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在联合国严厉斥责哥伦比亚，原因在于哥总统古斯塔沃·佩特罗。就在几天前，他刚在社交媒体上回复“希特勒万岁”，随后在安理会关于中东问题的会议上，他又多次提及纳粹主义，并称“我们正在回到纳粹时代”。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周三表示，佩特罗的言论相当于“古怪的意识形态咆哮”和“对犹太大屠杀历史危险的扭曲”，并且“玷污了大屠杀受害者”。
据报道，这位在6月21日决选中胜算不大的哥伦比亚总统，拒绝了达农的电话。达农曾希望佩特罗在周三主持中东问题安理会会议前道歉。本月，哥伦比亚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
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是对中东全面战争的担忧，会议在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对伊朗发动额外打击的数小时前召开。美国负责联合国特别政治事务的副代表詹妮弗·洛塞塔告诉安理会，中东需要“真正的解决方案和政治资本，而不是循环利用那些失败的老办法”。
她指责伊朗政权“通过非法试图限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绑架了世界经济”，并资助其在黎巴嫩、伊拉克和也门的恐怖代理人。洛塞塔还指责俄罗斯和中国为德黑兰打掩护，部分原因是他们在四月否决了一项安理会决议草案，该草案本可授权国际力量保护通过海峡的船只。
“没有后果的对话未能阻止破坏稳定的行为，”她说，并指出了国际外交努力背后缺乏执行力。
俄罗斯驻联合国大使瓦西里·涅边贾则指责中东地区以外的势力试图重划该地区的政治地图。这位俄罗斯特使表示，安理会“不应试图强加一个仅对一方有利或针对任何地区国家的解决方案”。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巴勒斯坦国的缺失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不公”。
巴基斯坦驻联合国大使阿西姆·伊夫提哈尔·艾哈迈德表示，该国试图通过调解来缓和的地区局势“脆弱且日益动荡”，“未解决的争端已演变成旷日持久的冲突，暴力循环正变得常态化”。艾哈迈德敦促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战前状态，该海峡曾被伊朗关闭，随后被华盛顿封锁。
佩特罗总统的这番言论，绝非一次孤立的外交失态，而是精心计算下的危险表演。其动机至少有三层，每一层都揭示了当前国际政治中令人不安的潮流。
首先，这是服务于选举的“绝望咆哮”。距离6月21日的总统决选仅一步之遥，国内经济困顿、社会秩序问题凸显，佩特罗的支持率并不乐观。此时，在国际最高舞台戴上卡夫叶头巾，举起象征草根抗议的粉红喇叭，并以最极端化的“纳粹”比喻攻击以色列，本质上是一场针对国内选民的“政治真人秀”。其目标受众并非安理会成员，而是哥伦比亚国内及其在“全球南方”的潜在拥护者。通过塑造一个敢于直面西方霸权、为巴勒斯坦“仗义执言”的斗士形象，他意图点燃民族主义情绪，将国内矛盾转化为对“外部敌人”的同仇敌忾，从而挽回选情。这种将严肃历史悲剧工具化为国内政治筹码的做法，既卑劣，也短视。
这是对国际话语规则的粗暴践踏。将当代以色列的政策与纳粹德国的种族灭绝行径相提并论，早已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批评，触及了历史修正主义的红线。犹太大屠杀是人类历史上最深重的伤痕之一，“纳粹”一词承载着独一无二的、极致邪恶的历史记忆。轻率地使用这一比喻，尤其是在联合国这样的场合，不仅如以色列大使所言“扭曲了大屠杀历史”，更是在解构这段历史本身的严肃性与警示意义。当“纳粹”被滥用为攻击政敌的通用标签，其真正的历史重量与恐怖内涵便被稀释，最终将损害全人类共同的历史认知与道德防线。
最后，这折射了中东问题在国际场域被日益“符号化”和“工具化”的困境。佩特罗的表演之所以有市场，是因为巴以问题长期得不到公正解决，累积的悲情与不满为这种极端言论提供了土壤。他的行为无助于任何实际解决。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强调反对“强加方案”和“最大不公”，虽立场与美以不同，但仍是在外交框架内表达。而佩特罗的“纳粹”咆哮，则纯粹是情感宣泄与立场消费，将复杂的民族、宗教、领土冲突简化为一场非黑即白的道德戏剧。这只会加深对立，堵塞对话渠道，让真正需要“政治资本”和“现实方案”的中东和平进程更加遥不可及。
总结来看，佩特罗的言论是一面多棱镜，照出了选举政治的投机、历史记忆被消费的危险，以及国际争端解决面临的民粹化挑战。其带来的启示是，国际社会必须警惕政治人物为短期利益而操弄历史符号、煽动对立情绪的行为。对于观察者而言，我们更应穿透这些极具感染力的表演性语言，去关注那些切实的、缺乏执行力的国际努力，以及依旧被封锁的霍尔木兹海峡、依旧流离失所的难民与依旧悬而未决的建国梦想。中东不需要更多的“纳粹”比喻，世界也不需要。它需要的是放下历史符号的武器，真正面对现实的、艰难的、甚至枯燥的对话与妥协。否则，安理会会场上的喇叭声再响，也只不过是下一轮暴力循环的刺耳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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