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哲律师解读：醉驾无罪判决书——
一份伟大的无罪判决：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
一个人，喝醉了酒，没有证，骑着摩托车，被交警拦下来，然后被起诉，认为他醉驾，最终法院作出了无罪的判决。
这个世界上，最不值当的犯罪，就是醉驾！
第一，你有100种方法，不需要醉驾；
第二，醉驾的后果极其严重；
第三，它的辩护空间极小，规定的就是抽出来酒精含量是多少，然后就怎么判。
这份无罪判决，既然从检察院送到法院来，那显然是已经达标了啊，否则不会送过来，那怎么会判无罪呢？
原文如下：
一、对于本案的被告人是否作出有罪判决，需要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1、不要轻易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
第一个理由，叫刑法观念：在刑法观念上，不要轻易给人贴上罪犯的标签，只有如此，才会让人对法律心存敬畏，而不至于对罪犯产生同情，
醉驾案件的司法现状：
醉驾已经成为案件数量最多的罪名，近5年来，顺德法院每年的醉驾案件，占到当年全部刑事案件总数的40%左右，每年有1660多人因此而被判罪，这么大的比例，不禁让人反思，我是不是应当在适用上所有限缩。
2、证据上，对他人、对社会没有危害
第二个理由，是司法实务上的：
立法之所以将醉驾纳入到刑法当中，是因为他对公共安全构成了一个潜在威胁，专业术语叫他危险犯罪。
那么，对于醉驾这种抽象的危险，如果我有证据，能够证明当时的现实情况没有危险，那我到底有没有定罪的必要。
3、不挤压行政处罚的空间
第三个理由：法律衔接上，对于不同的违法，我们要做出差别的对待，
比如说，
轻微的违法，我对他进行惩戒、教育、批评就可以了；
再严重一点，一般的违法行为，我们对他做行政处罚就可以了；
只有非常严重的违法行为，我才需要定他犯罪，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追究需谨慎，不宜挤压行政处罚空间，能用行政处罚调整的，就不必启动刑事追责。
二、判决书展开了下面几个具体的论证：
1、醉驾，不一定是真醉，一刀切要考虑具体情况
醉驾，是一个一刀切的标准，就是酒精含量达到每百毫升80毫克的，就定为醉驾。
这个醉驾其实是个推定，因为每个人的耐受能力不同，
有的人很容易醉酒，病理性醉酒，喝一点点就醉了；
有的人酒量很好，喝很多也不醉。
他到底是真醉，还是假醉呢，我们没有办法统一，
所以，法律上，用了一个一刀切的标准。
因此，
法律推定为：醉，不一定是真醉；
法律推定：辨别和控制能力下降，不一定真下降。
立法这么规定，他当然要有统一性，
但是，立法虽然统一一刀切，在司法的过程中，我不能不考虑具体情况的差别。
2、摩托车出现危险，大部分时候，伤害的是自己
潜在危险的判断，取决于当时醉酒的程度，机动车的种类，行车的速度，行车的路段，行车的时间点，
结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汽车如果造成危险，是伤害别人；
而摩托车出现危险，大部分时候，是伤害自己，
在这样的情况下，再结合他的时间、地点，本次没有任何的异常，也没有发生交通事故，所以，这个行为的危险还不是很高。
三、接下来，对检察院提起起诉的理由，进行了一个回应：
1、举重以明轻
检察院为什么起诉呢？
因为这个案件当中酒精含量是99.2，虽然达到了醉酒的程度，但是按照顺德起诉的标准，到达多少就一定要起诉呢？140。
那么为什么99.2低于140还起诉呢？
是因为检察院认为这个人无证驾驶。无证驾驶，是加重情节，那一加重我不就要起诉你了吗？
对此，这份判决书回应了，简单看这么起诉没有问题，但是仔细一想，就会出现矛盾，
注意，这里运用了一个逻辑推理，运用了一个比较，举重以明轻：
假设，酒精含量139.99，驾驶一个汽车，在人员密集的繁华路段开车，不被起诉，
而他酒精含量刚好过线，无证，驾摩托车，在一个深夜的偏僻的路段，却要被追究刑事责任，
两者一比，是不是不太合理。
一者即重，一者即轻，那这显然就违背了朴素的公平正义观。
2、无证≠没有开车能力
对于没有驾驶证的事：拿驾驶证，考察的是你有没有驾驶能力，
但事实上，我们知道有很多有证的马路杀手、和没证的驾驶高手。
有的人，没考证，但是他会开车；有的人有证，但他其实不会开车。
基于行政管理的统一和便捷，这么一刀切规定没有不对，
但是，司法实践当中，还是要考虑，他到底实际的驾驶能力有没有。
当地的实际情况是，大家普遍骑摩托车没有去考证，
这在当地，是一个普遍的现象。
而且呢，他本身曾经是有汽车驾照的，开了很多年，他有汽车驾驶能力，说明他开车本身也是没问题的，
同时，法官又援引最高院的说法，说最高院在相关办案指南中指出：
鉴于在一些乡镇农村地区，无证驾驶摩托车的现象普遍存在，也鉴于摩托车的危险性低于汽车，为了避免打击面过宽，无证驾驶摩托车，可以考虑案件具体情况，不予从重处罚。
所以法官认为：
检察院的理由，因为他没有证驾驶摩托车，还醉驾，作为一个从重情节来升档，从而可以让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来追究刑事责任，这是不妥当的，
3、入罪看法益，出罪看伦理
做完这个回应之后，给出了一个价值升华，和罗翔老师说的，入罪出罪论，是完全匹配的。
我们讲到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叫做罪刑法定，但是罪刑法定是入罪的标准，刑法没有、也不可能对不构成犯罪的行为进行规定，
因此，对于出罪我们只能依理：
人们的常识、常情、常理，
为啥有一些，经常没有什么问题的案件，从法律规定上判处有罪，会引起很多的争议，
原因就是这份判决：让人同情！
你判他有罪会让人同情的案件，我们确实需要再认真多思量一下！
如果判他入罪有依据，那判他出罪，有没有依据呢，多一些这样的思考，可能我们的司法就多了一些温度。
4、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
接下来，法官给出了一个真正的价值倡导，社会效果：
法律规定的原则性与案件事实的具体性的矛盾，要求司法人员不能机械办案，麻木办案，裁判文书的说理不能有违常识、常理、常情，
否则，就不能打动人心，就不会有好的社会效果，
对被告人处罚，无论是从宽还是从严，都有一个限度，这个限度，是什么呢？
宽不至于鼓励犯罪，严不至于让人同情。
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结合，就是最好的政治效果，最终判处被告无罪。
【入罪出罪论|罗翔：法律是底线，不是最高道德】
一、人心皆有“张三”
1、法外狂徒：张三
罗翔：“人心隐藏着整个世界的败坏，我们每个人心中都藏着一个张三”。
意思：别觉得自己有多高尚，每个人都有幽暗面、犯罪冲动，法律就是约束这份恶。
2、法律是底线，不是最高道德。
3、入罪看法律（法益），出罪看伦理（不强人所难）
4、刑法既要惩罚犯罪，也要保护弱者、守住良知。
法律是最低的道德，不能用法律推行高标准道德。法治要有人文温度。
二、入罪出罪论
罗翔原话：
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不能用法律推行高标准道德。入罪不谈好坏，只讲法律；出罪可以考虑伦理，不强人所难。
1、法益入罪，伦理出罪：法益作为入罪的基础，伦理作为出罪的依据。
侵犯法律保护的利益才定罪；符合伦理的行为可免责。
2、举轻明重、举重明轻：
入罪从严、出罪从宽，防止刑罚滥用
3、法治之光：
法律既要惩罚犯罪，也要保障人权、守住良知
三、入罪：只看“法益”，不看“人品好坏”
1、入罪标准：
必须是法律明文规定、且侵犯了值得刑法保护的利益（法益）
2、禁止：
不能因为“这人道德败坏、动机邪、人品差”就定罪（反对积极道德主义）。
3、入罪不谈好坏，只讲法律与法益
例：
张三爱占便宜、自私小气，道德上不好，但没偷、没抢、没侵犯法益，不能定任何罪。
四、出罪：伦理可以“救人”，但不能“定罪”
1、出罪标准：
表面符合法条，但为伦理所鼓励、或社会普遍容忍，就可以不定罪（消极道德主义）。
2、公式：
伦理所鼓励的行为，绝对不是犯罪。
例：
丈夫醉驾送疾病妻子去医院——形式上是危险驾驶，但伦理点赞、法律不强人所难，可出罪、不定罪。
五、配套：当然解释（举轻明重、举重明轻）
1、入罪：举轻以明重
轻行为都有罪，重行为更有罪。
例：
偷手机有罪，偷电脑当然更有罪。
2、出罪：举重以明轻
重行为都无罪，轻行为更无罪。
例：
正当防卫杀人都无罪，防卫伤人当然更无罪。
3、原则：
入罪要严，出罪要宽，防止刑罚权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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