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2月，印度德里街景。（摄影 乔振祺）
2023年，印度总人口超越中国，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然而印度内政部近日公布的报告显示，印度的总和生育率已降至1.9（所谓“总和生育率”，即女性一生中预计生育孩子的平均数量，本文所提生育率均指总和生育率）。
研究认为，该数据只有达到2.1，才算达到人口更替水平，又称“世代更替水平”，即总人口不至于减少。这是印度生育率首次低于人口更替水平。
这一消息还受到了埃隆·马斯克的关注，他在X平台上表示，在印度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群体中，生育率在许多年前就已经低于更替水平了。
媒体、学者相关分析认为，教育普及、养育内卷、新思潮的兴起等多重因素交织，导致了印度乃至全球更大范围内国家和地区生育率的降低。
不过生育率低不代表人口将立刻减少，出生人口的减少转化为总人口的萎缩需要一定的时间。据估计，印度人口将在大概20年后达到16至17亿的峰值，然后在本世纪末急剧回落。
不同地区差异巨大，德里生育率低于芬兰
《印度斯坦时报》关注到，尽管印度全国整体的数据显示人口增长放缓，但报告显示出了巨大的地区差异。德里录得印度全国最低生育率，仅为1.2，比芬兰（1.3）还要低。在南部的几个邦和西部地区，生育率同样保持在极低水平。泰米尔纳德邦、喀拉拉邦和西孟加拉邦的生育率均为1.3。安得拉邦、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马哈拉施特拉邦以及旁遮普邦录得1.4（同挪威相当）。
而在天平另一端，比哈尔邦录得全印最高的生育率，达到2.9。紧随其后的是北方邦（2.6）、马德拉邦（2.4）和拉贾斯坦邦（2.3）。这些是目前仅存的几个生育率高于人口更替水平的大邦。
女童教育普及、教育开销增大是印度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原因
《经济学人》文章表示，虽然有观点认为，如果父母能够确信孩子们都能长大成人，他们就不需要生那么多，但人口学家早就表示，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女童的教育。接受学校教育意味着女孩能够获得更多的自主权，并在人生的重大抉择中拥有更大的发言权。绝非巧合的是，在20世纪90年代，印度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的女童入学率都出现了大幅的飙升。只有在大多数女孩仍无法接受正式教育的个别地方——如尼日尔、尼日利亚等国，生育率才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文章还认为，教育开销增加也压低了印度的生育率。父母对孩子未来的期望越高，他们需要对每个孩子投入的精力和资本就越多。当公立学校质量糟糕时，这个过程就会加速。值得注意的是，去年有39％的印度儿童就读于收费的私立学校，高于2015年的32％。父母们陷入了一场“教育军备竞赛”。如果你的邻居生的孩子不多并且把更多钱花在他们的教育上，那么你也应这样做，否则你自己的孩子就会在竞争中被淘汰。
多子家庭减少，导致传统养老观念被弱化
《印度时报》文章称，2014年，第一胎（长子／长女）占印度活产婴儿的43％；到了2024年，这一比例升至66.4％。与此同时，第三胎及以上的出生比例从25.9％骤降至10.8％；第四胎及以上的比例则从10.8％萎缩至3.5％。这意味着目前的生育行为，正越来越多地集中在第一胎和第二胎。过去那种“生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老五”的多层生育阶梯正在变得极为单薄。这所带来的社会变革，远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大得多。孩子变少意味着父母会在每个孩子身上投入更多，教育变成了一场赌注更大的博弈。而过去那种“孩子会自动成为父母晚年养老保障”的潜在社会共识，也开始弱化。
不只是印度：全球超三分之二国家的生育率已低于人口更替线
《经济学人》文章表示，如今不仅是富裕地区的家庭才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目前，全球超过三分之二国家的生育率已低于人口更替线。像巴西、伊朗、泰国和土耳其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多年来一直远低于这一水平。较贫穷的国家也正在逐步加入这一行列。斯里兰卡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3；突尼斯为1.6；摩洛哥已跌破更替线；肯尼亚首都内罗毕也可能接近这一临界点。在许多地方，尽管结婚依然几乎是全民普遍的选择，且很少有女性拥有正式工作，但出生率依然暴跌。
在印度，其生育率跌破人口更替线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远低于大多数国家：在其处于同一人口拐点时，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还不到马来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的一半。这并不一定会阻碍经济增长，但会使政策制定变得复杂。特别是类似印度的国家，将被迫比预期更早地将稀缺的公共资源转移到养老金和老年护理等事务中。
全球范围内正在发生深层价值观重塑
《印度快报》文章表示，根据人口转型理论，当社会从低经济增长和低教育水平迈向繁荣时，出生率和死亡率都会下降，从而导致总人口趋于稳定。然而，在短短几十年内全球范围发生如此广泛的生育率骤降的现象，迫使学者们开始寻找传统理论之外的其他因素。
澳大利亚人口学家彼得·麦克唐纳认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有两大主要趋势：首先是“社会自由主义”的兴起，其特点是个人开始重新审视社会传统规范，只挑选符合自己利益和生活方式的选项，并极度聚焦于个人抱负的达成；另一个趋势则是许多西方经济体中“福利国家”体制的逐步退潮。这些趋势带来的共同副产品，就是生儿育女不再被视为过上美好生活的必选项。与此相伴的另一个大趋势，则是单身人口的大幅增加以及结婚率的持续走低。
印度面临“未富先老”，未来15至20年是最后的“人口红利”期
印度观察家基金会文章称，鉴于生育率已跌破人口更替线，印度正面临“未富先老”以及难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前景。2023年，印度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的比例为66％，该比例将在2035至2045年期间达到峰值，随后开始萎缩。印度的老年抚养比（即每100名劳动年龄人口需要抚养的老年受赡养者人数）2021年约为16，预计到2050年将升至30。
文章称，留给行动的窗口期十分短暂，在接下来的15至20年里，印度必须将自身的“人口红利”转化为“生产率红利”；到21世纪40年代，（老年人口）抚养比率将会上升，财政空间将会收窄，每位劳动者都将承担更沉重的经济与社会福利负担，人口结构将不再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引擎。倘若无法在生产率、创新能力和制度效能上取得快速突破，印度的发展进程可能会陷入停滞，因此，印度的增长模式当前必须加快演变，以确保在人口见顶之后，依然能够保证长期的发展惯性与增长动能。
即将老龄化的印度正毫无准备地迈入退休陷阱
《印度教徒报》文章称，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数据，到2050年，几乎每五个印度人中就有一个年龄在60岁以上。在未来30年里，印度的老年人口可能会从今天的约1.5亿激增至3.4亿以上。与此同时，医疗保健成本持续急剧上升，而通货膨胀则在无形中蚕食着家庭储蓄。印度正在向老龄化发展，而大多数家庭在财务上对此毫无准备。
文章认为，印度传统的养老策略已经无法跟上现实的步伐。长期以来被视为最安全的养老工具的“定期存款”，在漫长的岁月里往往无法跑赢通货膨胀；房地产的流动性极差，且并不总是能提供稳定的租金收入。与此同时，印度的养老金覆盖面也十分有限。与此同步发生的是，印度社会结构也在悄然转型。城市化、人口迁移、小家庭化以及职业模式的变化，意味着许多退休人员可能不再拥有像前几代人那样稳固的家庭支持结构。在漫长的退休生涯里，人们需要的，是能够在一轮轮通货膨胀、市场牛熊周期和不断攀升的医疗成本中存活下来的动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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