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470年的建康宫城，景福殿的龙椅时常发出令人不安的吱呀声，坐在上面的，是南朝宋皇帝刘彧。
刘彧身材异常肥硕，行动不便，每次起身都需要宫人左右搀扶。殿下文武百官肃立两侧，高呼万岁，声音整齐而洪亮。
可在那一张张低垂的面孔背后，却隐藏着相同的情绪：鄙夷、无奈与恐惧。
朝野上下，无人不知，如今的这位皇帝不擅长治国，不擅长用人，不擅长理财，也不擅长练兵。他最擅长的事情，是猜忌、贪图享乐，以及弄鬼拜佛。
当时的人们私下里称他为“猪王”，这个绰号并非空穴来风。
当年，前废帝刘子业为了羞辱这位皇叔，曾将他关在猪圈之中，以猪食相待。为了活命，刘彧只能忍辱负重，装疯卖傻。
那时许多人都以为，一个受尽凌辱的人，一旦掌握权力，或许会更加理解苦难。
后来事实证明，他们想错了。权力没有治愈刘彧的创伤，它只是把一个平庸而偏执的人，推上了至高无上的位置。
从猪圈里爬出来的刘彧，并没有让天下变得更好，他是把整个天下都变成了更大的猪圈。
刘彧登基之初，人们曾对他抱有希望。
毕竟前任皇帝刘子业残暴疯狂，天下苦其久矣。
可很快，人们发现自己只是从一个灾难走向另一个灾难。
刘彧最大的特点，就是猜忌。越是无能的人，往往越害怕别人比自己聪明，于是他开始大规模清洗宗室。
刘宋皇室本就经历长期内斗，而刘彧为了巩固皇位，更是把猜忌发挥到极致。许多宗室成员即便没有谋反证据，仅仅因为存在潜在威胁，便遭到诛杀。一场又一场血腥清洗下来，刘宋王朝赖以维系的宗室力量几乎被摧毁殆尽。
比残暴更可怕的是愚蠢，残暴至少还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愚蠢则会让整个国家陷入荒诞。
刘彧晚年沉迷鬼神，性情愈发怪异。史书记载，他忌讳极多，对文字到了近乎神经质的程度。奏章里出现不吉利的字眼可能获罪；言谈中触犯忌讳可能获罪；甚至连一些读音相近的字词，也可能引来祸端。
于是，一个荒唐的现象出现了，一个正常国家里，官员讨论的是边防、财政、赋税和民生。而在刘彧时代，许多官员首先考虑的是：奏折里能不能出现“亡”字，“凶”字会不会触怒皇帝，“败”字是否需要换个说法。
国家的问题越来越多，朝廷关心的问题却越来越荒唐。整个官僚体系不再围绕国家运转，而开始围绕皇帝的愚蠢运转。
所有人的智慧，都在想办法适应他的愚蠢。所有人的才能，都在想办法满足他的偏执。
这或许是专制时代最讽刺的画面：一个国家最聪明的一群人，被迫围着一个并不聪明的人打转。
与此同时，百姓正在承担这一切的代价。为了修建湘宫寺，刘彧不惜耗费巨额财力；为了满足宫廷开支，各级官府层层盘剥。百姓卖田卖地，有人卖儿卖女。
史书中留下了大量关于民生凋敝的记载，而这一切，当时都被包装成所谓的“功德”。
湘宫寺落成后，满朝文武纷纷称颂皇帝仁德。
就在一片歌功颂德声中，散骑常侍虞愿站了出来。他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些所谓功德，不过是百姓的血泪换来的。虞愿甚至当面指出，佛若有知，见此情景也只会悲悯百姓，而不会赞叹功德。（通直散骑侍郎会稽虞愿侍侧，曰：“此皆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佛若有知，当慈悲嗟愍，罪高浮图，何功德之有！——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一百三十三》）
虞愿的话使得满朝上下汗颜，人人为他捏了一把汗。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也所有人都知道，说这种话的代价。
幸运的是，虞愿最终保住了性命，但他的勇气，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这场直谏，根本撼动不了至高无上的皇权。
满朝文武都知道皇帝有问题，可没有人能够解决问题。
如果说朝堂是压抑的沉默，那么民间则是无声的讥讽。
建康城外的码头上，纤夫拖着沉重的船只，在汗水与泥浆中艰难前行。酒肆茶馆里，说书人不敢议论朝政，便讲起寓言。
高压之下，真话消失了，于是政治笑话开始流行，人们不敢公开批评皇帝，却可以用一个绰号表达全部不满。
“猪王”二字，便这样悄悄流传开来，上至士族门阀，下至贩夫走卒。全天下都知道龙椅上坐着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全天下也都知道，自己对此无能为力。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最高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皇帝的能力高低、品德优劣，都会被无限放大。
公元472年，刘彧病死于宫中，年仅三十四岁。许多人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头坐在龙椅上的猪，终于离开了。
可问题在于：赶走一头猪之后呢？
龙椅还在那里，那套制度还在那里，那种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还在那里。
中国历史上最令人绝望的就是，昏君出现之后，整个天下竟然拿他毫无办法。
统治阶层、百官知道他愚蠢，将军知道他愚蠢，百姓知道他愚蠢，可所有人都只能跪在地上，高呼万岁。
比一头猪坐上龙椅更可怕的，是一套让所有人都无法把猪赶下龙椅的制度。
这或许才是专制王朝留给后世最沉重的历史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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