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隐身，母亲扛责：反激进政策为何只向穆斯林母亲要答案？|反激进政策|宗教|激进化|隐身

据《对话新闻网》6月11日报道，这些年来，年轻人激进化问题频频登上新闻头条。这一现象既可能与右翼激进运动有关，例如5月30日加拿大肖维尼根一场呼吁“白人魁北克”的示威，也可能涉及其他形式的激进主义，包括伊斯兰主义运动。

每当有年轻人卷入激进化行为，尤其是极端行为时，社会总会追问：家庭在哪里？他们看到了什么，或者拒绝看见什么？但现实中，真正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与其说是“家庭”，不如说是母亲。

早在2024年，卡塔尔哈马德·本·哈利法大学研究人员法蒂玛·阿赫达什就批评了她所称的激进化和恐怖主义“家庭化”现象。她指的是，在预防政策中，穆斯林家庭被赋予越来越多关注，但她们的实际经验在研究中却大多缺席。

在我近期的研究中，另一个现象也愈发明显。制度性话语不断提到“家庭”，但与预防相关的责任，主要落在穆斯林母亲身上。她们被系统性地描绘为最适合发现激进化早期信号的人，最能够识别孩子行为变化、在恰当时机介入，甚至在必要时向当局报警的人。因此，在诉诸“家庭”这一表述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母亲角色的定向动员。这种动员建立在一种假设之上：母亲天然与孩子更亲近，更细心，也更有能力保护他们。

我的研究表明，我们看到的并不只是预防工作的“家庭化”。更具体的过程正在出现：社会、政治和安全层面的责任，正逐步转移到母亲身上。我将这一过程称为“政治的母职化”。

社会科学和女性主义研究早已指出，母职并不仅仅是一种私密或生物学经验。它本身就高度政治化，受到规范、期待和权力关系的塑造，这些因素共同界定了母亲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感受什么、体现什么。历史上建构出来的“好母亲”形象，会随着时代、社会环境、社会阶层、种族、宗教，甚至移民身份而变化。

数十年来，女性主义研究一直表明，有些母职形式比另一些更容易受到严密审视。社会学家科琳·卡尔迪、黑人女性主义法学家、社会学家和理论家多萝西·罗伯茨，以及其他女性主义研究者都指出，在西方社会，工人阶级母亲、有色人种母亲、移民母亲和穆斯林母亲，更频繁地受到制度性审查，也更常被要求证明自己是“好母亲”。

穆斯林母亲在这一结构中处于特殊位置。正如研究母职与女性主义的学者索菲娅·艾哈迈德所指出的，她们常常被夹在相互冲突的要求之间：一方面，她们被视为需要保护或“解放”的女性；另一方面，她们又被视作与潜在安全风险相关的角色。

2020年10月，尼斯袭击案实施者易卜拉欣·伊萨维的母亲加姆拉在突尼斯斯法克斯接受记者采访。伊萨维的家人当时表示，在他袭击尼斯一座教堂并造成3人死亡后，全家都处于震惊之中。防范激进化的政策并没有创造出这种责任，它们只是建立在一种早已存在的母职观念之上：默认母亲天然最适合理解、保护并引导自己的孩子。

当人们说“家庭”时，他们指的其实是母亲。正因为如此，母亲在预防机制中占据核心位置。虽然这些政策在官方表述上面向“家庭”，但最先被接触的往往是母亲。人们要求她们发现行为变化，解读那些被视为令人担忧的信号，并在局势被认定为出现问题之前介入。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在承认她们在教育中的作用；但实际上，这成了一种格外沉重的负担，因为她们被置于家庭、社会、宗教和安全期待的交汇点上。在我的研究中，无论访谈对象是谁，母亲这一形象始终处于中心位置。

面向家庭的参与项目，虽然名义上针对全家，但活动和对话往往是围绕母亲设计的。机构会提到更广泛的支持网络，但真正承载期待的，仍然是母亲。这种特殊角色建立在一种广泛存在的信念之上：母亲是“最清楚情况的人”。她最了解自己的孩子，最能察觉最细微的变化，最能理解别人忽略的东西，也最有能力在为时已晚之前介入。

在访谈中，这种形象无处不在。专业人士借助它来展开工作。家庭成员重复这一说法。孩子们自己也常常把母亲描述为那个承担一切的人：忧虑、责任、冲突，以及维系家庭和谐所需付出的努力。但这种理想化是有代价的。如果母亲被描绘成那个看见一切的人，她也就成了那个“本该看见”的人；如果她被视为保护者，她也就成了那个“保护得还不够”的人。期待越高，责任就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