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桂芬，今年六十二，老伴儿走了五年了。
那天早上，我蹲在阳台上择豆角，楼下的张婶儿仰着脖子喊我：“桂芬啊，下来！我给你介绍个人！”
我手一抖，豆角撒了一地。
说实话，自打老头子走了以后，这五年我一个人过得跟根枯草似的。儿子在深圳，一年回来一两趟；闺女嫁到了天津，电话里头问候两句就挂。屋里头静得能听见冰箱嗡嗡响，半夜起来上厕所，黑灯瞎火的，摸着墙根儿走，心里头那叫一个凉。
我下楼的时候，腿肚子还有点儿打颤。张婶儿拉着我胳膊，神神秘秘地说：“老李头，退休教师，每月退休金六千多，老伴儿走了三年，人老实，不抽烟不喝酒。你俩搭个伴儿，搁一块儿过，多好。”
我心里头咯噔一下。搭伙过日子——这四个字，我琢磨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可真要迈这一步，还是怵得慌。
第二天，我穿了件藕荷色的褂子，头发梳得溜光，跟着张婶儿去了公园。老李头坐在石凳上，戴个老花镜在看报纸，看见我来了，站起来点点头，笑得挺和气。
聊了没两句，他就开门见山：“老姐姐，我这人直爽，咱把话说前头。你要是愿意搬到我那儿住，水电煤气我出，吃的喝的咱AA。我那房子是学区房，将来肯定不能写你名字，这点你得想明白。”
我端着茶杯的手停在半空中。
茶水的热气熏得我眼睛发酸。我笑了笑：“李老师，您说得对，应该说清楚。”
回家的路上，我心里头堵得慌。倒不是图他那房子，可这话从他嘴里说出来，跟防贼似的，让我心里头不是个滋味。
过了半个月，楼下小卖部的王姐又给我介绍了一个，姓周，开了个小五金店，老伴儿走了七八年了，比我大四岁。
第一次见面是在一家小饭馆。老周点了四个菜，一个红烧肉，一个清蒸鱼，还有俩素的。吃饭的时候，他一个劲儿地给我夹菜，嘴上抹了油，笑呵呵地说：“桂芬妹子，我看你就挺好，咱俩要是成了，你就搬过来，给我看看店，做做饭，我亏待不了你。”
我嚼着那块红烧肉，忽然觉得没味儿了。
“看店、做饭”——合着我这是去当保姆兼售货员，还不要工钱的那种？
我放下筷子：“老周哥，我儿女都不在身边，我自个儿有退休金，三千出头，够花。我想找个伴儿，是想晚上有个人说话，生病了有个人端碗水。不是想去给谁打长工。”
老周脸上的笑僵住了，半天才说：“嗨，妹子你想哪儿去了……”
那顿饭，我没吃完就走了。出门的时候，外头下着小雨，柏油马路上湿漉漉的，反着街灯昏黄的光。我撑着伞，走得特别慢。雨点子打在伞面上，啪嗒啪嗒的，跟我心里头那点儿盼望，一下一下地，全给敲碎了。
第三个，是我自个儿在公园跳广场舞认识的，姓陈，看着挺斯文，退休前在银行上班。处了有一个多月，他对我也挺好，给我买过两回水果，还陪我去医院看过一次腿。
我以为这回总算遇上个靠谱的了。
那天他来我家吃饭，吃完饭坐在沙发上，慢悠悠地开口：“桂芬，咱俩岁数也不小了，我寻思着，要不你把你这房子卖了，钱咱俩搁一块儿，到郊区买个带院儿的小房子，养养花、种种菜，多舒坦。”
我手里的果盘差点儿掉地上。
我这房子，是老头子生前一砖一瓦攒下来的，将来是要留给儿子的。卖了？我儿子能跟我拼命。
我盯着老陈那张白净的脸，忽然就明白了。他比那俩还高明，话说得漂亮，可算盘珠子崩我脸上了。
我送他出门的时候，平静地说：“老陈，这事儿，咱不合适。”
晚上我一个人坐在阳台上，吹着风。楼底下不知道谁家在炒辣椒，呛人的香味儿飘上来。我忽然想起老头子还在的时候，夏天我俩也是这么坐着，他给我扇扇子，我给他剥毛豆，话也不多，可心里头是踏实的。
人老了，找个伴儿咋就这么难呢？
不是难在没人，是难在——人人心里都揣着个小算盘，噼里啪啦打得震天响。房子、票子、看孩子、做饭洗衣裳……谁都想找个划算的，谁都不想吃亏。可感情这东西，一旦上了秤，就再也称不出真心了。
我给闺女打了个电话，跟她念叨了两句。闺女在那头叹气：“妈，你要是实在孤单，就来天津跟我住一段儿。找老伴儿这事儿，宁缺毋滥。”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
窗外头，月亮升起来了，又圆又亮。我心想，搭不搭伙的，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一个人过，虽说冷清，可心里头是干净的，是自个儿的。
剩下这些年，我得为自个儿好好活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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