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二十六，菜市场里人挤人，吆喝声、剁肉声、电子秤“滴滴”的报价声搅成一锅粥。我裹着那件穿了七年的藏青色棉袄，跟在老周身后，手里拎着两斤排骨、一只老母鸡，还有给婆婆买的一盒桃酥。
走到水果摊前，我脚步不自觉地慢了下来。
那筐车厘子摆在最显眼的位置，红得发亮，颗颗饱满，像一颗颗玛瑙。摊主是个三十出头的小媳妇，正用塑料盒子分装，嘴里念叨着：“今年智利的，甜得很，过年招待客人有面子！”
我咽了口唾沫。
说起来不怕人笑话，我活了四十八岁，还没正经吃过车厘子。前些年这玩意儿叫“樱桃”的时候，我倒是吃过山东产的那种，酸不溜秋，一斤也就十来块。可这洋车厘子不一样，听说一斤要七八十，贵的时候上百。
“老周，”我拽了拽他的袖子，声音压得低低的，“咱买点车厘子吧？过年了，闺女回来也能尝尝。”
老周回过头，眼睛先瞟了一眼标价牌——“68元/斤”，眉头当时就拧成了疙瘩。
“买那玩意儿干啥？”他嗓门不大，可周围几个挑水果的女人都扭头看了过来，“六十八一斤！你当是买萝卜白菜呢？咱家苹果还有半箱没吃完，橘子也囤了二十斤，过年够吃了。”
我脸上一阵发烫。
那卖水果的小媳妇眼神在我身上转了一圈，嘴角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转头去招呼别的客人了。我攥着棉袄口袋里那张攥得发软的一百块，手指头都在发抖。
“我就想买一斤……”我的声音越说越小，“就一斤，尝尝鲜。”
“一斤就六十八，够买多少肉了？你这人怎么越老越不会过日子？”老周的声音又拔高了几分，“走走走，回家！”
他大步往前走，我站在原地没动。
冷风从市场的过道里灌进来，吹得我鼻子发酸。我低头看着自己那双开了胶的棉鞋，忽然就觉得特别委屈——这二十多年，我省吃俭用，给儿子娶媳妇凑了首付，给闺女陪嫁了八万块，给婆婆看病掏了五万。我自己呢？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舍不得买，想吃一斤车厘子，还要被当街数落。
眼泪在眼眶里打了个转，我硬生生憋了回去。
回家的路上，老周走在前头，一句话也不跟我说。我跟在后面，听着自行车筐里那只老母鸡偶尔扑腾两下翅膀，心里头堵得慌。
到了家，我把菜往厨房一放，转身进了卧室，关上门，眼泪才哗地下来。
也不知道哭了多久，门外传来老周的咳嗽声：“晚饭还做不做了？”
我抹了把脸，没吭声。
过了一会儿，门被推开一条缝。老周端着一碗热腾腾的鸡蛋面进来，搁在床头柜上：“……我去煮的。你先吃点。”
我别过脸去。
老周在床边坐下，搓了搓那双粗糙的大手，半天才憋出一句：“秀兰，我不是舍不得那六十八块钱。”
我冷笑一声：“那你是舍不得啥？”
“我是……”他顿了顿，声音有点发涩，“我是怕。咱妈住院那半年，花了多少钱你心里有数。儿子那边，孙子马上要上幼儿园，亲家母前儿还打电话，说想让咱们贴补点。我这岁数，工地上也没人愿意要了，一个月就那两千块的保安工资。我心里头慌啊。”
我愣住了。
老周低着头，手指头无意识地抠着裤子上的线头：“早上我去买烟，路过水果摊，其实我也看见那车厘子了。我寻思着，等过两天降价了再给你买。谁知道你今天就开了口……我一急，话就说重了。”
屋里静了好一会儿。
我看着他鬓角那些白头发——什么时候冒出来这么多的？记得我们刚结婚那会儿，他还是个一头黑发、嗓门洪亮的小伙子，骑着二八大杠带我去看露天电影，一路上唱《纤夫的爱》跑调跑到姥姥家。
“老周，”我轻声说，“咱这日子，是不是过得太紧了？”
他没回答，过了半晌，从兜里掏出一个皱巴巴的塑料袋，递给我。
里面是六颗车厘子。
“回来路过那摊子，我跟人家说，能不能称六颗。人家小媳妇人不错，没要我钱，说送的。”老周咧嘴笑了笑，眼角的褶子挤在一起，“你尝尝，是不是真有那么甜。”
我捏起一颗，放进嘴里。
果肉饱满，汁水在舌尖炸开，确实是甜的，可不知道为啥，我嚼着嚼着，眼泪又下来了。
我把剩下的五颗推到他面前：“一人一半，你也尝尝。”
老周摆手：“我不爱吃这酸甜的。”
“吃，”我把一颗塞进他嘴里，“咱俩都辛苦半辈子了，尝尝甜的。”
窗外，不知谁家放了一挂鞭炮，噼里啪啦响成一片。年，就要到了。
我忽然明白，过日子这东西，不是谁对谁错，是两口子在柴米油盐里，一边算计，一边心疼。那六颗车厘子，比一整筐都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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