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初夏，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的库房里灯火通明，几位研究者围着新编联的三千余枚西汉竹简反复核对字迹，其中第三轴《赵正书》格外醒目。据测，此卷成书于汉武帝之前，比司马迁的《史记》还要早上数十年。
自《史记·秦始皇本纪》面世以来，关于秦二世胡亥的登基，人们几乎只记得一个情节：赵高与李斯合谋，密诏杀扶苏，再拥立胡亥。长久以来，“指鹿为马”的赵高成了秦亡的罪魁，也是最方便的替罪羊。
然而《赵正书》记录的却是另一幅图景。竹简记述：始皇东巡至沙丘，病势沉重。丞相李斯与御史大夫冯去疾入内急奏，请立陪驾多年的少子胡亥为储。当时的秦王赵正仅留下一个字——“可”。短短一句，却颠覆了两千年的共识。更令人惊讶的是，赵高的名字在这段关键记事中，压根没有出现。
倘若竹简无误，那么胡亥并不是被强行推上帝位，而是得到了他父皇的最后认可；而赵高至少在“篡改遗诏”这一环节上并未出手。自此，赵高的“黑锅”就显得分量过重。历史学界因此掀起一阵讨论，一位学者感叹：“或许我们误会他太久。”
竹简的真伪与价值，首先要接受文献学的检验。经碳十四检测与字体比对，学界大体认可其时代属性。它的文字与早期小篆过渡体相符，行文多用秦代官署术语，细节与出土于岳麓、清华的同类简册互相印证，这让《赵正书》的可靠性大增。
那为何《史记》与这批竹简会出现断层？必须记住，司马迁写作距秦亡已逾百年，资料依赖汉廷藏档和口述传说；而汉初政治需要给暴虐的秦政安上一个“祸首”，以证明推翻秦朝的正当性。赵高出身卑贱、出没于宫闱，形象曖昧，最容易被塑造成集权暴政的象征。历史往往挑选最合适的“坏人”来承载众怒。
退一步看，就算始皇本人点头传位胡亥，也不代表赵高无辜。史籍显示，始皇崩后三个月，赵高与胡亥联手削弱李斯，随后将其腰斩于咸阳东市；朝中诸公子、列侯亦多被诛戮。无论是否篡诏，赵高确实在权力斗争中大开杀戒，秦帝国的政治活力迅速枯竭。
那么，扶苏为何被排除？一是政治理念。扶苏受儒家影响，主张宽仁治国，对郡县制多有保留；而秦始皇统一后急需铁腕法令巩固成果，不愿走回分封旧路。二是地域因素。扶苏常年在北地监军，与蒙恬统兵御匈，既远离中枢，又手握重兵，皇帝或许担心尾大不掉。相比之下，陪侍左右、行事圆滑的胡亥显得更可控。
历史舞台上“父子政治分歧”并不罕见。汉武帝晚年曾经猜忌太子刘据，唐太宗对太子李承乾也屡起疑虑。权力传承的残酷，在秦朝这个中央集权的首创王朝里尤为尖锐。
《赵正书》的流落海外也是一段曲折史。据拍卖行记录，这批简牍在上世纪30年代由外国古董商购得，辗转英国、加拿大，后被旅居北美的华侨集资购回。若无民间的执着追寻，可能永远尘封他乡，秦史的盲点也就难以被点亮。
学界现已将部分竹简内容影印出版，新的异文层出不穷。有人据此质疑《史记》对秦末宫廷秘事的描述，也有人提醒：竹简毕竟篇幅有限，未必涵盖全部过程，或许赵高在其他环节依旧扮演阴谋家。是非曲直，尚待更多出土文献相互参照。
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发现对固有叙事的冲击并非首次。里耶秦简让学者重估秦代基层行政，居延汉简展示了北疆戍卒的鲜活生活，云梦睡虎地简牍揭示早期律例的细节。每一次新材料的出现，都是一次对传统史观的再审。
有人好奇，若赵高真是“被黑”两千年，是否应当为其平反？历史评价从不是法院判决，真相更像多棱镜，转动角度就会反射出不同色彩。秦亡根源在苛政、在战事、在民不聊生，也在新制度尚未稳固之际的统治集团内耗，一纸遗诏不过是导火索。
古籍与竹简之间的缝隙，留给后人巨大的研究空间。未来或许还有新的出土文献，让这段尘封往事更为清晰。那时，赵高的形象是否会继续转变，胡亥的选择是否更加明了，尚难预断。历史的篇章，一枚枚竹简正在慢慢补全，等待被耐心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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