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光，河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
王琰，广州华商学院青年教师
安阳师范学院传媒学院副教授
一、约稿的真功夫：先读懂作者，再谈一本好书
王琰 张世海：杨老师，接触过你的人都说你约稿特别厉害，你很懂得跟各类作者打交道。很多知名的大牌作者，他们的书稿各出版社都来争抢，很多时候，你总能说服作者把书稿给你，在这方面，你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吗？
杨光：我觉得，第一点，用诚意来打动人，我觉得真诚是我最大的优点。有些时候可能会显得有点莽撞，这也无伤大雅，作者也能理解，我的目的就是想约到好稿子。跟作者沟通时，我对他们都是和盘托出，我有任何想法不会拐弯，这样效果比较好。第二，我在约稿之前就把作者和他的作品了解得比较透彻了，我说话能说到他心坎上，他觉得我专业，又能理解他。第三，我会给他一个很明确的思路，我们如何规划，希望他怎么写，我们要把这本书精心装帧设计，打造成经典，他能看出我们的实力和诚意。那些大家都希望推出有影响力的精品佳作。第四点就是不卑不亢，面对学术大家，心里紧张是自然的，但不用害怕。因为我性格好，很多老一辈学人很喜欢和我打交道，我每次去河南省社科院组稿，都是欢声笑语，有学者说杨老师说了这句话，下句话要说什么，我们都知道。
王琰 张世海：你的这个思路其实说起来很简单，但是真要是做起来，特别是做好确实又很难。
杨光：也许是吧。就比如说约王兆鹏老师关于宋词的这本书的过程吧。像王兆鹏老师这种大家，你肯定不能说，王老师，我们想出一本关于宋词的书，你给我写本书吧。首先，我自己喜欢宋词，懂宋词，知道宋词的当代价值，我也知道王兆鹏老师研究宋词的独到心得；然后我希望和王兆鹏老师一起，把宋词中美好东西和他的独到解读推向社会，让读者也了解，我更希望尽全力帮助王老师完成一部扛鼎之作。我是用这种方式表达的，也会这样做的，我想这是王老师愿意把书稿交给我的原因吧。
王琰 张世海：这说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做到“懂作者”，很难。你见知名作者之前，一般怎么准备？
杨光：现在网络多发达，我会尽可能找作者的资料和研究成果来看。比如我想约国家图书馆馆长詹福瑞老师，就先买了他的《诗仙·酒神·孤独旅人：李白诗文中的生命意识》，边看边做笔记。詹老师学养很深，这本书不是简单按时间顺序讲李白，而是从哲学、文学、美学和当代问题意识多方面进入。我去北京见他的那天，下着大雨，我一个人望着出租车窗外，心里很孤独，真有点像“孤独旅人”。我还给社长发短信说，我有点撑不住了。
但事前准备发挥了作用。詹老师感觉我确实理解他的学术思想，也确实想提供出版服务，和他一起实现学术理想，他就同意合作了。回来后我说约到詹先生的稿子，集团很多人都难以相信。
二、好书也要面对市场：出版社如何在转型中寻找新路
（一）出版社靠什么运转：教辅基本盘与数字化新增长
王琰 张世海：我们调研过很多出版社，感觉不少都是在亏损，一般都把教材和教辅做一个保证盈利基本盘的品种，河南人民出版社是什么情况呢？
杨光：我们整体来说是盈利，这几年也是靠教辅在支撑，我们是全科资质，比如说有的出版社只能出美术或音乐类教材教辅，我们能出所有科目的初高中教辅。
但出版社还是要有自己的情怀和文化使命，你给社会的贡献是什么？中华书局的第一任总经理陆费逵先生说过一句话，大致意思是，我们出版是最小的行业，也许别人都看不见，但我们做的事是最大的事，它为社会的贡献是潜移默化的。好书必须要做的，出版社有引领社会去阅读的使命，好书有时候会赔钱，但必须得有。好书能影响一些关键群体，对社会进步的贡献是无可比拟的。
王琰 张世海：现在很多出版社都在做数字化转型，有的做数据库出版，你们在这方面有什么计划吗？
杨光：数字化转型是一个趋势，现在我们的纸质书都要转化成电子书。现在图书馆采购的纸质图书数量在下滑，他们也越来越喜欢数据库和数字化的图书。文脉系列的每本书都附上二维码，读者可以扫码听书，我们也尝试做一些文创，一些图片是AI帮我们生产的，比如刘禹锡这本书我们就配套制作抱枕，抱枕上印的图是AI根据“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这个意象生产的。有一家公司想用AI技术转化重构刘禹锡这本书，比如一扫码就能观看立体画面，我们还在谈。
王琰 张世海：你们有没有成立一个专业的团队，做数字化开发呢，这可能是未来一个重要的增长点。你们平时的编辑流程，也经常使用AI吧？
杨光：没有专门团队，我们这边有个负责数字化的技术人员，他是学计算机出身，不是传统做编辑的。他曾带着我和社长去数字技术公司考察的，我们发现，现在的数字技术公司需要大量优质出版内容，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贸然自己组建独立运营的数字化团队，先把内容做好再观察，我一直坚守内容为王，在好内容的基数上，我们再采用一切数字化技术为图书赋能。我们在很多环节也经常使用AI来赋能加持，比如选题策略、书名拟定和内容加工，很多书名的拟定都是在人工智能拟定的基础上再优化，这是未来大趋势。
王琰 张世海：我们记得你们社2019年成立了数媒出版事业部，这个部现在情况怎么样？
杨光：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把纸质书转化成电子书，制作AR和 VR，近期他们想打造数字人，数字人能与读者互动。目前集团要开发课后延时课程，要拍一些视频的，这个工作也是他们在做。我们起步比较晚，现在正慢慢探索。
（二）怎样让好书被看见：新的营销方式和合作模式
王琰 张世海：杨老师，你们出版社在营销方面都有哪些方式呢？
杨光：新书出来后，我就想办法利用各大图书博览会、各种读书活动去推广。比如，我和肖瑞峰老师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BIBF）采用对谈的形式来推广《前度刘郎今又来》这本书，效果非常好。河南有很多书籍推广活动，比如省新华书店会不定期组织类似活动，我也到郑州市图书馆宣传我的整套书。
王琰 张世海：我们发现，你们还做了很多跟图书有关的文创。
杨光：我们现在考虑朝这个方向发展。比如说刘禹锡的那本书，我们就做了一些扇子。苏轼这本书，我也做了印有《赤壁赋》的那种折扇。在解读《儒林外史》书的封面有一个鹤的形状，我们把它做成一个兜，一个包包，样品拿过来后，大家都觉得很抢眼，因为之前很少有人去把封面元素做到包上。
王琰 张世海：这些文创产品都是免费赠送的吗？它会增加我们的成本吧？
杨光：它会增加我们的成本，但新书需要宣传，需要它来加持和赋能新书的营销和推广，现在的书不好卖，图书市场很惨淡，我们也是向那些大社学习。像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了一个很成熟的文创团队，建立了独立的文创板块，光文创每年收入都5000多万元。如果我们社做好了，也会尝试定价，慢慢形成一个单独的板块。
王琰 张世海：你们有没有想过找那种网红大v，比如找董宇辉这些人来代言和宣传。
杨光：我们也想过合作，但后来发现这属于出版社赔钱赚吆喝，很多利润都会被网红拿走，比如他们会要坑位费，他们还会要抽成。我们一直没有敢做，毕竟这些书目前卖得也算比较好了。社里每年考核我们，要拿出来5个选题论证，出版3本书。我们现在都能完成了。我们社今年三月出了一本复旦大学骆玉明教授写的《中国古典文学讲义》，到现在卖了6万多本了，这本书是和果麦公司合作的，果麦公司的营销非常厉害。
王琰 张世海：你之前讲到，骆玉明老师这本《中国古典文学讲义》，你们是和果麦公司合作，还非常成功，未来再出新书，都可以和果麦合作的。
杨光：他们只选择符合他们标准的书才跟我们合作，我本来是想把一本解读刘禹锡的书跟他们合作，他们不愿意。他们通过市场调研，认为有关解读苏轼的书可能更好卖。他们有一套市场预测手段和营销思路，能预判现在受众的热点在哪里，哪些元素能被市场广泛接受。
王琰 张世海：你能介绍骆玉明老师这本《中国古典文学讲义》，他们到底是怎么营销的吗？
杨光：这本书刚出版的时候，他们的编辑开直播讲，然后请骆玉明老师自己来讲，他们的营销视频每隔一段时间就播一次。他们和易中天老师有合作，还邀请易中天老师为这本书讲两句话，为这本书做定位，吸引很多流量。他们后来又邀请戴建业老师为这本书站台，继续吸引流量。戴老师比较火，我之前也想约他写关于诗词的书，果麦的副总就说你拿不到，戴老师的作品都在我这。他们的营销成本控制得也很好，每销售一本书，平均营销费是5元。对我们国有出版社来说，不是做不到，但是确实有很大的难度。
王琰 张世海：我们发现你们给书取的书名都挺好的，比如说《水浒传》的解读叫人在江湖，还有风华绝代，英雄时代，光看书名就让人有阅读的欲望，很想听听你们这方面的经验。
杨光：书名就是书的眼睛，能一下子击中读者心灵就是书名，读者看书一般都是从零碎看起，先看书名，再看序言和后记，起书名要有文化积淀，我们非常重视，我们每本书都有宣传语，很多宣传语都是我自己写的。这种宣传语不好写，我都是坐在办公室反复打磨，自己思考，先写在小卡片上。它对语言要求很高，首先要把书吃透，平时自己要积累，还要把握时代热点。比如你看《醉白之路：品读白居易》，为什么叫醉白呢？这本书的作者见到白居易就醉了，以此形容他研究白居易几十年的心态，如痴如醉，他的这种经历和体会也会传递给读者。
三、从“中华文脉”到文化出海
（一）中华文脉：让文化走出图书馆
王琰 张世海：你在很多场合都提到中华文脉系列图书，我们想了解一下这套书的基本情况，现在出版多少本了？
杨光：中华文脉有很大的策划方案，这是省委宣传部部长亲自主导的。领导们认为文化不能一直在图书馆里不和大众接触，要把它转化出来，这个理念非常好，我们要贯彻落实好。给它定位是学者读不觉得它浅，群众读了不觉得它深，平衡是非常难的。文脉的要求非常高，它要同时满足多个条件。选题不合适，作者不合适，选题和作者不适配，都不能进入。有时这些条件都满足了，但是作者没有时间，或者不愿意写，这也很麻烦。第一年我都推不动，压力非常大，那段时间都快抑郁了。
中华文脉我们已经出了7本了，还有一本《尚书》也在宣传部门审阅了，我们今年还能再出两本。每年都有立项，这个系列出版要持续十年，今年我们又报了6个项目。现在的专家都很忙，有的专家已经签了出版合同，但是没有时间写，一拖就是两三年。
王琰 张世海：作者也需要理解你们的理念。
杨光：是的，需要给他们讲，作者都有很丰富的写书出书经验，你一说他们就清楚了，我们强调的是大家写小书。
王琰 张世海：如果我们把品牌做起来了，自然会吸引很多优秀学者，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我们了解到，中华文脉现在就已经做出品牌了，很多学者都以被纳入为荣。
杨光：是的，你们讲得非常对。我们就要种好梧桐树，等凤凰来栖。将来如果做好了，可以扩大到500种。现在品种有点少，集团内各个出版社竞争，有的出版社费了很大精力，最后没有选中会挫伤积极性。
王琰 张世海：文脉的优势在于它是一个纯粹的文化性的系列，官方喜欢，学者喜欢，普通读者也喜欢，你们找了一个最好的切入点。
杨光：对，在出版这批书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边角料的话题，我们准备再做《旧时月文丛》。我在做文脉的过程中发现了很多大家的旧作，市面上都没有卖了，只能在孔夫子网上高价来买，包装也不好，也没版权了，可以重新包装出版。
王琰 张世海：这真是一个意外之喜，我们在出版文脉时和学术大家建立关系后，利用这种关系再把他们年轻时最有深度的代表作进行重新出版。
王琰 张世海：如果品种出太多了，那编辑的工作量会更大，更难吧。
杨光：也不是，如果是名家的话，他们的思想都非常成熟了，写得也快，稿子质量好，编辑的效率就提高了。编辑都愿意编这种书稿，如果有那么大的量，我们可以把一般质量的书稿数量压缩一下，总体工作量不会太大多，但是产出质量要高很多。我还有一个想法，比如我们要出一本关于苏轼的书，已经有一个作者被纳入了，如果还有一个作者一样优秀，有不同视角，我们也可以纳入，让两个人写同一个题材，这也很好啊。当然，前提是稿子质量必须好，各家出版社可以设立总监来把关。从中原到中国可选的题材太多了，光古代河南籍的名人就有很多。
（二）出版社如何激活本土文化资源
王琰 张世海：我们了解到，像河南人民出版社作为地方出版社，有服务地方的任务，你们平时都怎么跟地方作者约稿呢？
杨光：我们经常外出调研，河南省社科院，河南省党校，河南省文联，还有各市的党校都跟我们合作过。相对来说，他们的作品质量比较高，优质作者多，单位还有补贴或者基金支持，他有的属于国家基金支持。我们刚出来一本《河南抗战简史》，这是河南省委党史和地方史志研究室写的，他们稿子编起来很省事。我们社以前的总编辑曾经带我到北师大组稿，北师大的历史学专业很厉害，他把北师大老中青三代学者的作品出了一套书，取名为《通古察今》。我们也鼓励那些学者把他们认为最好的论文结集出版，我们做成小开本，现在已经出了七十多种，市场还很看好，老总编退了以后，我又继续跟上，现在还和北师大保持比较密切的联系。
王琰 张世海：你们跟北师大历史学专业的这个合作模式很好啊，可以在别的地方继续。
杨光：我们就是这么想的，已经跟河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苏全有老师联系好了，我们沟通特别顺畅，这套书名之为“牧野论史”，我们还与省内其他高校比如河南大学历史学院、黄淮学院等都建立了合作关系。
王琰 张世海：这也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可以好好发掘本土的优秀作者，优秀作者和优秀出版社之间是互相成就、互相赋能的。对于作者来说，如果作品收到出版社的鼓励和支持，他们在写作时也会更有自信和良好的预期，学术成长也更快。
杨光：是呀，黄淮学院是一个普通二本院校，但文化传媒学院郑朝琳老师写的书，文笔就非常好，观点也很新颖，就算放在全国层面也不错。在出版界，作者和编辑之间的互动也流传下来很多故事，形成出版文化。我们跟河师大签订了一个战略协定，他们把我聘为客座教授，我给他们学生上课，我主要讲自己这些年亲身经历的案例，学生真的特别爱听。
王琰 张世海：河南省有很多优质的人文社科研究资源，比如说胖东来、蜜雪冰城、泡泡玛特等，你们可不可以通过省委宣传部或者市委宣传部组稿，找优秀作者去调研写成书，我觉得一定会畅销，也是三方共利的事情。
杨光：你们说这方面我们从去年也很关注，我们还有个经济编辑室。我们开选题会的时候还说河南的几大现象，蜜雪冰城、胖东来和泡泡玛特都提到了，我们说能不能研究他们背后的一些规律。这些选题目前还无法落实，现在人手不足，你这么说倒也提醒我早点想办法把它落实。
王琰 张世海：对，这些案例背后的体系很深厚，这也是我们的豫商文化，再说大一点，是河南文化培育出来的，全国都在关注他们，他们是河南最好的文化名片。杨老师你主编过一套叫《厚重兰考》的书，被当地政府推广，书的质量也非常高。这个案例也很好，可以系统总结一下，将来持续做下去。
杨光：是的，这本书就是围绕一个县的地域文化进行深度挖掘。河南的历史积淀太深了，欠缺挖掘和传播，你看浙江把白蛇传的故事讲得全国尽人皆知。出这套书的时候，我负责三审。
（三）中国故事走出去
王琰 张世海：国家对我们也有版权输出的考核吧，因为在当前国际背景下，文化走出去，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杨光：是的，集团考核有版权输出这一块，输出达到一定的数量还会有奖励，但是这方面想做出成绩也很困难。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很多东西，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我们到底该怎么发掘，用什么形式传播国际社会比较容易接受，这方面学问深得很，我觉得国内对这方面的市场没有调研好。
王琰 张世海：根据你个人搜集的信息，你觉得外国人可能喜欢中国的什么文化？
杨光：我现在正在联系中国人民大学的袁济喜老师尝试做《典说中国》，我的想法是做一些简短的小故事，故事不要有太复杂的背景，每一个小故事围绕中国的核心价值观演绎，比如诚信，敬业，责任感。
王琰 张世海：你对欧美那边出版情况了解得多吗？
杨光：不是太多，我们也想做一些版权输出，策划了一套中英文对照图书，想把中国古典文学翻译成英文卖。有一个少林武术学校的校长是美国留学回来的，他找过我几次，还有加拿大一个华人学者也想做这一块，但目前没有合适的路子，作者不好找，发行路径也不好找。去年我策划了一套《典说中国》，想把中国传统价值观做一个直观的阐释，让海外合作方翻译成英文，然后到海外去推广，这个稿子目前还没到。
四、青年编辑的成长
王琰 张世海：新员工招进来之后，你一般都会给他们制定一个培养计划吧，比如先从校对做起，再做编辑策划，如果有管理能力再提拔到管理岗位。
杨光：有这样的流程。我们喜欢校招，这样能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应聘的人。关于培养员工方面，我这两年的理念也有改变。我们曾经招过一个名校的研究生，学的是文学专业，我问了她很多专业领域的代表性人物，她都很熟悉，基本功很扎实。她进来之后就做校对，工作做得非常好。我中间有两次叫她到我办公室，我想跟她聊聊，我的意思是，校对毕竟是比较基础性的工作，如果她想尝试其他的工作，我会给她调整岗位。这个孩子性格有点内秀，没有找我。我想也许她就是这种性格，并且她喜欢现在的工作。
我们校对系统有国家层面校对比赛，她去年在国家比赛中拿了三等奖。做编辑是很麻烦的，在内部要跟各个部门协调，在外部要在社会上约稿，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应这种工作。假如那个女孩将来想做编辑了，我就会帮她调整，假如她就喜欢一直做校对，那也是很好的事情。这个案例对我也是一种启发，管理不是你认为对别人好就行，要充分尊重对方的意愿和选择。
王琰 张世海：如果一个人不擅长也不愿意与太多人交往，做编辑会很累的，特别是独当一面独立运营一本书很难，光是协调各种关系都很麻烦。
杨光：编辑得有几种能力，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得有正确的政治站位，书里不能出现任何政治问题；其次是交往活动能力，需要组织各种活动面对各种作者；还有文字写作能力。
王琰 张世海：出版社是文人扎堆的地方，文化人队伍不好带吧？
杨光：但我的团队就很好带，我就是慢慢扶持他们，无微不至地对他们关爱，他们都能感受到。他们之间也会有一些小矛盾，比如两个人性格不合，或者之间有小误解没解开，我经常把双方都叫过来，让他们互相体谅，互相配合，我们就是在一起共事编书，能有啥矛盾？大家度量必须要大，我也不偏袒任何人，我把问题弄清楚后，是谁的错我就吵谁。
王琰 张世海：我们感觉你现在和那些年轻的同事处成了一家人，这也许是你职业成就之外最大的收获，它给你带来的满足感应该跟职业成就一样。
杨光：你这句话我也要送给他们，我们确实处成了家人的关系。我现在孩子也不在身边，我大把的时间都用在他们身上，我甚至在星期六帮他们看稿子，我说我只能给你们一个人一年看一个书稿，这都快把我给累死了。三审简单一些，一审很麻烦，标点错别字都得改，所以女性领导不能小心眼，心胸必须大，视野不能窄。
王琰 张世海：我们确实在你身上看到很多女性领导的优秀品质，一方面“心大”，性格热情、开朗、包容；另一方面，你很细腻敏感，同时拥有这两种相辅相成的素养很难得的。
杨光：其实有些人也不好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放手了，也许他们有自己的理念和规划。如果他们热爱这个行业并且愿意努力时，我会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
王琰 张世海：你从内心里为他们着想，他们心里是知道的。在业务上很多技术性细节问题，还有一些他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他们都会做得非常好。你能介绍一点可复制的管理技巧吗？
杨光：我不用什么管理技巧之类的，我觉得那些技巧或理论都不如以心换心、真心对他们好管用。其实我是学文科的，真的不太懂管理，我自己的孩子在国外上学，对于这些年轻的编辑们，我就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看待，尽量托举。比如说，我这些年毕竟有一些经验，我在审稿的过程中，如果发现哪本书有潜力获奖，我就会让那些需要评职称的人来编这本书，书一获奖，他们不就积累了评职称的条件了嘛，就是想办法对他们好。我与年轻人之间是双向奔赴，一看到那些年轻人，我就特别有劲头，这是做领导的责任感。
王琰 张世海：我们发现，编辑出版界的女性，普通的编辑工作做得好的有很多，但是做到优秀管理者阶层真的很难。
杨光：女性要照顾家庭，这会分散她们的精力，我也是尽量平衡，既把孩子培养好，也把社里工作带好，我工作也没有影响培养孩子。
王琰 张世海：你做这么多年出版，你觉得自己策划编辑的图书中，比较满意的是哪一部呢？
杨光：你问这个问题，我想起来五六年前提拔我的时候，流程非常严格，从编辑室主任到副主编，从副处到正处，这是很大的一个坎。十几个领导要找你谈话，有个领导问我的代表作是什么？我就脱口而出，我说我最欣慰的就是河洛文化丛书。我跟踪10年，以一种一日拱一卒的精神，做到30多本书。后来我又做了中原文化通史8卷本，把河南文化做到了一个深度。我在做河洛文化的时候，整个出版界都有点浮躁，大家都跟着形势跑，做那种短平快的东西挣点小钱，没有长远的眼光。
王琰 张世海：其实你当时在大家都很浮躁的时候，心里面也是有迷茫的，但是隐隐约约觉得还是要坚守一种理念，做一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对吧？
杨光：你说得对，就是那微弱的一念坚守，都成了后来往上升的铺垫。说起来也很感慨，我都做了差不多一辈子出版了，直到现在我感觉自己才懂出版，我才知道什么是好书，能流传后世的好书。以前我把编辑出版作为一个职业来看待，我现在觉得这是个很神圣事业是吧，真的做出对社会有用的东西。
王琰 张世海：你什么时候退休？
杨光：我档案年龄是1969年12月，大概还有5年就退休了。
王琰 张世海：你退休之前最想做的是什么事？
杨光：还是想做一些能获得全国大奖的书，或者冲击一下中国好书，我编的这本讲刘禹锡的书在中国好书比赛的第一轮进去了，到第二轮的时候淘汰了。但我还有比较有获奖潜质一套书，我与河南博物院做百年考古的六本书，是纪实文学，写考古人背后的故事，质量很高，装帧也特别漂亮，文笔生动，当时领导说这套书可以报河南的五一个工程。我现在也在开辟一个新产品线，文物考古现在这么热，我上个星期刚去见过新任的河南省博物院院长李琴，我跟她谈得很好，她说一看到我，就知道我是一个执行力很强的人，我们肯定能合作好。2025年河南省出版基金给我们30万，这样我就能把它做好。
杨光：以上都是我凭记忆顺口之言，其中的一些观点、理念不妥之处，望见谅。还有对一些老师不敬之处，望海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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