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8月17日，武汉江滩的警戒线外挤满围观者。雨刚停，浑浊的江水仍在涌动，一只白色编织袋漂浮而过。人们屏住呼吸，只见一个瘦削的身影划船靠近，动作轻，神情凝。有人低声说：“又是陈师傅来了。”那一年，他已在长江上打捞27载，熟悉每一条暗流的脾性。
时间要往回拨到1971年。那时的陈阳喜不过20岁，白衬衫卷到腋下，在染布车间里跟着师傅忙活。一天傍晚，他在阳逻码头吹风，身后忽然传来沙哑的声音：“小伙子，帮我个忙呗，捞尸。”一句话砸得他心口一震。说话的是丁东升，年逾六旬，老把式。丁东升看出了他的迟疑，又补了一句：“不是挣晦气钱， 是给人留条念想。”陈阳喜愣了片刻，跟着老丁上了船。机缘就这么拐了弯。
头一回下水，他差点被腥味熏得呕吐。泡发的手指、苍白的皮肤，连风都像带着霉气。那夜回到租屋，他连续洗了三遍手，仍觉得指缝有凉意。可第二天，他还是跟着老丁出船。理由很简单：倘若没人干，尸体顺江而去，再也寻不回。
阳逻是天然漩涡口，武汉老人常说“浪尸必停阳逻”。早在清末，民间善堂就在这里留人守江。丁东升年轻时就属于“培心善堂”，到上世纪70年代只剩他一人硬撑。陈阳喜接过竹篙，也接过那面几乎褪色的旗子。起初一年，他仅捞到8具；到80年代中期，防溺意识薄弱，加上货船增多，数字攀到每年三四十具。纪录本上，他只写日期和大致特征，从不添一句怨言。
捞尸人活儿讲究快与稳。浮尸若被浪拍裂，家属会痛到崩溃。陈阳喜总是先抛绳套住手腕，再一点点拉近。遇上夜里无月，他拿手电扎在嘴里，把竹篙当盲杖。有人问他怕不怕，他耸肩：“怕有啥用？人得回家。”短短七个字，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
1983年冬，江面冻雨，水面结了薄冰。一艘渔船侧翻，两名船工失踪。家属守在堤岸，跪着哭。连续三日，陈阳喜在冰缝里摸索，最终找到遗体时，耳朵都被江水冻得紫黑。家属塞来2000元，他只收了一张50元的旧钞票，理由是“买炭火烤脚，别冻坏了再害家人担心”。那张旧票后来被压在他屋里《本草纲目》的一页，始终没花。
进入1990年代，城市扩张，长江大桥下的跳水事件频发。“有些年轻人，一个转身就跳下去。”他和水警打过招呼，只要接到通知，第一时间出动。江风大又冷，可也有温情时刻。1995年正月，武昌一名女子轻生，陈阳喜拉住她时，她呢喃：“我妈还等我吃年夜饭。”那晚女子被救起，没有成为纪录本里的一行字。
2013年7月，陈阳喜记录本翻到第427号。死者是60多岁的李老汉，从四川漂到武汉，下水到上岸足足11天。家属绝望地在岸边设灵，点了三炷香。DNA结果确认身份后，儿子颤声对陈阳喜说：“谢谢您，让我爸回来。”那天，他依然没要酬劳，只收了一袋小米，回家熬粥。
捞尸不是单打独斗。妻子曾撂狠话：“要么你换行，要么咱们不过。”可邻居送来的锦旗、家属按响的感恩门铃，一点点改变了想法。她后来跟人私语：“他在替别人守门。”守什么门？生死之间那道门。
陈阳喜对死亡的态度，也悄悄影响了儿子。可当提起让儿子接班，他却摇头：“年轻人有自己的路，不勉强。”培心善堂后继无人，他看得很开，“实在不行，等我干不动了，再教几套要领给水警，也行。”话虽轻描淡写，眼底仍掩不住落寞。
有人统计过，他在42年里合计投入江面一万多次，最久的一次连续漂了二十九小时才找到目标。身体在熬，心也在熬。年过六旬之后，他的膝盖开始酸痛，胳膊抬不起来。可一听江面出事，他还是会去，像是老马识途。
“人活一世，要留点东西。”这是丁东升当年教他的。老丁去世于1984年初冬，弥留之际对他说：“以后我管不了，你莫停手。”灵堂里烛火摇晃，他点头，那一刻仿佛签下誓言。
2014年端午，陈阳喜最后一次独自驾船。那天江面平静，他把竹篙轻轻放进水里，嘴里念着谁也听不懂的方言祭词。返回岸边，他卸下渔网，抬头望见天光，像是松了口气。此后，更多时候他只是接电话、指点年轻水警下水，自己坐在堤坝石阶上，手里捏着那截早已磨亮的竹篙尾。
现在每逢清明，他照例撑船到中江心，在浪花最汹涌的地方撒一把黄纸，再放几只莲花灯。岸上的行人或许只当他是在追思亲友，不知道那水里沉睡的四百多条生命，都和他有一份约定。
这份工作不算光鲜，甚至常被视为晦气，可在长江沿岸，太多人因为他的坚持得以告别亲人。他说，世上没有什么“脏活”“净活”，只有“该不该有人干”的活。江水日夜奔流，没等人停步；而在奔流之上，总有人默默撑舟，把迷失的灵魂挨个送回家。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