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严重低估的开国英主，一个真实的唐高祖李渊（下）|唐高祖|李世民|李渊|武德|裴寂

此时隋朝残余势力纷纷归降。驻守潼关的桑显和直接献关投降，还主动劝降领兵在外的屈突通。桑显和一句“京师陷矣，汝并关西人，欲何所去？”直击关中将士思乡软肋，敌军士兵纷纷弃械，屈突通走投无路，最终归降李唐。

义宁二年三月，宇文化及发动江都之变，弑杀隋炀帝。隋炀帝身亡，彻底消除了李渊篡位的舆论诟病，改朝换代时机已然成熟。四月至五月，代王杨侑多次下诏禅位，朝廷群臣反复劝进，李渊却假意屡次推辞。

裴寂等重臣直言进谏，若李渊拒不称帝，一众追随臣子便要辞官离任。面对群臣施压，李渊事后道出真实用意：反复推让并非不愿登基，而是借此考验群臣忠心，避免臣子当面谄媚、背后非议，防范朝堂两面三刀之人。这场禅让仪式，本质是李渊主导的臣子效忠考核。

当年五月，李渊正式登基称帝，定国号为唐，改元武德。

建国之初，天下并未平定，四方割据势力林立，而当时最大的外部威胁，是称霸东亚的突厥。隋末乱世之中，突厥实力暴涨，中原各路军阀几乎皆向其称臣纳贡，薛举、李轨、刘武周、梁师都等势力，均依附突厥争夺地盘，突厥成为操控中原局势的幕后霸主，李唐初期也仅是突厥管控下的弱势势力，李渊的建国史，实则是突厥霸权下的弱势崛起史。

在重新塑造关陇集团方面，李渊充分利用自己家族作为关陇贵族集团重要成员的身份，积极拉拢关内士族，给予他们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他任用裴寂等关陇士族出身的人才担任要职，让他们参与新政权的建设。通过这些举措，李渊成功获得了关内士族的支持，巩固了关中的统治，为后来统一全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李渊建立唐朝后，突厥仍是其面临的一大威胁，不过此时的李渊应对策略更为灵活多变。

大业十三年五月，李渊筹备起兵之际，突厥数万大军逼近太原。敌我兵力悬殊，李渊巧用空城计，夜间遣军出城、白昼列队入城，伪造援军抵达的假象，迷惑突厥使其退兵。六月，李渊主动遣使联络始毕可汗，许诺和亲、共享战利品，换取突厥支持。

李渊看透突厥唯利是图的本质，刻意把控合作尺度。刘文静出使突厥求援，突厥赠予五百士兵、两千马匹，李渊仅购入半数马匹，刻意向突厥示弱藏富，避免对方贪得无厌、频繁侵扰。武德元年，薛举重金贿赂突厥，约定合攻长安，李渊以更多金帛、外加五原、榆林二郡为筹码，换取突厥倒戈，瓦解薛举攻势。

武德三年，刘武周借突厥兵力攻占太原，突厥为谋取财富，再度倒戈协助唐军反攻，助李唐收复故土。此战之后，李唐统一之势日渐明朗，但实力依旧弱于突厥。颉利可汗上位后，突厥连年南下侵唐，李渊为积攒国力、休养生息，常年进贡金银财帛，以钱财换取发展时间。

武德七年，突厥大军直逼长安，朝堂震动，李渊为避兵锋，一度萌生迁都想法。但李世民坚决反对，主张强硬御敌，最终以重金馈赠、离间突厥可汗关系的方式劝退敌军。二者应对策略本质一致，皆是妥协求和。突厥退兵的核心原因，还有唐军军力稳步提升、交战成本增加。击溃突厥、洗刷屈辱虽是唐太宗时期完成，但李渊隐忍示弱、花钱换时间的策略，为唐朝蓄力崛起奠定了关键。

武德初年，李渊颁布《褒勋臣诏》，赋予太原功臣免死特权，却不给予实质封地、实权，以此笼络功臣、平衡朝堂。其中首功之臣刘文静，享有二次免死优待，他不仅参与起兵谋划，还出使突厥达成盟约，随军征战屡立战功，建国后官至宰相。武德元年，刘文静征讨薛举兵败，被削职贬官，虽而后复职，地位却大不如前。

刘文静自认才干、军功远超裴寂，官职地位却居于其下，心中怨气渐生。一次醉酒之后，他拔刀劈砍梁柱，扬言要斩杀裴寂，又因弟弟家中巫术祭祀之事，被人诬告谋反。朝堂之上，文武百官皆知刘文静并无反心，李世民更是极力保奏，李渊却执意听信裴寂谗言，将刘文静处死。刘文静临刑前感叹“高鸟逝，良弓藏”，彼时天下未定、战乱未平，并非鸟尽弓藏之时，李渊执意杀人，暗藏深层政治考量。

李渊之所以执意要杀刘文静，因为他是李唐与突厥结盟的核心联系人，且与李世民关系亲密。唐朝站稳脚跟后，李渊一心想要摆脱突厥控制，忌惮臣子与突厥私下勾结，刘文静因此成为必须清除的隐患。为杜绝内外勾结风险，李渊对通突厥的臣子毫不留情，武德二年处死讨好突厥、私受可汗封号的并州总管李仲文；武德六年，不顾刘世让抗突厥的忠臣名声，听信谗言将其错杀。

接连清洗武将，矛头隐隐指向暗中与突厥联系的李世民。武德年间，储位矛盾持续激化，嫡长子李建成顺理成章被立为太子，而李世民常年领兵征战，军功赫赫、麾下人才济济，势力不断壮大，萌生夺储野心。李渊明知二子相争、隐患深重，却始终犹豫不决，仅简单制衡双方，既打压李世民权势，又不愿痛下杀手，早年杀伐果断的帝王锐气逐渐消磨。

朝堂之中，父子矛盾不断激化。平定洛阳后，后宫嫔妃索要财物、为亲属求官，李世民坚持封赏唯军功是举，直接驳回后宫干政；李渊亲手下达的授田手诏，也被李世民麾下将领无视。此事让李渊直言：“我的手诏没用，你的敕令却行于天下”，直白点破李世民权势过盛的隐患。久而久之，李渊怒斥李世民：“尔之左右欺我妃殡之家，一至如此况凡人百姓乎！”父子隔阂愈发深重。

双方最大的分歧，集中在突厥外交之上。李世民常年征战，与突厥高层往来密切，多次有突厥骑兵协同其作战。武德七年突厥入侵，李世民主动请战，却不战而退，仅凭借外交谈判便劝退敌军，还与突利可汗结为兄弟。此类事件频发，每逢李世民对阵突厥，敌军皆快速撤兵，朝野内外流言四起，质疑李世民挟寇自重、勾结外敌。李渊虽心知其战功，却始终难以消除猜忌。

一方面，李渊作为父亲，不希望看到兄弟相残，他曾多次试图调解两人的矛盾，但效果甚微。另一方面，作为皇帝，他又不得不考虑皇位继承的稳定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李建成的嫡长子身份让他在继承顺位上占据优势，而李世民的功绩和才能也让李渊难以割舍。

武德九年六月，玄武门之变爆发，李世民诛杀李建成、李元吉，血腥夺权。李渊早已失去兵权，无力制衡局势，只得册封李世民为皇太子，彻底交出皇权。同年八月，李渊禅位，退居后宫，成为太上皇。亲子相残、皇权旁落，成为李渊晚年最大的痛楚，此后他长期冷淡疏离李世民，多次拒绝同行避暑的邀约。

贞观四年，李靖率军大破突厥，生擒颉利可汗，终结了中原向突厥俯首的屈辱历史。唐朝举国欢庆，退位多年的李渊亲临庆功宴，感慨道：“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天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目睹儿子完成自己未竟的大业，这位迟暮帝王终于释怀，席间亲自弹奏琵琶，李世民起身伴舞，父子二人达成难得的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