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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十年，我们无可争议地遭遇到了一个不友好的国际环境，一般认为是中美遭遇到了修昔底德陷阱。

修昔底德陷阱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在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认为，雅典的日益强大引起了斯巴达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了双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不断升级，最终引发了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借用这一历史案例，提出：一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将不可避免地陷入冲突和战争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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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仅用一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来描述中美冲突是不够的。

中美冲突是更为深刻的冲突，它不仅仅是一个新兴大国对守成大国的挑战，也融入了全球化的意识形态与体制性的冲突，这种意识形态与体制性主导的冲突，我们称之为价值冲突。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中美冲突是美苏冷战 2.0 版。

它的确有体制性冲突的背景。

欧盟最近与美国达成了一个共识，在受稀土限制后，提出了体制性约束的概念，也就是说，当体制性冲突与商业冲突交错时，可以牺牲商业利益，逐渐弱化中国主导的供应链，将安全意识上升到了制度层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