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长篇连载，大约16万字左右，讲述明末东江镇毛文东、刘兴祚、沈世魁的故事。
第一章 辽东局势
万历中后期，建州女真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迅速崛起。他先后吞并乌拉、辉发、哈达等部，逐步完成对建州各部的统一，彻底打破了辽东地区原有的战略平衡。明朝在辽东长期奉行“羁縻”政策，以安抚和控制边疆部族，但随着努尔哈赤势力不断扩张，与明朝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就在其意图进一步吞并叶赫部，统一女真时，明廷果断出兵干涉，使其扩张步伐受到遏制。
在此背景下，努尔哈赤决意与明朝决裂。
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一举攻破明朝在辽重镇抚顺。明廷震恐，急调四路大军约10万人进剿。然而，努尔哈赤在萨尔浒之战中大败明军——明朝四路大军三路覆没，一路溃逃。此役成为明清战争的转折点。
努尔哈赤乘胜扩大战果：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攻破开原、铁岭；天启元年（1621年）攻占沈阳、辽阳。
辽沈陷落，后果极为严重：
其一，辽东军政总崩溃。辽阳作为明朝辽东首府及军事指挥中枢的陷落，宣告了明朝在辽河以东构建的庞大防御体系彻底瓦解。努尔哈赤随即迁都辽阳，标志着后金从攻城劫掠转向立足辽东、与明朝南北对峙的战略新阶段。
其二，丧失大片领土，辽东社会彻底易主。明朝疆域大幅缩水，在辽东的战略支撑点仅剩广宁一处，防线退回辽西一隅。辽阳既下，后金骑兵随即分兵攻取辽河以东的大片土地，七十余城军民不战而降。
辽阳既下，其辽东之三河、东胜、长静、长宁、长定、长安、长胜、长勇、长营、静远、上榆林、十方寺、丁家泊、宋家泊、曾迟、镇西、殷家庄、平定、定远、庆云、古城、永宁、镇彝、清阳、镇北堡、威远、静安、孤山、洒马吉、叆阳、新安、新奠、宽奠、大奠、永奠、长奠、镇江、汤站、凤凰、镇东、镇彝、甜水站、草河、威宁营、奉集堡、穆家堡、武靖营、平鲁堡、虎皮驿、蒲河、懿路、泛河、中固城、鞍山、海州、东昌、耀州、盖州、熊岳、五十寨、复州、永宁监、栾古、石河、金州、盐场、望海埚、红嘴、归服、黄骨岛、岫岩、青台峪、西麦城等河东大小七十余城官民，俱剃发降。
其三，战略包围与海上命脉凸显。朝鲜与明朝的陆路通道被彻底切断，辽南与内地的陆上联系中断，仅剩海路一线可通。自此，海上运输与辽南的争夺成为左右战局的关键变量，山东登州、莱州的战略地位快速提升，同时也为皮岛等海上势力的崛起埋下伏笔。
辽阳之战后，明朝趁努尔哈赤迁都以及攻取周边城池之际，立即部署加强在广宁一带的防守。广宁地处辽河以西，是与辽阳具有同等战略地位的镇城。而为了守住此地，明廷以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湖广江夏人，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进士，此前曾两度主政辽东，颇有所获。在此危难时刻，朝廷又派其出镇辽东。
熊廷弼为了守住广宁，提出了著名的“三方布置”：
广宁用骑步对垒于河上，以形势格之而缀其全力；海上督舟师乘虚入南卫，以风声下之而动其人心，奴必反顾而亟归巢穴，则辽阳可复。于是议登、莱、天津并设抚镇，山海适中之地，特设经略，节制三方，以一事权。
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以辽西明军为主力，遣偏师自海道入辽南以牵制后金；以登莱为后援，增设登、莱、津三巡抚；以山海关为节制中枢。外则遣敕使犒劳朝鲜君臣，请其发兵以壮声援；并欲收编避难于朝鲜之辽民，与朝鲜军协同作战。
整个三方布置策看上去布局完美，也颇有可取之处，但细细分析，就知其中问题。
其一，辽南之险。明军想要由海路，入据辽南。但辽南背海临敌，明军登陆之后，如果努尔哈赤铁骑杀到，将无退路可言。以孤军投此绝地，纯属驱羊入虎口，这不是牵制，是自杀。
其二，朝鲜之难。明朝想要联合朝鲜以壮声援，此最难行。萨尔浒之战，朝鲜发兵万人跟随刘綎出兵，或殁于阵，或被俘，全军尽覆。在此次惨败之后，想要朝鲜再出师，即便仅仅虚张声势，恐怕朝鲜亦难从命。至于收编避乱辽民，更属空谈——流民嗷嗷待哺，吃饭穿衣都成问题，又如何让他们奔赴战场呢？
其三，辽东经略驻山海关。广宁是整个辽东核心所在，是明军在辽核心支撑点所在。山海关距离广宁数百里，经略又如何能及时应变及指挥呢？
但对于明朝而言，登州、莱州与辽南近在咫尺，这条海上通道必须充分利用起来。随着战场局势的不断变化，辽南这块土地的战略地位也日益凸显。无论如何，辽南的重要性已是不容忽视的现实问题。
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辽西走廊的天空下，笼罩着一层比后金铁骑更危险的阴云——明军最高指挥层爆发了激烈的冲突，辽东巡抚王化贞竟然与熊廷弼之间发生了分歧。
按官制，经略是巡抚的上级，熊廷弼名正言顺地节制三方。然而，现实远比官制复杂。朝中的风向，并不在熊廷弼这边。兵部尚书张鹤鸣是王化贞的坚定支持者，在他的庇护下，王化贞虽居下位，却拥有不听从经略调遣的底气。
这种底气，还源于王化贞手中握有的两张王牌：
一是蒙古的林丹汗。王化贞以重金厚赏相诱，这位草原上的大汗信誓旦旦地许诺集结四十万铁骑，助明共伐后金。
二是降将李永芳的内应。李永芳是在抚顺之战中投降努尔哈赤的明军叛将，暗中派人传递密信，声称自己愿为内应，只待明军一到，便倒戈献城。
这两条消息，让王化贞坚信，胜利的天平正在向明朝倾斜。他认为，与其像熊廷弼那样畏首畏尾地固守，不如趁此天赐良机，主动出击，一举荡平后金。
但这二者其实都不靠谱。林丹汗向来是口惠而实不至，明朝花了重金，却等不到望眼欲穿的蒙古骑兵。至于李永芳，早就死心塌地跟着努尔哈赤，此时不过是利用王化贞而已。
由此，辽东高层爆发了激烈的战略冲突：
熊廷弼主守：认为辽西兵力不足，应固守广宁，以“三方布置”徐徐图之，不可轻信敌将诈降，冒进浪战。
王化贞主攻：认为战机已至，若错失良机，待蒙古失信、内应暴露，则悔之晚矣。
双方虽然有着巨大的分歧，但对于辽南的重视却是一致的。
负责督饷辽东的户部郎中傅国，曾建议王化贞实施声东击西的策略：主力从三岔河东进，实则先以偏师佯攻七百里外的镇江、宽奠，吸引敌军分兵救援；同时借道黄泥洼，主力用两天时间直捣敌穴。待敌军十天赶回救援时，其巢穴已破，我军可前后夹击，以虚实转换掌握主动。
王化贞对于这个建议也是比较认可的。但此时辽南局势尚不明朗，陆路交通又断绝，于是王化贞决意派人前往侦查，探知具体情况。
而此时一位将领挺身请缨，他就是毛文龙。
毛文龙的身世，他在奏疏中自述甚详。其原籍山西平阳府，后寄籍浙江杭州。父毛伟为监生，在毛文龙九岁时去世，母亲沈氏年仅二十六岁便开始守寡，家道由此中落。尽管家境衰微，毛文龙的成长环境却并不困顿，这主要得益于其母舅沈光祚的扶持。沈光祚为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进士，累官至兵部主事、顺天府尹，是明末名臣。沈氏更是当时杭州第一望族，清代学者厉鹗在《东城杂记》中称：“当时称杭州甲族，以沈为最”，可见其门第显赫。在沈光祚的庇护下，毛文龙并未因父亲早逝而陷入困境。
毛文龙自少不喜文章，志在武事，因此在科举一途上无所成就。
《明季北略》在《毛文龙入皮岛》中讲了一个故事：说毛文龙最擅长骑射，又嗜好围棋。有一道士在西湖净慈寺逍遥游，毛文龙前去问弈。道士说：“从前马融作《围棋赋》，班固写《弈旨》之论。谢安别墅赌棋而前秦军败亡，费祎借弈棋谈笑而魏敌退却。围棋之中玄机难以尽述。”道士便与毛文龙对弈，并将兵法寓于棋局中。毛文龙在棋中颇有所悟，临别之时道士赠予他一函天书，毛文龙从此通晓兵机。
这类武侠小说式的写法，有多少可信度，需要打个问号。
成年后，毛文龙入李成梁帐下，戍守辽东边塞。对于入军的过程，《明季北略》称其为沈光祚所推荐；而在《国榷》记载的毛文龙自述中，他说自己因为伯父海州卫百户毛得春无嗣，他就入辽继承了其百户职位。因为这是给朝廷的奏疏，故而可信度更高。
毛文龙因在与蒙古诸部的作战中屡立战功，升任万户之职。不久，经略杨镐又为其奏加都司衔，由此为后来的事业打下基础。毛文龙此处说自己升万户，但是在明末的明军体系中并无“万户”一职，不过在明初之时，朱元璋曾经参照元朝旧制，设立过万户府，并设置正万户（正四品）一职，但在卫所制建立之后，即裁撤，所以不知毛文龙口中的“万户”究竟何所指！
熊廷弼奏疏里面记载在沈阳之战中，担任都司的毛文龙负责制毒，但未言及其具体制毒方式。《明季北略》中则说：熹宗初年，经略袁应泰命他制造火药，两月完成，加授游击衔。
《东江疏揭塘报节抄》提及，万历四十八年十月初七，毛文龙率兵到杏山寨时遇敌，亲斩首级一颗，部下斩首两颗，这是关于毛文龙杀敌的第一次记载，这个战绩由监军参政高出，监军御史陈王佐核验，当不会有误。
辽沈之战前，毛文龙曾主动建言，但未被采纳。辽阳陷落后，巡抚王化贞在广宁招募人马，文龙前去谒见，补为练兵游击。
总之，毛文龙在其前期的军事生涯中虽有所表现，也取得过一定功绩，但从全局来看，其作为尚不突出，未显过人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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