同等多维度表现纳入评价视野。在评价主体上，要建立教师自评、同行互评、学校评价、学生和家长参评相结合的机制：教师自评重反思，引导教师回顾教学实践、提炼经验、辨识不足；同行互评重对话，依托教研组、备课组开展课堂观察与专业切磋；学校评价重引领，通过听课评课、教学视导给予方向性反馈；学生和家长参评则重印证，将互动对象的真实感受作为评价的重要参照。在评价方式上，要推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的有机融合。要将日常巡课观察、推门听课反馈、教研活动参与、学生阶段性学业分析等过程性信息，以适当权重纳入教师评价体系，使评价更加立体与全面。

（作者张家军系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部教授，王皇星系西南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

《中国教育报》2026年06月12日 第05版

作者：张家军 王皇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