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本文梳理了司法确认的立法背景与历史作用，指出30日短期时效、单一共同申请模式是主要弊病，同时点明现行制度未覆盖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的规则短板。结合域外普遍为自行和解设置司法背书机制的经验，提出系统性改革方案：拓宽适用范围、废除不合理时效、增设单方申请路径，对商事调解与民间解纷实行效力分轨，统一司法尺度并完善纠错机制，推动制度优化升级。

【正文】

笔者昨日发出《司法确认制度的前世今生与必然归宿》一文，提出司法确认制度发展根基逐步弱化，十年内或将退出历史舞台的观点。有业内朋友提出不同看法：司法确认是为和解协议做背书，该制度有存在的合理性，只是30日申请时效才是画蛇添足。

确实，商事调解已完成规范化、法治化改造，具备直接赋予强制执行力的条件；但人民调解依托基层力量开展，覆盖面广、灵活性高、调解程序也不够规范，在可预见的未来，无法全面赋予人民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由此而言，司法确认制度仍有长期存续的必要。我在2026年6月11日《从比较法视角论证应当赋予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一文中就提出：赋予商事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并非绝对化、无边界的效力放开，只有同时满足主体、程序、内容、形式四项合规条件的商事调解协议，才能享有直接强制执行力。

因此，今天探讨司法确认制度的改革、完善问题。

一、司法确认的立法初衷与历史价值

司法确认并非法治体系中的固有制度，而是特定时代背景下形成的补救性规则，是司法机关为弥补早期民间调解公信力不足、运行不规范问题，提供的兜底保障。

本世纪初，社会矛盾纠纷数量大幅增长，各地法院案多人少的压力持续加大，司法资源面临巨大考验。彼时国内各类调解组织准入门槛不高，调解员专业能力参差不齐，调解流程缺乏统一标准，行业监管基本处于空白状态。因此调解协议仅具备普通民事合同效力，不拥有强制执行力。一旦一方当事人反悔、拒不履约，守约方只能再次提起诉讼，前期调解成果付诸东流。久而久之，群众对调解缺乏信任、不愿选择调解方式解决纠纷，大量简易案件不断涌入法院，多元化解纠纷的制度设计难以落地。

为破解这一困境，我国逐步推进司法确认制度试点与立法落地。2007年，甘肃定西率先开展司法确认试点工作；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规范性文件，明确制度基本规则；2010年，《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以立法形式正式确立该项制度；2012年，《民事诉讼法》将司法确认纳入特别程序，标志着制度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

从立法初衷来看，司法确认承载三项核心价值。第一，补齐效力短板，通过司法裁定赋予民间调解协议强制执行力，破解“调解无终局、违约无成本”的行业难题。第二，分担司法压力，将邻里、家事、小额债务等简易纠纷化解在诉讼之前，实现矛盾就地处置。第三，规范调解行为，依靠法院司法审查，排查虚假诉讼、恶意串通、内容违法的调解协议，弥补民间调解专业性不足的短板。

在调解法治化水平偏低的阶段，司法确认发挥了重要作用，具备充分的历史价值。这项制度本质是为粗放型民间调解配套的补充规则，其存在基础，正是早期调解行业规范缺失、公信力薄弱、监管不到位的现状。

二、现行司法确认制度的核心弊病与定位偏差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实际运行效果。经过十余年实践，司法确认在人民调解领域依旧有存在价值，但原有规则设计滞后，部分条款与现实需求脱节，运行逐渐偏离预设方向。其中，30日强制申请时效、双方共同申请规则两大问题最为突出，严重制约制度作用发挥。

首先，制度整体适用率偏低，部分环节形同虚设，分流案件的核心目标未能充分实现。现行立法与司法解释还明确划定了制度适用边界：司法确认仅受理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协议。如果纠纷未经调解组织介入，由当事人自行协商达成和解协议，按照当前规定，无法申请司法确认。这一限制，导致大量民间自主和解成果缺少低成本的司法赋强渠道。一方违约后，守约方只能另行起诉确权，不仅增加当事人诉累，也浪费司法资源，和域外法治国家的通行做法存在明显差距。

其次，核心规则存在先天缺陷，30日申请时效尤为不合理，变相助长失信行为。依据《人民调解法》第三十三条、《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五条，申请司法确认，需要双方当事人在协议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共同提出。该规则存在两处明显漏洞：一方面，30日固定短期时效既无法理支撑，也不符合国际惯例，规则没有区分协议是否约定履行期限，时间起算标准机械僵化，容易导致守约方错过维权时机。另一方面，共同申请的模式，让违约方掌握程序否决权，大幅削弱了司法确认的制度价值。

最后，司法实践中存在规则适用不公的问题，同类纠纷效力标准不一，违背法治公平原则。如今《商事调解条例》已经搭建起标准化的商事调解体系，正规商事调解机构、持证专业调解员、标准化调解流程、全流程行业监管，让商事调解的专业性、规范性完全对标仲裁制度。但在现行规则下，仲裁调解书、仲裁裁决书天然具备强制执行力，合规的商事调解协议却必须经过司法确认才能强制执行，形成明显的规则差异。同时，各地法院存在选择性受理的情况，普遍拒收商事调解组织自主受理案件的司法确认申请，造成立法规定与司法实践脱节的困境。

三、域外调解双轨制的通行法治经验

放眼全球成熟法治地区，各国普遍将调解划分为基层民间调解与专业商事调解两大类型，两类调解适用不同效力规则，没有国家对二者实行统一的司法确认制度。域外实践经验，为我国保留司法确认合理内核、修正缺陷、拓宽适用范围，提供了清晰参考。

在专业商事调解领域，德国、法国、日本、韩国等大陆法系国家，英国、新加坡、澳大利亚以及我国香港地区等英美法系地区，均采用统一模式：符合规范的商事调解协议，直接具备强制执行力。经过法定登记的商事调解机构、具备执业资质的调解员，按照法定流程达成的合规协议，无需提前申请司法确认，可直接向执行机关申请强制执行。这也是《新加坡调解公约》的核心宗旨，完全契合商事纠纷注重效率、恪守契约的基本特点。

针对基层民间调解以及当事人自行和解，域外国家普遍不直接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但几乎所有法治国家都设置了类似我国司法确认的司法背书、核准赋强程序，并且普遍将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纳入适用范围，为民间自主和解打通效力补强通道。德国允许对所有诉讼外和解协议申请司法可执行宣告，法院完成形式审查后赋予协议强制执行力，适用普通诉讼时效；法国的法院认可程序，同时覆盖民间调解与当事人自行和解，依当事人申请即可快速确权赋强；英美法系国家通过同意令、简易确认诉讼，为自行和解协议提供司法背书，流程简便、准入门槛低；新加坡、我国香港地区，则统一为民间调解、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提供法院裁定认可渠道。

值得注意的是，域外没有任何国家针对民间调解、自行和解协议设置30日这类短期时效，全部适用普通诉讼时效，并且多数地区允许单方申请，从制度上避免违约方恶意阻碍程序推进。由此可见，我国司法确认的核心问题，并非制度本身失去价值，而是适用范围过窄、30日时效僵化、申请模式单一三大规则缺陷。

纵观古今法治规律，纠纷解决制度需要做到分类设计、适配需求。基层民间调解与自主和解侧重情理化解、服务基层治理，需要司法确认作为兜底保障；商事调解侧重交易效率与商业信用，应当直接赋予强制执行力。以往一刀切、适用范围受限的旧规则，已经不符合社会治理与法治运行的基本逻辑。

四、改革、完善我国司法确认制度的具体构想

综合前文分析，司法确认制度不必整体废除。结合我国国情，借鉴域外通行规则，整体改革思路确定为：保留制度本体、删除冗余条款、拓宽适用范围、补齐程序短板，打造适配本土治理、接轨国际惯例的现代化司法确认体系。

第一，拓宽制度适用范围，将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受理范畴。无论是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协议，还是当事人未经第三方介入、自主协商形成的和解协议，双方当事人均可共同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这一调整能够激活民间自主解纷的活力，为大量自行和解协议提供低成本、高效率的赋强途径，减少重复诉讼，补齐多元解纷体系的短板。

第二，划分两类调解效力边界，实行差异化规则设计。坚持分类施策，明确商事调解与基层民间解纷的效力区别。对于同时满足主体、程序、内容、形式四项合规要求的商事调解协议，不再要求前置司法确认，直接赋予强制执行力。对于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继续保留司法确认程序，持续发挥司法兜底、纠错确权的作用，贴合基层社会治理的现实需求。

第三，删除不合理时效规则，根除核心制度弊病。废止现行30日一刀切的短期申请时效，可考虑适用民事诉讼普通诉讼时效，彻底解决时效起算机械、守约方维权受阻的实务难题，剔除制度中最不合理的设计。

第四，优化程序启动方式，防范恶意失信行为。改变“仅可双方共同申请”的单一模式，新增守约方单方申请司法确认的渠道，堵住违约方恶意阻挠程序、逃避债务的漏洞，充分发挥制度的权利救济功能。

第五，统一司法裁判标准，杜绝选择性执法。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专项司法指引，明确司法确认案件的受理、审查、裁判标准，对人民调解协议、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的确认申请一视同仁，杜绝差别对待、选择性受理的现象，维护司法权威与法治统一。

第六，搭建全流程纠错机制，兼顾效率与安全。对于直接赋予强制执行力的商事调解协议，设立事后撤销、不予执行的司法纠错渠道；对于新增的自行和解协议、传统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案件，强化真实性、合法性审查，严防虚假调解、恶意串通、规避法律等行为，实现效率、公平、安全三者统一。

总之，在人民调解、民间自行和解场景中，司法确认制度尚有存续价值。司法确认制度的改革核心，就是把当事人自行和解协议纳入司法确认范围、取消不合理的短期时效、增设单方申请通道、区分商事与民间解纷效力、统一司法裁判尺度，既能保留司法确认服务基层治理、激活民间解纷活力、规范纠纷化解行为的正向作用，也能顺应商事调解法治化、国际化的发展趋势，顺畅对接《新加坡调解公约》国际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