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仲夏，江西萍乡九荷村的石板路上，一名自称“宋玉成”的灰衣老汉两手轻松扶把，稳稳当当地骑着一辆二八大梁。围观的乡亲啧啧称奇——那年月，山里能骑车的农人凤毛麟角。正是这几圈车轮，引出了八年前“11·27大屠杀”后潜逃在外的“渣滓洞五大恶魔”覆灭记。
把时间往前拨回到1949年11月，重庆上空炮声震耳。国民党败局已定，军统却不甘就此收场，决意抹掉最后的“秘密”。昼夜之间，白公馆、渣滓洞枪声此起彼伏，180余名革命者倒在狭窄山谷。血迹尚未干，五个主犯趁乱分头溃逃，誓言隐名埋骨。他们叫徐远举、徐贵林、杨进兴、张界、漆玉麟。
徐远举是头号人物。早在1932年，他十八岁加入复兴社，戴笠亲笔批“可造之才”。抗战胜利后，他握有重庆行动处实权，善于布置暗杀，也擅长和商界、黑帮打交道。大屠杀计划出炉，徐远举是主推者之一。重庆解放前夜，他换上便装飞往昆明，企图搭上去越南的运输机。可谁料到，12月9日卢汉在昆明率部起义，机场被临保部队接管，正准备混进人群的他被眼尖的新政协干部一眼认出。从此曲折十余年，终在1973年病死功德林。
渣滓洞的“猫头鹰”徐贵林没这等远见。他自幼在河南穷乡长大，练就一身狠劲。抗战时候，他靠着“夜间不眨眼”的本事做了看守长。在牢里，他对江竹筠等人施刑时总阴笑着说：“你们撑得住吗？”解放后，他挑担卖菜栖身重庆南岸。不想昔日难友叶兰英买菜时认出他，借口“去拿零钱”转身报警。1950年5月，枪声在磁器口外响起，年仅31岁的“猫头鹰”倒在自己最熟悉的城市。
杨进兴外号“第一杀手”，身高一米八有余，当年连同伙都怕他。1949年9月，他亲手处理掉杨虎城将军一家，成了川内“通缉一号”。他改名潜入南充青居乡，靠打短工混迹。1953年秋清查，乡干部核户口，他慌忙掩饰，口音却露馅。有人回忆起当年在看守所听过的那嗓门，跟公安一对口供，铁证勾连。1958年5月，枪决。乡民说：“天算得比人快。”
张界被称“毒蛇”，因他审讯必先抽口旱烟，再缓缓拔出竹签。1948年，一根根竹签扎进江姐指缝，血珠凝成黑色。重庆解放后，他逃回湖北江陵改名“张平”，娶妻种棉花。到了1954年，外面持续整肃特务，他心浮气躁。妻子移情别恋，他一怒之下拳脚相向。邻里报官时顺带揭了他总“夜半惊叫”的古怪。警方一追，真相浮出。1957年秋，“毒蛇”就地处决。
比前几位更能“熬”的要数漆玉麟。此人曾砍掉川北地下党十多条交通线，事后自诩“活阎王”。1950年他躲去香港，风声紧又转回江西老家。更名后迎娶寡妇，白日下地，夜里守着短波收音机偷听外台消息。骑车露馅那天，村治保主任凑近问：“宋大叔，车子稳得很嘛，哪学的？”他一愣神，“旧时跑码头练的。”话音未落，疑云四起。公安跨省核对，中缉处旧档案里的合照把他锁死。1958年2月被捕，1965年改判死缓，不久病亡。
五恶魔中最先伏法的徐贵林，最晚喘息的漆玉麟，都没能逃出审判。值得一提的是，审讯卷宗显示，他们从不认错，只在判决书下照例签名。有的自称“奉命行事”，有的抱怨“人心不古”。然而血债写在案卷，也刻在幸存者的记忆里。
渣滓洞旧址如今已成纪念地，青苔覆盖的高墙后，还留着被子弹剥蚀的痕迹。导游常提一幕：江姐等人越狱未遂后，被押回时仍放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当年狱卒中，有人泪水直流，也有人冷笑转头——那冷笑多数出自这五个人。
解放初期的清剿特务行动，遍及西南、华中、华南。档案显示，1950年至1960年间，仅重庆一地就查获隐藏特务4000余人。公安机关悬赏、群众检举、战犯互供，织成一张又一张网。五大恶魔的落幕，只是那张大网的一角。
也有人发问：为何他们能潜逃多年？答案见诸案卷。假证件、亲友庇护、农村的复杂社会关系，加上战争初期资料缺失，都给了他们可乘之机。不过，时间站在受害者一边。一次清查、一桩邻里纠纷，甚至一辆二八自行车，都可能成为推倒多米诺的第一张牌。
回顾这桩追捕行动，还应注意一个细节——法律程序。无论多大的罪行，被捕后仍需移送人民法院审判。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姓名、履历、罪行、证据、量刑依据，一条不漏。枪决令公开张贴，旁听席常常挤满受害者家属，他们要亲眼看见正义的来临。
有学者梳理“五大恶魔”卷宗时发现一个共同点：他们在供述中极少流露悔意。张界在最后陈述里甚至说：“如果历史能重来，我仍会执行长官命令。”这种顽固态度，折射出那个群体对暴行的习以为常，也更突显了依法清算的必要。
五人行径早已钉在重庆记忆里。每到11月27日，幸存者和烈士家属会在渣滓洞旧址前献花。有人问老人：“那些恶魔早已伏法，还提他们作甚？”老人摇头：“记名字不是为了复仇，是为了不让后来人再走那条路。”
从骑车露馅的“小概率事件”到因戴绿帽被捕的悲喜剧，历史用最尖锐的方式告诫：当年血债并未随硝烟散尽，逃亡也不等同于赦免。五双染血的手各自伸向黑暗，最终却都伸进了手铐，这就是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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