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国家》6月11日报道，两年前，凯蒂·库恩豪森天还没亮就醒了。她摸黑洗澡，匆匆穿好衣服，把当天要带的东西塞进背包：零食、发刷、瓶装水、口红。她打算在车上化妆。从她位于温哥华的家开车到华盛顿州沃拉沃拉的华盛顿州立监狱，大约要4个小时，而她已经晚了。
“我当时非常紧张。”凯蒂说，“那时候我已经8天没有收到我丈夫的消息了。”凯蒂的丈夫亚历克斯·库恩豪森几周前开始生病。虽然一直没有正式诊断，但他的症状已经令人警觉。根据《国家》杂志查阅的惩教署记录，4月7日，他告诉监狱医务人员，自己已经连续3天咳血、打喷嚏带血，过去一周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第二天，他再次告诉医务人员自己在咳血。一名医师助理写道，这“可能是鹅口疮”，并给亚历克斯开了一种“口腔冲洗液”。
治疗水平并不理想，但凯蒂说，亚历克斯当时并没有太当回事。他原以为自己不必再和监狱医疗人员打交道了——距离获释只剩4天，妻子计划直接在监狱门口接他，然后送他去当地急诊室。
4月17日，一名医师助理来到他的牢房，与他进行了问诊。虽然整个过程中他始终留在牢房里，但她的报告却写道，他能够上下检查床。她在记录中写道，亚历克斯“感觉不适……很难让自己喝下液体。间歇性不适并伴有呕吐，下床时最严重。整天整夜都在睡。最近大约两周前刚被送入，曾注射丁丙诺啡”。
但她很快排除了严重疾病的可能，认定他的情况“看起来更像是脱水”，而不是鹅口疮，并推测亚历克斯正在经历“丁丙诺啡/阿片类药物戒断”。
此外，亚历克斯当时仍通过监狱的药物辅助治疗项目，每天接受丁丙诺啡给药。丁丙诺啡是一种合成阿片类替代药物，用于缓解戒断症状并抑制药物渴求。
相比之下，他的症状却与另一种更危险的疾病高度吻合：败血症。后来，当他终于接受了恰当评估后，医生立刻意识到真正困扰他的正是这种病。如果不治疗，病情只会继续恶化。
在监狱和看守所里，亚历克斯的经历并不罕见。即便在情况危急时，医生和护士也经常无视被监禁者的症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全国监狱项目主任戴维·法西说，在监狱工作的护士和医生，常常先怀疑求助的人到底是不是真的生病了。
“遗憾的是，许多监狱工作人员普遍相信，几乎所有在押人员都会撒谎。”法西说，“如果病人恰好有药物滥用史——而很多在押人员确实如此——这种预设几乎无法推翻。要打破它会变得非常、非常困难。”法西说，医务人员往往认为在押病人是在装病，目的是免费获得药物快感。“这种把许多囚犯预设为‘找药的人’的想法，会带来影响深远的系统性后果。”
在一些情况下，医护人员甚至会在证据并不支持的情况下，认定囚犯是药物过量。法西说，这类预设会“浪费垂危病人根本耗不起的宝贵时间”。
凯蒂驱车横穿华盛顿州去见丈夫时，对他的处境知之甚少。但距离他上次给她打电话，已经过去了一周多。这与他们过去每天通话多次的习惯形成鲜明反差。“我打了16个电话，还留了言。”她说，“没有人给我回电话。”
她在上午10点30分抵达华盛顿州立监狱。她焦虑得几乎要生病，仍然经过了所有探视者都要接受的繁琐安检程序：脱鞋、通过金属探测门、接受女狱警搜身。随后，她被带到一条长长的走廊，一侧排列着一间间小型探视隔间。
她被分配到的隔间中间隔着一块有机玻璃，把探视者与被监禁的亲人分开。墙上装着一部黑色电话听筒，金属加固的电话线垂在一旁。
远处不时传来沉重机械门滑开又砰然关上的闷响。“我一直以为他要来了。”凯蒂说，“每次听见门响，我都以为会是他。但他始终没有出现。”
凯蒂无能为力，只能回家。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给一位朋友打了电话。“我跟她说，‘我觉得我丈夫快死了。’但我当时又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夸张了。”她说。
生活中的其他责任还在继续。凯蒂送儿子去参加足球训练，做晚饭，哄孩子们上床睡觉。孩子们问亚历克斯怎么样了。“我回答不了他们的问题。”她说。
凯蒂害怕自己睡着后错过监狱打来的电话，但这种担心并没有发生的机会。“他们从来没有打来过。”狱警和医务人员进入了亚历克斯的牢房。他仍被单独监禁。他们发现的是一个濒死的人。虚弱让亚历克斯只能躺在床铺上，言语含糊不清，连杯子都拿不住，已经好几天没有喝水，也没有进食。
第二天，也就是4月22日，他被空运至斯波坎的圣心医疗中心。到了4月23日，距离她那次没能见到丈夫的探视已经过去两天，凯蒂不想再等监狱官僚系统的回应了。“我请了一天假。”她说，“我准备开车去州议会大厦，去找任何人，议员也好，谁都行。我要把发生的事告诉他们，让人听见。”
就在她准备出门时，一名惩教署官员打电话通报亚历克斯的情况。她记不起那名管理人员的名字了，但说对方告诉她，亚历克斯因未治疗的溃疡发展成了败血症。
几分钟后，她还没缓过神来，电话又响了。这次是华盛顿州立监狱监狱长罗布·杰克逊。对方告诉她，她丈夫情况危重，如果想见他，就应立即赶往斯波坎。
“我当时还是没觉得我丈夫会死。”她说，“我说，‘好。他在圣心医院。那是一家好医院。人去医院是为了好起来。’”凯蒂给亚历克斯的姑妈杰奎琳打了电话，两人一起从温哥华开车前往斯波坎。一路上，监狱长杰克逊指定的一名监狱办公室助理作为联络人，不断向她们通报情况。凯蒂说，这些更新几乎没有帮助。
“她听不懂医学术语，但分配给我的就是她。”凯蒂说，“她一直用‘最新最好消息’这种说法。比如，‘你想听听关于你丈夫的最新最好消息吗？’”
这些电话让凯蒂极度烦躁。她说，那名办公室助理“完全把责任推到亚历克斯身上”，反复强调他过去有药物滥用史，还坚持说他拒绝服用一种实际上从未给他开过的抗生素。“她说亚历克斯不是败血症，他会没事的。”凯蒂说，“她让我觉得自己反应过度了。”
凯蒂和杰奎琳当晚7点左右抵达圣心医院。前台告诉她们，亚历克斯不是这里的病人。“没有人知道我们该找谁，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凯蒂说。最后，保安下来带她们去了重症监护室。
对于希望安慰亲人，或与亲人平静告别的在押人员家属来说，医院探视往往不是平静的场景，而是充满紧张和压力。许多家属震惊地发现，自己的亲人被铐在病床上，旁边还站着持枪警卫。
亚历克斯病房里的狱警已经在等凯蒂和杰奎琳。在走廊里，他们列出了一长串规定：包括限制身体接触、库恩豪森家属不能在病房里过夜、亚历克斯不能接受她们带来的任何食物。说完这些，她们才被允许进入病房。
“我走进病房时，心一下子沉了下去。”凯蒂说，“他脸色发灰，看起来就像快死了一样。我走过去亲了亲他的额头，问他知不知道我要来。他说知道。”
凯蒂说，亚历克斯的双腿肿胀，身体左侧无法活动，看起来像是瘫痪了。他被铐在病床上。亚历克斯害怕坐飞机，以前从没坐过。为了缓和气氛，凯蒂问起他飞往斯波坎的经历。
凯蒂和杰奎琳赶到时，医生和护士正围在亚历克斯床边。一对监狱警卫站在一旁。一个凯蒂此前没见过的医生正在给亚历克斯做胸外按压。凯蒂跪倒在地。她恳求亚历克斯。“我让他继续撑下去。”
随后，一切都停了下来。医护人员退开，围绕着亚历克斯的闪烁仪器被平静地关掉。医生宣布死亡时间——上午7点18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该待多久呢？”她说，“我就那样坐了很久。我不想让他一个人待着。”
那是2024年4月24日，星期三。就在两周多前，亚历克斯第一次向华盛顿州立监狱的医务人员报告自己生病，并向他们求助。
2014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羁押死亡报告法》，要求各州向司法部报告每一名在押人员的死亡情况。由于各州上报数据不准确且不完整，司法部的数据收集工作长期存在严重问题。
根据美国司法部长2022年就该法发布的一份报告，《上诉》杂志发现，自2019年以来，司法部至少漏记了18%的州监狱死亡、39%的看守所死亡，以及大约三分之二的警方羁押期间死亡。
北卡罗来纳大学研究人员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截至2022年，只有15个州要求监狱系统在羁押人员死亡时通知法院或检察官。在华盛顿州，惩教署必须向州议会提交“非预期”死亡报告，但这些报告往往细节匮乏，而且由惩教署自行决定哪些死亡属于“非预期”。
凯蒂说，丈夫死后，圣心医院的一名医生告诉她，抢救措施其实在更早的时候就已开始，大约是凌晨4点。凯蒂问，为什么没有通知她。医生告诉她，他曾问过一名警卫是否可以给病人的妻子打电话，但对方警告他说，这样做“违反政策”。
2024年5月，亚历克斯的骨灰通过邮寄送到。“是我从邮递员手里接过他的。”她说，“他把亚历克斯装在一个纸板箱里交给我。这不是本该有的样子。但我很高兴他终于回家了。”在一项死后调查中，参与调查的团队成员包括数名惩教署雇员，最终州政府机构认定自己没有任何过错。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法西说，与大多数民主国家不同，美国监狱系统并不存在独立监督机制：“你看到的就是这个机构自己调查自己，再宣布自己无罪。”
大约一年前，凯蒂和她的律师已正式通知州政府，他们打算就亚历克斯之死起诉华盛顿州惩教署，提起过失致死诉讼。对于亚历克斯之死，惩教署一名发言人在发给《国家》杂志的电子邮件中表示：“鉴于诉讼待决以及医疗隐私法律限制，我们无法发表评论。”
“他们看待亚历克斯，就像看待一个瘾君子。”凯蒂说，“他不舒服，是因为他有药物问题。如果他们真的去检查他，就会发现他快死了。他们只是靠猜测来判断他到底怎么了。结果就成了今天这样。”凯蒂说，她希望这起诉讼最终能让惩教署为亚历克斯之死承担责任。
“这件事无关其他，只关乎我丈夫的生命有价值。”凯蒂说，“他很重要。我的丈夫才25岁。我们永远不会知道亚历克斯本来可能成为怎样的人。但我永远不会让他们忘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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