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卢桂荣从雕塑家成功转型到壶艺大师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既懂得用雕塑的手法来塑造壶的形,又懂得用思想来灌注壶的意。
导读
艺术的门类,看似壁垒森严,实则处处有暗道相通。
在潮州,这些年有不少雕塑家转入做壶的行列中来,而且做得风生水起,颇为成功。这似乎是跨界,其实不过是手艺人在泥巴这条道上换了个走法。但若要论其中谁把雕塑的符号最妥帖、最天然地融进壶艺之中,我以为,当推广东省工艺美术大师、正高级工艺师卢桂荣。
卢桂荣的壶,是雕塑壶,却又不失实用之本。壶嘴出水爽利,壶把握持舒适,壶盖与口沿严丝合缝,这些都是泡茶的基本功,他一样不落。而在实用之外,那把壶站在那里,便是一尊雕塑,一件可供人长久凝视的艺术品。由此他的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特别金奖与金奖。
实用性与艺术性,在他手中不是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而是相互成全、相得益彰。
我常常在想,一把壶,究竟凭什么打动人?是泥料的温润,是线条的流畅,是出水时的爽利,还是手握时的贴合?抑或是艺术的魅力?
但真正让一把壶从“好用”升格为“耐看”的,是它身上那股子“气”——一种说不清道不明、却能让你在目光触及的瞬间心头一动的气息。这股气,就是神韵。
神韵从何而来?从形来,更从意来。形是骨架,意是灵魂。卢桂荣的高明之处,正在于他懂得用雕塑的手法来塑造壶的形,又懂得用思想来灌注壶的意。形意兼备,神韵自生。
▲卢桂荣
文|白鹿新闻首席艺术评论员洪巧俊
为何雕塑家转行做壶艺,大多容易成功?道理其实朴素。
艺术是相通的,更何况他们都是玩泥巴的人。雕塑家天天与泥土、石头打交道,捏、塑、雕、刻,那是刻进骨子里的肌肉记忆。做壶嘴、壶钮、壶把,修坯、整形,对他们而言,不过是换了一套工具,手法还是那个手法,手感还是那个手感。
一把壶的诞生,从一块泥巴到一把壶,中间要经过拉坯、修坯、安嘴、安把、雕刻、烧制等诸多工序。对普通人来说,每一道工序都是难关;但对雕塑家来说,这些不过是换个方式继续玩泥巴。
再说,雕塑这门艺术,本就讲究造型的准确、比例的协调、意蕴的表达。长期浸淫其中的人,看惯了希腊罗马的人体比例,琢磨透了汉唐雕塑的雄浑气度,自然养成了不凡的艺术眼光。这种眼光,是他们转行制壶时最宝贵的无形资产。
别人看一把壶,看的是壶型是否周正、线条是否流畅;他们看一把壶,看的是体量的对比、空间的虚实、光影的变化。这是降维打击,是不对称的优势。
然而,转行并非个个成功。失败的例子也有,原因往往出在“过犹不及”四个字上。
有的人过于强调艺术性,恨不得把毕生的雕塑功力都堆砌在一把小小的壶上。壶身上雕满了花鸟鱼虫,壶钮做成奇兽,壶嘴扭曲成怪异的形状,整个壶看起来张牙舞爪、畸形怪状。
雕塑元素不是“融”进壶里,而是“贴”上去、“堆”上去的,与壶身割裂开来,哪里还有均衡协调之美?
这就好比一个人浑身上下挂满首饰,非但不能增添美感,反而显得俗气逼人。
这就是不懂“融”的真谛。
雕塑家转行做壶,最大的挑战不是技术,而是观念。雕塑是可以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它可以不考虑实用功能,只追求观念的表达和形式的冲击力。但壶不行。壶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肩负着泡茶的使命。
你可以让它艺术化,但不能让它丧失功能。你可以让它有雕塑感,但不能让它变成一件只能看不能用的摆设。
这是一个底线,也是一个分寸。过了,就失败了。
卢桂荣懂得这个分寸。他做了二十一年的雕塑,然后在四十三岁那年转身投入手拉壶的世界。这个年纪转行,放在一般人身上,未免有些冒险。但卢桂荣不怕,他有底气。
二十一年的雕塑功底在那里,就像一座山,稳稳地托着他。更重要的是,他懂得把雕塑的功力用在刀刃上,而不是四处挥洒。他的壶,雕塑元素总是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恰到好处,绝不堆砌。
卢桂荣是1969年出生的,潮州本地人。1991年,他从广东省陶瓷学校雕塑专业毕业,那是他艺术生涯的起点。也是在这一年,他因成绩优异被学校留用,得以师从陈钟鸣、叶竹青等老艺术家。这段师徒传承的经历,对他日后的创作影响至深。
陈钟鸣是潮州陶瓷艺术的一代宗师,他的雕塑作品气韵生动,人物造型精准而富有神采。而叶竹青又是潮州陶瓷彩绘的大家,笔下的花鸟鱼虫栩栩如生,色彩温润雅致。
卢桂荣同时师从这两位大咖,既学了雕塑的造型功夫,又学了彩绘的装饰意趣。这两种素养,后来在他做壶时合流了——雕塑给了他塑造形体的能力,彩绘给了他经营画面的眼光。
在陶校的那些年,他扎扎实实地打下了雕塑的基本功,也对陶瓷材料、烧成工艺有了透彻的了解。他知道什么样的泥料适合做什么样的造型,知道雕刻多深才不会在烧制时开裂,知道什么样的窑温能让朱泥呈现出最温润的色泽。这些知识,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是在窑火边一年一年熬出来的。
但人生的道路并非一条直线。从陶校出来,他做过不少事,兜兜转转,直到2012年,他才正式开始转行做手拉壶。那一年,他已经四十三岁。
四十三岁转行,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放下已经积累了二十一年的东西,重新开始。意味着你要从大师变成学徒,从教别人变成被人教。意味着你的同龄人已经在各自的领域功成名就,而你还要从头摸索手拉坯的旋转规律、朱泥的收缩比例、壶嘴与壶身的衔接角度。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但卢桂荣做到了,因为他有一个信念:雕塑是他的根,壶是他的树。根不动,树可以往任何方向生长。
黑格尔说过:“艺术家把灵魂灌注到石头里去,使它柔润起来,活起来了,这样灵魂就完全渗透到自然的物质材料里去,使它服从自己的驾驭。”这段话,卢桂荣想必是深有体会的。
雕塑家面对一块石头,要做的是将内心的意象“灌注”进去,让冰冷的石头有了温度、有了生命。而如今,他面对的是潮州手拉坯朱泥壶这门传统工艺,他要做的,是把雕塑的灵魂揉进朱泥里,让传统的手拉壶走出固有的形制,变得更多样化,更具艺术性。
约瑟夫·博伊斯说:“思想就是雕塑。”这话说得极好。雕塑,说到底,塑的不是形,而是思想。形是思想的载体,是思想的肉身。没有思想的形,再精致也是空洞的;而有了思想的形,哪怕朴素一些,也能打动人心。
卢桂荣虽已转型为壶艺大师,但他骨子里还是那个雕塑家。他总喜欢给壶注入思想,所以他的作品,每一把都有丰富的内涵,都有故事可讲。
也因此,读他的壶,不能只看表面,要先了解这把壶的主题思想,才能读出壶中的故事与文化韵味。
这就是卢桂荣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的第一层功夫,以雕塑的造型能力塑造壶的形体,以雕塑的空间意识经营壶的布局,以雕塑的思想深度灌注壶的灵魂。
要理解卢桂荣如何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最好的办法是去看他的作品。
先看《渔翁》。
在壶艺界,以《渔翁》为题创作的人不少。但大多数人的《渔翁》,表现的都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的典故。那是一种等待时机、静观其变的人生态度,固然有味道,但看多了,难免觉得千篇一律。卢桂荣的《渔翁》,走的却是另一条路。
这把壶的壶盖,是一顶用段泥以跳刀工艺制成的斗笠。斗笠的纹路细密,一圈一圈,是跳刀一刀一刀跳出来的,不是刻意的装饰,而是工艺本身留下的痕迹。这种痕迹,有着手工的温暖和时间的质感。壶嘴是一根竹竿,削得修长而有力,竹节的起伏、竹皮的纹理,都被细致地刻画出来。
雕塑家做这些,是基本功。真正稀奇的是壶身上浮雕的三条鱼,一条大鱼,张着霸气的大嘴,正在追逐前面两条小鱼。大鱼的嘴张得很大,露出锋利的牙齿,鱼眼圆睁,有一种吞噬一切的贪婪。两条小鱼则拼命逃窜,身体绷得紧紧的,尾巴用力摆动,仿佛下一秒就要从壶身上跳出去。
鱼的刻法,一阴一阳,大鱼是阳刻,凸起于壶身;两条小鱼是阴刻,凹入壶面。虚实相生,阴阳互济,这是雕塑的语言,也是中国美学的精髓。
这就是雕塑手法的运用。一般的壶艺师做浮雕,往往只是把图案“贴”在壶身上,图案与壶身是两个东西,互不相关。但卢桂荣不同,他做浮雕时,会把鱼的身体与壶身的曲线统一考虑。大鱼的脊背,恰好顺着壶身的弧度;小鱼的逃窜方向,与壶嘴的指向形成一种微妙的张力。鱼不是“贴”上去的,而是从壶身里“长”出来的。壶身是水,鱼在水中游。雕塑与壶身,融为一体。
这就不是“姜太公钓鱼”了。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钓的是机遇,是命运。而卢桂荣的这个渔翁,钓的不是鱼,是人生。大鱼追小鱼,不就是这个世界的生存法则吗?强者的追逐,弱者的奔逃,谁又能真正置身事外?渔翁坐在那里,看似安详,其实他也在钓。他钓的,是那个追小鱼的大鱼。这就构成了一个连环的食物链:小鱼被大鱼追,大鱼被渔翁钓,渔翁呢?
渔翁被谁钓?被时间,被命运,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那个“外”字。
壶身的另一面,镌刻着“山外山,人外人”六个字的铭文,用的是行楷,有落款,有钤印,有留白,像一幅完整的书法作品。
这六个字,是对壶面画面的注脚,也是对主题的点睛。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以为你是那座最高的山,抬头一看,山外还有山;你以为你是那个最强的人,放眼望去,人外还有人。这是谦卑,也是警醒。
卢桂荣自己说,这样设计,是想提醒人们,在生活和事业中要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即使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也要意识到天地间还有更多的高山需要攀登。同时,这也倡导一种豁达淡然的生活哲学,鼓励人们在追求进步的过程中保持平和的心态,享受过程,体验人生百态。
这让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那些画。黄永玉画过一只鹦鹉,题字是“鸟是好鸟,就是话多”;他还画过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猫头鹰,那些个性戏谑的画作和俏皮的语言,以动物形象讲人间的故事,让人忍俊不禁,又若有所思。
▲渔翁
卢桂荣的《渔翁》与黄永玉的画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借物说事,都是用一个具象的画面来讲一个抽象的道理,有趣又不轻浮。
《渔翁》壶我见过不少,但能把渔翁做得如此形象生动,有文心、有神韵、有意趣的,实属罕见。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把壶束腰有脖,这个细节很关键。很多壶做渔翁题材,渔翁的造型是臃肿的、呆板的,缺少人的生气。
为什么会臃肿?因为壶身本身就是一个圆柱体或球体,如果不加处理地直接在上面雕出一个人形,那个人就是圆的、胖的、没有骨头的。而卢桂荣在壶身中间收了腰,在壶身上部做了脖子,这就等于给渔翁安上了骨架。有了骨架,人才站得起来;有了腰身,人才有姿态;有了脖子,头才能转动。
这些细节,就是雕塑家在解剖学上的优势,他们知道人体的比例,知道骨骼与肌肉的关系,知道什么样的姿态是活的、什么样的姿态是死的。
壶的嘴和把,也处理得极好。壶嘴是竹竿,竹竿从渔翁的身侧伸出去,不是垂直的,而是微微向下倾斜,仿佛真的在钓鱼。壶把是渔翁的手臂弯曲而成,弧度刚好容纳三根手指。嘴和把与壶身的衔接处,没有生硬的接痕,而是一种自然的过渡,仿佛是从壶身上生长出来的,不是“安”上去的,而是“长”出来的。
这就是雕塑家对“浑然一体”的追求。一件好的雕塑,每一个部分都应该是整体的有机组成,没有哪个部分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壶有了文气,有了内涵,就有了文化价值,这才是收藏者所真正追崇的。
如果说《渔翁》讲的是入世的哲学,那么《初心》和《禅宗》两把壶,讲的则是出世的佛理。这两把壶,展现了卢桂荣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的第二层功夫,以雕塑的叙事能力承载文化内涵,以雕塑的象征手法表达哲学思考。
莲花在佛教文化中,象征着清净无染、出淤泥而不染的美德。莲花的生长过程,从根茎深扎污泥,到花叶挺立水面,展示了生命由苦而净、由凡入圣的修行之路。莲蓬是莲花的花心,莲子既是果实也是种子,承载着“因果轮回”的深意。卢桂荣选择莲花和莲蓬作为《初心》壶的主题,本身就是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
▲初心
卢桂荣的《初心》壶,制作严谨,线条流畅,整壶简约朴实,没有多余的装饰。简约,是这把壶的第一印象。但简约不等于简单。简约是对多余之物的剔除,是“少即是多”的美学追求。在雕塑中,简约是一种很高的境界,它要求艺术家用最少的语言表达最丰富的内容,每一个线条都要经得起推敲,每一处留白都要有意味。
壶盖上的莲蓬,是自然生长出来的样子,不是刻意造型,而是顺应泥性。莲蓬的表面,是一个一个的孔洞,孔洞里是莲子。卢桂荣处理这些莲子时,没有把它们做成一个个独立的圆球,而是用阴刻的方式,在莲蓬表面挖出一个个小坑,小坑的底部微微凸起,那就是莲子。
这种处理方式,既保持了莲蓬的整体性,又让莲子若隐若现,有一种含蓄的美。莲蓬下那细细长长的秆,一直延伸到壶身下部,仿佛伸进了莲池的淤泥之中。这个“延伸”处理得极妙,它不是直愣愣地戳下去,而是有一种柔软的、坚韧的力度,让人联想到莲秆“中通外直,不蔓不枝”的品格。
卢桂荣说,莲蓬中的众多莲子代表了因果的繁衍不息与循环往复,每个莲子都蕴含新的生命,在生生世世中不断延续。不论经历多少轮回变化,都要坚守内心的那份真善美,保持那份初心。
“莲由心生,心生万相。”这把壶,壶与禅意相融相生,提升了整件作品的文化魅力,也赋予人精神的思考和心灵的感化。每次拿起这把壶,看到壶盖上那个莲蓬,看到那根细细长长的秆伸向壶身,我都会想起一个画面:夏日午后,池塘里荷花盛开,一个僧人坐在池边,闭目打坐。荷花开了又谢,谢了又开,僧人的身影却始终如一。那就是初心,在轮回变化中保持不变的那颗心。
▲禅宗
另一把《禅宗》壶,则是另一种表现手法。壶身上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是浮雕。花瓣的层次、线条的优美,都有工笔画的精细。莲花之下,刻着六祖惠能的著名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这二十个字,刻在壶身上,字迹清秀,章法疏朗。壶钮是含苞待放的花蕊,花蕊微微上翘,仿佛正在等待着绽放的那一刻。
这到底是一幅画,还是一把壶?都是。壶中有画,画中有禅,禅中有意。这是一种“笔墨情趣”式的艺术表达,气韵生动,意境深远。
卢桂荣在这里运用了雕塑中的“线”的语言,莲花的线条是柔和的、流动的,偈语的线条是刚劲的、稳定的,两种线条在壶身上形成对比又相互呼应,就像一首乐曲中高音与低音的交织。
《初心》和《禅宗》两把壶,一个是简约的、朴素的,一个是丰富的、装饰的;一个用的是雕塑的减法,一个用的是浮雕的加法。但两者的内核是相通的,都在用佛理来表达对生命的理解,都在用艺术来传递精神的温度。这就是卢桂荣的功夫:同样的主题,他可以有不同的表现手法;同样的手法,他可以用在不同的主题上。不拘一格,随物赋形。
不少收藏家对我说,他们很喜欢卢桂荣的《乡情》壶。我问他们为什么喜欢,他们说,这把壶让人想起了童年的记忆,收藏《乡情》,就是收藏乡愁。
家乡的记忆,是深深烙印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幅幅生动画面。对有些人来说,或许是鱼塘边青草依依,牛背上坐着放牛娃嬉戏的情景;对另一些人来说,或许是炊烟袅袅升起的傍晚,母亲站在村口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还有的,是那熟悉的老屋、古树、田野和溪流。这些,都构成了他们魂牵梦萦的乡愁。
每一位在外漂泊的人,也许都会在某个瞬间被这样一幅充满乡情的画面所触动,唤醒内心深处那份最纯真的童年回忆和对家乡的无尽思念。
▲乡情
《乡情》壶的造型,像一口鱼塘,塘中露出一头水牛,水牛的背上坐着一个牧童。这就是江南水乡再寻常不过的景象,寻常到每个人都觉得那就是自己的童年。
但寻常之中有不寻常,水牛不是完整地出现在壶身上的,它只露出了背部和头部,大部分身体都隐没在“水面”之下。这是一种“藏”的手法,是雕塑中“以少胜多”的智慧。不把话说尽,不把形做满,留给观者想象的空间。
在我的脑海里联想起这样的画面,水牛慢慢地露出了水面,牧童骑在牛背上,手里拿着一根短短的竹笛,嘴巴微微张开,仿佛正在吹奏一首不知名的曲子。牧童的帽子是竹制的,帽檐宽宽的,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个圆圆的鼻子和一张微笑的嘴……
看到这把壶,笔者自己也想起了小时候。那时在家乡的白塔河,我常常骑着我那头高大的“黑衣王子”,那是我给我放养的牛取的名字,蹚过河流,到对岸的沙草地放养。河水深的时候,牛只露出一个头,我骑在牛背上,身子倾斜在牛头边,一手握着牛绳,一手扶着牛的脖子,在激流中缓缓前行。
那种人与牛之间的默契和信任,那种少年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快意,是如今再怎么回忆也回不去的时光。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的这两句诗,道尽了游子的心酸。《乡情》壶象征着传统文化的韵味和对家乡田园生活的怀念,富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淳朴的情感寄托。就像李可染先生国画中牧牛童的形象一样,这把壶展现出的是童真和趣味性,是“天人合一”的境界。
这种境界,诠释了壶的气度,表达了壶的气韵,既突出了审美的视觉,又兼具实用性,还有艺术性。
著名雕塑家罗丹说过:“在艺术中,有个性的作品,才算是美的。”卢桂荣的作品,正是如此。他不仅重视追求个性化,而且善于运用多种陶瓷艺术手法,来表达个人的情感、意志与思想。他的壶,不是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商品,而是带着他体温和心跳的孤品。每一把壶,都是他与自己的一次对话,都是他对世界的一次表达。
追溯历史,我们会发现,不少制壶高手本身就是雕塑家。比如时大彬这位紫砂巨匠,就有雕塑艺术作品传世,至今留下了他的《观音持经像》。还有明代的制壶高手陈仲美,他的《紫砂牺尊》;陈子畦的《张子畦》等等。这说明,壶艺与雕塑的结合,古已有之,并非今人的独创。但像卢桂荣这样,把雕塑的造型语言、空间意识、叙事能力如此自然地融入手拉壶之中,同时又不牺牲壶的实用功能,确实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从造型、泥色、雕塑、书画到篆刻,卢桂荣的每一个细节都是精心而为。他不只是在做一把壶,他是在用朱泥当纸、以刻刀为笔,在方寸之间,诉说着一个个荡气回肠而又富有哲理的故事。
《千佛窟》壶,是卢桂荣的代表作。这把壶,展现了他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的第三层功夫:以宏大的叙事承载文化厚度,以精湛的雕刻技艺复刻历史的气象。
这把壶的灵感,来源于中国四大名石窟。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与造像的庄严气象,山西大同云冈石窟石雕的雄浑大气,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石刻的细腻神韵,甘肃天水麦积山石窟泥塑的灵动温婉,这些中国石窟艺术的精华,都被他浓缩在了这一把壶上。
这是何等的雄心?一把壶的壶身,也就巴掌大的地方,却要容纳四大石窟的精髓。这不是单纯的“雕得多”,而是“雕得精”“雕得对”。每个石窟的特点都要抓准,每个细节都要推敲。
壶身正面,雕琢着“一念成佛,一念成魔”的经典画面。佛陀面容慈悲安详,眉目低垂,嘴角微微上扬,有一种悲悯众生的温暖。魔相则线条刚劲有力,怒目圆睁,獠牙外露,有一种吞噬一切的暴戾。这一佛一魔,刻在同一把壶上,面对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雕塑中的“双面像”手法,强调的是对立统一,佛与魔,善与恶,慈悲与暴戾,其实只在一念之间。一念转,佛成魔;一念转,魔成佛。
壶身的环壁,刻满了佛像,排布如石窟壁龛,神态各异,刀法精湛。这些佛像,有大有小,神态各异。这种苦行僧般的创作方式,本身就是一种修行。壶完成的那一刻,不是作品的完成,而是修行的完成。
▲千佛窟
这把手拉壶,采用的是潮州传统手拉工艺,泥料温润细腻,壶型稳重大气。每一处雕刻均为手工精琢,线条流畅自然,肌理层次分明。它既保留了手拉壶的质朴古雅,又被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底蕴。实用与收藏,在这把壶上达到了统一。
我在想,卢桂荣刻《千佛窟》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他是不是想起了当年在敦煌看到的那些壁画?那些经历了千年风沙依然鲜艳如初的色彩,那些在黑暗中沉默了一千年的佛像,那些无名画工一笔一画勾勒出的飞天和供养人。他是不是在想,自己也是这些无名画工中的一员?他们用画笔供养佛陀,他用刻刀供养艺术。方式不同,心意相通。
2025年,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热映,那个“我命由我不由天”的魔童形象,再一次点燃了无数人的热血。卢桂荣也是观众之一,看完电影,他的创作欲望强烈得无法抑制。他说:“作品将我们古老的传统文化用现代的角度和创新的手法创作出来,这部电影上映后非常轰动,也非常成功,让所有的观众,不同年龄的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我觉得我要尽快创作《哪吒》这把壶来纪念这个骄傲的时刻。”
于是,便有了《哪吒》壶。这把壶,展现了卢桂荣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的第四层功夫——以颠覆性的造型语言重构传统器型,以当代的视角诠释古老的神话。
▲哪吒
这把壶是提梁壶。提梁壶是一种传统的壶型,提梁横跨壶身之上,像一座桥梁。传统的提梁,大多是圆弧形或方形,讲究的是对称、稳重。但卢桂荣的这把《哪吒》壶,提梁是哪吒飞扬的混天绫。混天绫不是规则的弧形,而是一种飞扬的、飘动的形态。一边高,一边低,一边宽,一边窄,像被风吹起的绸带,又像哪吒在腾云驾雾时身后拖出的长长的红绫。这种提梁,在烧制时极容易变形。因为朱泥在高温下会软化,传统的对称提梁尚且容易歪斜,更何况这种不对称的、飞扬的形态?
卢桂荣为了追求混天绫那种飞扬的动态,反复试验,修改了无数次。坯做坏了重来,烧歪了重做,前后折腾了不知道多少回,最后才有了现在这个版本。
壶嘴,是哪吒那把苍劲的红缨枪。枪尖是壶嘴的出水口,修长而锋利;枪杆是壶嘴的主体,笔直而有力。红缨枪插在壶身上,角度微微上挑,有一种“刺破苍穹”的气势。壶身上,雕塑着滚滚的风火轮。风火轮不是静止的,而是一圈一圈旋转着的,火焰的纹路从轮心向外扩散,仿佛随时要从壶身上滚动起来。壶盖是一朵盛开的莲花,莲花的花瓣层层叠叠,花心微微下凹,那里是壶钮的位置。壶钮是哪吒的头像,头像虽小,却把哪吒的神气表现得淋漓尽致——歪着嘴巴,挺着鼻梁,斜眼瞪着世人,那眼神里全是桀骜不驯、不知天高地厚的倔强。
这把壶,难点不在于雕得精细,而在于如何把多个雕塑元素,莲花壶盖、飘带提梁、红缨枪壶嘴、风火轮壶里均衡协调地融在一把壶中,使壶的线条优美流畅,既有实用性,又有艺术性。每一个元素单独看都是好的,但放在一起,就容易打架。提梁太大,会压住壶身;壶嘴太长,会破坏平衡;壶身上的风火轮太密,会让画面显得拥挤;壶盖上的莲花太繁复,会让整把壶显得琐碎。
卢桂荣反复调整,反复修改,最后找到了那个平衡点,提梁的飞扬感和壶身的稳重感形成对比又相互呼应,红缨枪的锐利和风火轮的圆转形成张力又相互补充,莲花的柔美和哪吒头像的刚硬形成反差又相互成全。
壶身上,还刻着两句台词:“小爷成魔不成仙,我命由我不由天。”那是一种撕裂命运枷锁的宣言,一种“若命运不公,我便和它斗到底”的执念。我们在哪吒的脸上,看到的是:“规则?那是用来打破的!”
“因为我们都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这句电影里的台词,何尝不是卢桂荣创作心态的写照?他转行做壶时已经四十三岁,按理说,这个年纪应该求稳,应该做市场认可的传统器型。但他偏不。他把雕塑带进手拉壶,试图改变潮州手拉壶原本以光壶为主的单一格局,让更多人看到,潮州手拉壶,原来还可以这样做。
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劲,才是一个人走出困境、走向成功的精神动力。哪怕碰得鼻青脸肿,头破血流,也要勇往直前。
说起壶,不能不说印。笔者在《款印对壶的价值》一文中曾说过:当今的制壶者众,对款印讲究者寡。很多人把印当作一个可有可无的装饰,随便刻一个名字盖上去就算完事者。
殊不知,款印不仅是装饰,更是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体现了艺术家的严谨态度,也增加了艺术品的收藏价值。为了创作《哪吒》壶,卢桂荣专门使用了一枚新款印。这枚印刻得古朴厚重,章法疏密有致,给整把壶增添了艺术的厚度。
这枚印的篆刻风格,让人联想到吴昌硕。吴昌硕曾说:“人说我善作画,其实我的书法比画好,而我的篆刻更胜于书法。”吴昌硕的篆刻,气势酣畅,变化丰富,于统一中见多样。壶艺师应该好好研究吴昌硕篆刻中的章法、布局、变化、气势,从中汲取营养,让自己的壶多几分文气,多几分古韵。
卢桂荣显然是重视这一点的。他的壶,款印从不马虎。印与壶的风格相配,印的位置恰到好处,印的章法疏密有致。这些细节,外行可能不会注意,但内行一看便知,这位作者,是讲究人。
卢桂荣的手拉壶,走的是一条独特的路。
潮州手拉朱泥壶,历史悠久,传统深厚。传统的器型,大多是光货,讲究的是线条的流畅、比例的协调、实用功能的完善。这是一种“减法”的美学,素雅、内敛,如同潮州人低调务实的性格。卢桂荣尊重这种传统,但他不甘心只做传统的继承者。他把雕塑的造型语言引入壶艺,让壶有了叙事的可能,有了表达思想的能力。
但他又没有走得太远。他始终记得,壶的第一功能是泡茶。壶嘴出水要畅,壶把握持要稳,壶盖与口沿要严,这些基本要求,他从未放松。他的壶,拿在手里,手感舒适;泡起茶来,出水爽利。那些雕塑元素,不是贴上去的累赘,而是与壶身融为一体的有机部分,不影响使用,反而增添了把玩的趣味。这便是我所说的“天然实用”,雕塑与实用之间,没有生硬的嫁接,而是自然的生长。
那么,卢桂荣究竟是如何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的?我想,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造型的精准。雕塑家出身的卢桂荣,对人体比例、动物形态、空间关系的把握,远胜于一般的壶艺师。他做的渔翁,有腰有脖,姿态生动;他做的牧童,有骨有肉,表情传神。这种精准,是神韵的基础。形不准,神就无从谈起。
第二个层面,是空间的经营。雕塑是在三维空间中造型的艺术,讲究的是虚实相生、疏密有致。卢桂荣做壶,懂得哪里该繁、哪里该简,哪里该凸、哪里该凹。他知道,一件好的雕塑,不是每一个角度都满满的,而是有呼吸的空间、有留白的地方。
他的壶,雕塑元素总是恰到好处地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绝不堆砌。这种空间感,让他的壶有了“气”:一种流动的、有生命的气息。
第三个层面,是思想的灌注。卢桂荣的每一把壶,都有一个主题,一个故事,一个思想。他不是一个只会在壶上雕花的匠人,他是一个会用壶来讲故事的艺术家。他的《渔翁》讲的是“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他的《初心》讲的是“因果轮回,不忘初心”;他的《中年》讲的是“负重前行,人生如赌”;他的《哪吒》讲的是“不知天高地厚,我命由我不由天”。
这些思想,不是贴上去的标签,而是从壶的造型、雕塑、铭文中自然生长出来的。正是这些思想,赋予了壶灵魂,赋予了壶神韵。
第四个层面,是细节的讲究。卢桂荣对细节的追求,近乎苛刻。一把壶,从泥料到造型,从雕塑到刻字,从款印到包装,他每一个环节都亲自把关。他的壶,壶嘴的角度反复调试,直到出水最顺畅;壶把的弧度反复修改,直到握持最舒适;壶盖与壶口的配合严丝合缝,轻轻一按,能感觉到空气被挤压的吸力。这些细节,单独看可能不起眼,但合在一起,就是一种整体的品质感。这种品质感,是神韵的物质基础。
▲荡江湖
回顾卢桂荣的创作轨迹,从《渔翁》到《初心》,从《乡情》到《荡江湖》,从《千佛窟》到《哪吒》,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在讲述一个故事,表达一个思想。他把自己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的观察、对艺术的追求,都揉进了那一团朱泥里。经过火的淬炼,那些思想和情感便凝固成了永恒的形状。
壶有了文气,有了内涵,就有了文化价值。这正是收藏者所追崇的,也是卢桂荣作品的价值所在。
壶艺家不仅要把壶做好,还要盖好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更要有哪吒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冲劲,敢于突破陈规,大胆创新,才能创作出大气磅礴、个性独特的作品来。
卢桂荣做到了。
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们:一把壶,可以是实用的器物,也可以是一件有灵魂的艺术品;雕塑与壶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只有尚未被打通的路。而打通这条路的方法,就是把你全部的心血、全部的思考、全部的情感,都揉进那一团泥巴里,然后在火的淬炼中,等待奇迹的发生。
这就是卢桂荣用雕塑手法诠释壶的神韵的全部秘密。说穿了,不复杂;但要做到,需要用一生。
白鹿新闻《大国工匠》主编:洪巧俊
白鹿新闻投稿邮箱:blbl2025@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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