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不跪的世界）
我们从90年代开始。
1、分税制等基本宏观分配系统成型后，把劳动力释放（大批下岗、撕毁劳动协议）回流市场，为加入WTO成为世界工厂提供所需的低成本、高质量人力资源；
并在税收环节给外资丰厚的让利——利润怎么分配是很有讲究的。但这在当时虽然无可厚非，高息揽储嘛，高利润率吸引产业资本来开荒。
那个时候似乎智库对人口结构颇有信心，或者没那么在意。毕竟先让一批人富起来，大家都想争着做那批人。
聪明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彼时共振，国内学得很快，香港大佬又懂资本、又会中文，所以很吃得开。把“公摊面积”的土地财政一复制黏贴，地方有了“暂时”、却“充盈”的水源。
外部全球化红利+内部人口红利，一切都充满可能性。
2、08年金融危机引发外需断崖。
美国找到其他经济体的财政老板——我不好，你们也不会好。所以大家帮忙分担一下。
分担的方式，就是债务转移。
国内4万亿基建上马，鉴于当时很低的GOV债务率，确实是可以承担的。而且又可以对冲外需的疲软。
当时有很多学者看到了更深的路径，提出了应合理分配财政资源给消费，即居民部门。
但消费循环的路径相比更长，对于宏观来说，没那么紧迫。
这个时期通胀从外生性（外汇占款）转为内生性（本币放水），抵押品质量略有下滑。
资本嗅到味道。
3、2010年后成为了一个资本的转折点。
随着人口红利增速逐渐疲软，一些前期狂赚的产业资本通过各种管道开始外流。
部分相似于日本80年代，国内开始用金融创新（本质为提高信用派生的杠杆）来缓冲流动性影响。
它的负面影响是脱实向虚。
这个阶段自然利润已经见顶，但名义利润（债务伴随）开始主导。
继而引发了一轮投机的大牛市——实体参与，并在泡沫破裂中损失惨重。
只是少部分人赚走了向虚产生的大部分利益。
4、于是踏着城镇化的尾声周期展开，宏观推出了再一次定向大放水，瞄准的是房地产市场。
有利的地方在于锁住更多的财富不要随着大佬们撤离。
不利的地方在于牺牲了居民部门的债务空间（即消费空间）。
这是当时的选择。
同时，地方部门从这波放水中，快速的聚拢水源，地方隐债开始放大。成为了GDP泡沫的主力贡献。
2016年是另一个人口转折点。同样，一些学者指出问题推迟会加深成本，但这不是宏观想听的。
5、随着特朗普1.0在2017年外部形成扰动，宏观意识到脱实向虚空心化趋势扭转的紧迫性提升。
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去杠杆。
这给市场带来了新的压力，在于边际流动性增量。
对应的是人口增量中枢下行。
要突破压力，必须要提高经济利润率，即GDP的质量。
于是宏观加大对生产的重视，看起来更重商，汇率中枢也下行。
如果没有前番房债泡沫的膨胀，重商的效果会好很多。
6、COVID的意外，加深了执念。
集中化控制生产，跛脚支撑了GDP。
但它的弊端，是进一步导致资源从服务业流向制造业。
为就业-收入-自然投资这根循环埋下了导火索。
即，宏观数据看似平稳，但民营经济获得感在下降——居民预期下降。
加之房债的滞后效应，每年都在居民消费GDP（居民收入现金流）中予以扣减，房泡终于开始更明显的消退。
而制造业的过度倾斜，导致了产能过剩，这进一步打击了价格，内卷加深。
找谁出清？拖延的无奈，是明知道该怎么做，但沉醉于广义财政的边际贡献。这和土地财政的思路是一致的。
7、然后是最近几年的持续通缩，绝对财富效应和相对财富效应（同通胀经济体相比）都使得国内的总财政放水减不了速。
所以在我追踪的中美GOV债务对比中，即使以GDP为分母，中国也反超了。
反腐只能加码。可以给大家看的审计报告越来越尖锐，更不用说不能看的了。
这个和马斯克DOGE的底层逻辑是一样的。
特朗普2.0隐含美国财政原先模式的不可持续，很多人意识到黄金和美债（美财政赤字）的关联性，但忽视了它和第二大经济体，也有同样的关联。
脱离数据的叙事，终究只是叙事。
8、在历次策略选择上，宏观都没有选消费，因为三个空间都有余地，从最早的人口红利、到人口债务红利+GOV债务红利，当这三个空间都到达顶部时，就没得选了。
而面对拉升消费，最重要的是什么？
表面看起来是消费，根源是，要把资源更多投入到民生。
这意味着，原先“享受”的，要紧了，所以他们会头脑风暴，极力使得消费政策的执行，对自己的“影响”更弱。
也就是博弈期。
投射到生育补贴，就是同样的一个麻袋，一个名义，让投入的资源更偏向于即得群体。
这不是什么深奥的经济学，是分配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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