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六年的冬天，陕南的雪下得邪乎。
我们这地方在秦岭以南，往年冬天最多飘几片薄雪，地上铺不了一宿就化了。可那年不一样，一进腊月，老天爷就跟谁欠了他八担陈粮似的，阴沉着脸，憋足了劲儿往下倒雪。鹅毛片子不歇气地落了三天三夜，把整个村子埋了个严严实实。我清早起来推门，雪直接把门槛堵了半截，院子里的石磨成了个白馒头，那棵老槐树的枝子压断了两根，横在地上像死人伸出的胳膊。
我叫李红军，今年二十四，转过年来就二十五了。八二年退伍，在甘肃张掖当了四年兵，种了四年菜，喂了四年猪，枪没摸几次，倒学了一身伺候庄稼的本事。回来后爹妈跟着大哥住在县城边上，我不愿去挤，就回了老屋单过。这房子还是我爷手上盖的，土坯墙，麦草顶，冬暖夏凉是骗人的，冬天透风夏天漏雨才是真的。三间正房带一个灶房，院子不大，角落里码着一垛柴火，是我秋后就备下的，今年这天气，那垛柴怕也烧不到开春。
我把门推开一条缝，寒风裹着雪沫子往脸上扑，像是有人拿细砂纸在打磨。院子里的雪已经没过了脚脖子，我踩着齐膝深的雪去灶房生火，先烧了一壶滚水灌进暖瓶，又熬了一锅苞谷糁子粥，就着腌酸菜吃了两大碗，身上才勉强有了点热气。灶膛里的火映在墙上一明一暗的，外头北风呜呜地叫，像是有人在哭。
吃罢饭没什么事可干，这样的天，连狗都不愿出窝。我坐在灶台边烤火，有一搭没一搭地翻一本旧杂志，是上个月去镇上买盐时在供销社捎回来的，《民兵建设》，翻来覆去看了三遍了。正犯困呢，忽然听见院门响了几下。
起初以为听岔了，风刮得那么凶，院里什么东西响都有可能。可紧接着又是三下，这回听得真真的，是人的手在拍门，拍得不紧不慢，带着点试探的意思。
我心里犯嘀咕，这大雪封山的天气，谁会跑到我这来？村上的人都在猫冬，没人出门。我起身穿过院子，脚踩在雪上咯吱咯吱响，到了门口问了声：“哪个？”
外头没应声，又拍了两下。
我把门闩抽开，门一开，冷风哗地灌进来，吹得我打了个哆嗦。门外站着个人，裹着一件看不出颜色的军大衣，领子竖得老高，头上戴着一顶栽绒帽子，眉毛胡子上全是白霜，整个人像是从雪堆里长出来的。他背上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肩上斜挎着一个帆布包，脚上蹬着一双黄胶鞋，鞋帮子全湿透了，雪水顺着鞋面往上洇。
他看起来五十岁左右，脸膛黑红，皱纹很深，像被刀刻过的老树皮。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眼珠子黑亮黑亮的，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劲儿，不是贼眉鼠眼那种，是那种走南闯北的人特有的、看什么都看得仔细的目光。
“小伙子，”他开口了，声音沙哑，带着一股浓重的外路口音，说不上是哪儿的，有点像河南，又有点像湖北，“我是过路的，在这山里转了两天，雪太大，出不去了。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宿？不用白住，我有粮食。”
他说着拍了拍那个编织袋，袋子里头哗哗响，听声音确实是粮食。
我没急着应声。一个人在村里住久了，警惕性是有的。虽说山里民风淳朴，可这几年外头乱，前年邻村就有个光棍老汉收留了俩过路的，半夜被人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养了三年的年猪都叫人牵走了。这年头，人心隔肚皮，谁也看不清谁。
可我又看了看他那双黄胶鞋，鞋帮子都冻硬了，脚指头的位置顶出了两个鼓包，露出里头棉花来。这身打扮，这副狼狈相，不像是坏人，倒像是真的走了很远的路。
“你从哪来？”我问。
“从安康那边过来的，”他说，“一路走一路换粮，往北走，过完年想去山西。”
我听说过这种走江湖换粮的。这几年陕西、湖北、河南交界的地方有不少这样的人，背着粮食走村串户，用大米换苞谷，用苞谷换面粉，赚个差价，挣个辛苦钱。风餐露宿的，走哪歇哪，遇上好人家的就在屋檐下凑合一宿，遇上心善的主儿还能混口热乎饭吃。
外头又刮了一阵风，雪从门缝里灌进来，落在他军大衣下摆上，很快就化了，洇出一片深色的水印。我看他那副样子，再硬的心肠也软了，往旁边让了让，说：“进来吧。”
他连声道谢，弯了弯腰，背着编织袋进了院子。我领他进了灶房，灶膛里的火还没灭，我添了两根柴，火苗子很快窜上来，屋子里亮堂了些。他把编织袋靠在墙角，摘了帽子，拍了拍身上的雪，那雪落在地上，很快就化了一摊水。
我给他倒了一碗热水，他两手捧着碗，也不怕烫，一口气喝了半碗，长长地吁了口气，像是把一路上的寒气都从肺里吐了出来。
“够冷的。”他说。
“嗯，好多年没下过这么大的雪了。”我说。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把剩下的半碗水也喝了，然后把碗放在灶台上，从帆布包里摸出一包烟来，是大前门，递了一根给我。我不怎么抽烟，但也接了，他划了根火柴先给我点上，又给自己点上，两个人就着灶火抽了几口烟。
烟雾在灶房里缭绕，混着柴火的气味，倒有几分安生。
“你是当兵的？”他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看了看自己身上穿的旧军裤，没做声。
“走路看脚底，坐姿腰杆直，手上虎口有老茧，”他说，“一看就是练过的。部队上的？”
“退伍了。”我说。
“哪年？”
“八二年。”
“哪个部队？”
我看了他一眼，没回答。这人问得有点多了。他大概也看出了我的警惕，笑了笑，摆摆手说：“我就是随口一问，走江湖的人，见得多了，自然能看出些门道。你别多心。”
我又看了他一眼，他身上那股子和气劲儿倒不是装的。我说：“你先坐着，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灶房里还有半锅苞谷糁子粥，我又切了两根红薯进去，多加了些水，重新烧开。又从房梁上取下一块腊肉，切了七八片，搁在粥里一起煮。腊肉是秋后才熏好的，柏树枝子熏的，味道正得很。粥煮开了，腊肉的油花浮上来，黄亮亮的，看着就让人有胃口。
煮粥的工夫，我跟他又聊了几句。他说他姓周，叫什么不肯说，就说喊老周就行。家里是哪儿的也不肯说，只说是个小地方，说了我也不知道。他这趟出来快两个月了，从鄂西出发，一路往北走，用大米换苞谷，换够了再往南走，用苞谷换别的。其实这生意挣不了几个钱，但他做了十几年了，走惯了，在家里待不住。
“挣的是一路见识，”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有种说不出的光，“看山看水看人，走走停停，比在家里坐着有意思。”
我问他家里还有什么人，他沉默了一会儿，只说：“都走了。”然后就再不提这事了，我也不好再问。
粥煮好了，我给他盛了一大碗，又把灶台上剩的半碟子酸菜端给他。他吃得很快，呼呼噜噜地喝粥，筷子夹酸菜夹得又稳又准，看起来是真饿了。吃完一碗我又给他盛了一碗，他也吃了，到第三碗的时候他摆摆手说够了够了，不能再吃了，吃太多了晚上睡不踏实。
吃完了他从编织袋里舀了两碗大米倒在我米缸里，说好了的，住一宿给粮食。那米是好米，粒粒饱满，比我平时在供销社买的强。我推辞了两句，他执意要给，我也就收下了。
收拾完碗筷，天已经黑透了。山里天短，又下着雪，下午四点来钟就擦黑了。我把他领到西屋，那屋平时空着，堆了些杂物，靠墙有一张木板床，上头铺了些稻草。我抱了一床被子过去，被子不厚，但还算干净，又把自己用的一个热水袋灌满了塞进被窝里。
“条件不好，将就一宿。”我说。
“这就不错了，”他四下看了看，说，“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比露天地里强一万倍。去年冬天我在湖北一个山沟里，半夜下霜，差点没把我冻死。”
他一边说一边把被子铺开，又把军大衣脱下来搭在被子上头。我注意到他帆布包的拉链没拉严实，露出一截什么东西的角，像是本子，又像是相册。他没注意我在看，我也就没多事，说了声早点歇着，就退出来了。
回到灶房，我又往灶膛里塞了几根大柴，封了火门，让火慢慢熬着，这样灶房能暖和到后半夜。然后我就回了东屋，脱了衣服钻进被窝，想着明天雪要是停了，得把院里的雪铲一铲，不然再下一宿，门都推不开了。
迷迷糊糊正要睡着的时候，忽然听见灶房那边有什么动静。我竖着耳朵听了听，像是有人在小声说话，又像是在翻什么东西。我心里一紧，悄悄摸起来，穿上鞋，拉开东屋的门，蹑手蹑脚地往灶房走。
灶房的门没关严，留了条缝，里头有光。我从门缝往里看，见老周蹲在灶台边，灶门被他打开了，火光映在他脸上，忽明忽暗的。他面前摊着那个帆布包，从里头掏出一个本子一样的东西，正翻着看。他看得很认真，低着头，一页一页地翻，翻得很慢，像是在端详什么重要东西。翻到某一页的时候他停住了，盯着看了很久，然后轻轻叹了口气。那声叹息很轻，轻到几乎被灶膛里火苗的噼啪声盖过去，但我听得真真切切，那口气里有种说不出的沉重。
他又翻了几页，然后把本子合上，塞回帆布包里，拉好拉链。他站起来，在灶房里来回走了两步，像是在想什么事情。走到面缸边上的时候，他停下来，掀开缸盖往里看了一眼，又盖上了。接着走到米缸那里，也看了一眼。
他转了一圈，最后站在灶房门口，隔着门缝，我差点以为他看见我了。但他是往外看的，看的是院子里那一片白茫茫的雪，站了好一会儿，才转身回去，把灶门关好，灭了灯，摸着黑回西屋去了。
我悄悄退回东屋，钻进被窝，心里琢磨这事。这个老周，看着普普通通，可细想起来处处透着一股子不对头。他眼睛太尖了，看什么都像在琢磨什么，问话也问得有门道，不像是单单换粮的。再说他那个帆布包里那个本子，他看得那么仔细，那上头记的什么？藏的什么？
但这念头也就是一闪而过。转念一想，人家走江湖的，哪个不是人精？不精明早让人吃了。至于那个本子，也许就是记账的，或者家里人的相片，人家心里藏着事，叹气也是常情。我一个光棍汉，家里也没什么值钱东西，他要真是坏人，犯不着在我这穷窝子费工夫。
这么一想，也就安心睡了。
第二天一早我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我穿好衣服去灶房，灶台上已经冒起了热气。老周比我起得还早，他把灶火生着了，烧了一锅水，正在案板上切我昨天剩下的一块红薯，切得厚薄均匀，比我的手艺强多了。
“你起这么早？”我说。
“习惯了，”他没回头，一边切红薯一边说，“出门在外，不敢睡懒觉。”
我说：“你是客，哪能让你做饭。”
他笑了笑说：“谁做不是做，你收留我一宿，我烧口热乎的，应该的。”
红薯切好了，他倒进锅里，又从面缸里舀了两碗苞谷面，一边搅一边往锅里撒，做了一锅红薯苞谷糊糊。他搅面糊的手艺好，搅得又匀又细，没有疙瘩，比我平时做的强出几条街去。
两人各吃了两大碗，身上热乎乎的。吃完我收拾碗筷，他把自己的东西打好包，背上编织袋，又检查了一遍帆布包，拉好拉链，往怀里揣了揣。
他站在灶房门口，看了一眼院子里的雪。雪不知道什么时候停的，地上白茫茫一片，太阳从东边的山梁上露出半个脸，照在雪上，亮得刺眼。
“雪停了，我也该走了。”他说。
“你要往哪边走？”我问。
“往北，翻过那道梁子，到镇安那边去。”他指了指北边的方向，那边是一片白茫茫的山脊，看起来根本没有路。
“这雪太大，路不好走，”我说，“要不你等两天，雪化一化再走？”
他摇摇头说：“不了，耽误你够久了。化雪的时候更不好走，泥浆子能没到脚脖子，还不如冻实了好赶路。”
我知道留不住，就没再劝。他背着编织袋往院门走，我跟在后面送他。走到院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停下来，把编织袋放在地上，转过身看着我，脸上有种犹豫的神色，嘴唇动了动，像是有话要说又不好开口。
“咋了？”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奇怪，像是在掂量什么，又像是在做什么决定。好一会儿，他才开了口，声音压得很低，像是怕什么人听见似的：“大侄子，我跟你说个事儿。”
“你说。”
“你们这村尾，是不是有一家青砖院墙的？”
我愣了一下，他说的是村尾那家白姓人家的院子。我们这村子不大，二三十户人家，大部分是土坯房，就村尾那一家是青砖砌的墙，很显眼，是早年间地主留下的宅子，后来分给了白家。白家户主叫白德茂，五十来岁，是个木匠，不怎么跟村里人走动，他婆娘是个哑巴，没见过几回，还有个女儿叫白灵灵，八九岁的样子，怯生生的，见了人也不说话。
“有，”我说，“姓白的，你认识？”
老周没直接回答，他左右看了看，像是在确认周围没人。其实这院子里就我们俩，村里人都在猫冬，路上连条狗都没有。但他还是很不放心，又往院门外看了看，这才凑近了些，声音低得几乎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你要是有空，多留意留意那户人家。”
“留意啥？”我不解地看着他。
“说不上来，”他皱着眉头，像是在组织语言，“我昨天到你们村的时候，天还没黑透，想着找个地方借宿，先去村尾看了看。那户人家的院门关着，灶房的烟囱不冒烟，但屋里头有灯。我趴在门缝往里瞧了一下——”
他顿住了，喉结上下动了动。
“瞧见啥了？”我追问。
“没瞧见啥，”他说，“院子里的雪扫得很干净，比你们村里任何一家都扫得干净。但那个气味不对。”
“气味？”
“嗯，”他吸了吸鼻子，像是又在回忆那个气味，“说不清楚是啥味，又像是头油味，又像是铁锈的腥味，混在一起，让人心里头发紧。我在外头走这么多年，鼻子比狗灵。有些气味，不该出现在一个正经人家的院子里。”
他说这话的时候，脸上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在胡编乱造。我心里头忽然就紧了那么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胸口轻轻揪了一把。但又说不上来为什么，人家院子里有味，这算什么大事？也许是熏的什么药？也许是腌的什么菜？
“你想多了吧？”我说。
“也许吧，”老周把编织袋重新背上，朝北边的山梁望了一眼，太阳已经升起来了，照在雪地上，有些晃眼，“也许是我多想了。但大侄子，我看你不是个糊涂人，我多嘴说这一句，你心里有数就行。这世上的事儿，不怕多想，就怕不想。”
说完他也不等我再问什么，背上袋子就走了。军大衣在雪地里格外扎眼，他走得很快，不一会儿就到了村口，拐了个弯，就看不见了。
我在院门口站了好一会儿，看着他的脚印一直延伸到村口，渐渐变小，最后消失在雪地和天光交接的地方。这时候院子里的老槐树上忽然掉下来一大坨雪，哗啦一声，吓了我一跳。我回过神来，转身进了院子，把门关上。
那天上午我照例铲雪，把院门到灶房的路清出来，又把屋顶上的雪扒拉下来一些，怕把麦草顶压塌了。干完这些活出了一身汗，晌午随便下了碗面吃了，靠在灶台边抽烟。老周给的那包大前门还剩半包，我抽了一根，烟味有点呛，不像是平时抽的那个牌子，可能是放了太久的缘故。
抽着烟，老周临走时说的那番话又冒上来了。他说的那个气味，到底是个什么味？头油味加铁锈腥味，这两种味怎么搅到一块去了？我想了半天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但人就是这样，有些事你不知道的时候什么事都没有，一旦有人在你心里种了根草，它就一直在那儿晃，你越不想去想，它越在你脑子里长。
到了下午，雪又开始下了，一开始是小雪花，稀稀拉拉的，后来慢慢密了，又变成了鹅毛片子。我坐在屋里听着外头的风声，心里头那根草晃得越来越厉害。最后我坐不住了，套上棉袄，戴上狗皮帽子，出了门。
村道上的雪又被新雪盖了一层，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我沿着村路往村尾走，路过几户人家，烟囱都冒着烟，屋顶上雪积了老厚，偶尔能听见屋里传来说话声和笑声，是那种猫冬时特有的懒洋洋的热闹。村里人不多，年轻的大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但也还过得下去。
村尾那一带更安静。白家的青砖院墙在一片土坯房中间格外扎眼，那院墙刷了青灰色的石灰，年头久了有些地方剥落了，露出里头的青砖。院门是两扇木门，漆着黑漆，漆皮也掉了不少，门框上贴着褪色的对联，去年春节贴的，已经看不清写的什么了。
我没敢靠太近，在离院门十来步远的地方站住了。雪还在下，四周静得只能听见雪落的声音，簌簌的，像是蚕吃桑叶。我装作路过的样子，从院门前走了过去，眼睛余光扫了一眼院门，见那门关得紧紧的，门缝里黑黝黝的，什么也看不见。
我又往前走了几步，到了白家旁边的一条岔路上，从那里能看见白家院子的侧面。院墙比人高，我踮起脚尖也看不到里头。但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院子里的雪确实扫得很干净，干净得不正常。院墙外面白茫茫一片，可我能看到院子里靠墙根的地方露出一小截地面，是青砖铺的，没有雪，明显是被人扫过的。
这么大的雪，谁家会天天扫院子？一般人都是等雪停了再扫，省得麻烦。可白家连下雪天都扫得干干净净，这不合常理。
我心里那根草又晃了一下，但我说服自己，也许人家就是爱干净，这有什么好奇怪的？白德茂是个木匠，手艺人，有点讲究不稀奇。这样想着，我就转身往回走了。
可就在转身的一瞬间，我听见了一个声音。
是白家院子里传出来的，很轻，很远，像是从一个很深的地方传上来的。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含混不清的，像是嘴里塞着什么东西，又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喊，但声音马上就断了，像是被人捂住了。然后就是一阵沉闷的响动，像是有人在搬什么东西。
我站在岔路口，雪落在帽子上，积了薄薄一层。我攥紧了拳头，心跳得很快，一下一下撞在肋骨上。我想翻墙进去看看，可又觉得自己太多疑了，一点不正常的声音能说明什么？也许是那哑巴婆娘在叫唤？也许是我听岔了？
最后我还是走了。但回到家里之后，一整个下午我都心神不宁，端起杯子忘了喝水，拿起旱烟忘了点火，脑子里反复转着那个气味、那个声音、那个扫得太干净的院子。
晚上我躺在被窝里，雪还在下，风还在刮，可我怎么也睡不着。我感觉自己像是站在一口深井边上，井里头黑漆漆的，不知道有多深，也不知道底下有什么。但有个声音在跟我说，你往下看，你往下看。
第二天的雪更大。
我一夜没睡好，早上起来眼睛发涩，脑子却出奇地清醒。吃过早饭，我决定再去村尾看看，这回不是路过，是真的去探探。
我换了身不打眼的旧衣裳，把棉袄翻过来穿，里头是灰扑扑的里子，走在雪地里不显眼。我从屋后绕过去，沿着村后的小路走到白家后院的方向。白家的后院靠着一个小山坡，山坡上长了些杂树，冬天叶子落光了，树杈子光秃秃的，站在山坡上能看到白家后院的一部分。
我猫着腰摸到山坡上，蹲在一丛枯草后面往下看。白家的院子清清楚楚在眼前，比我预想的要大，青砖铺地，扫得干干净净。正房是三间大瓦房，东边有两间厢房，靠南墙搭了一个棚子，棚子底下堆着木料和木工家什，是白德茂干活的地方。灶房在东厢房北边，烟囱高耸着，但没冒烟。
院子里有个人，是白德茂。他穿着一件蓝布棉袄，腰间扎着一根草绳，正蹲在棚子底下刨木头。刨花一卷一卷地从刨子里钻出来，落在地上，被风吹得到处都是。他刨得很专心，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看起来就是个再普通不过的木匠在干活。
我蹲在山坡上看了一会儿，觉得没什么异常，正准备走，忽然看见白德茂站起来，朝西边那间厢房走了过去。他从腰间摸出一串钥匙，挑出一把开了门，进去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个搪瓷盆子，盆子里装着什么东西，冒着热气。
他把盆子端到正房门口，敲了敲门，过了一会儿门开了条缝，伸出一只手，把盆子接了进去。那只手很白，白得不正常，像是没见过太阳的。
那扇门又关上了，白德茂回到棚子底下继续刨木头。
我蹲在山坡上，脑子里转着这件事。正房里住的是他婆娘和女儿，可如果是给自家人送饭，为什么要锁门？那串钥匙上的钥匙不少，一个灶房用得着这么多钥匙？还有那只手，白得不正常，不像是农村人的手。
我在山坡上又蹲了一会儿，直到腿蹲麻了才起来。回去的路上我脑子里就两个字：不对。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着了魔一样，有事没事就在村尾转悠。
头两天我还没什么章法，就是瞎转悠，远远地看，看看白家的动静，看看有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地方。可越看越觉得不对，不对的地方越来越多，像蚂蚁一样，一只两只还不觉得，一旦看见了，到处都是。
第一件让我起疑的事，是他家灶房的门。
农村人家的灶房，一般夜里闩门是从里头闩的，防贼。可白家那间灶房连着东厢房，灶房的门是从外头闩的，用的是那种铁搭扣，挂一把铁锁。这种闩法，说明灶房不让里头的人出来，而是让外头的人进去。哪家的灶房会是这种闩法？
第二件是他家买的东西。
那天我正好在村口碰上白德茂从镇上回来。他骑着一辆二八大杠，后座上绑着一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嗯了一声就过去了，连眼皮都没抬。我注意到他车把上挂着一个供销社的塑料袋，风吹得塑料袋哗啦哗啦响，透过半透明的袋子，我看到里头有几包东西，花花绿绿的，像是什么日用杂货。
我是在镇上供销社买过东西的人，一眼就认出那是妇女用的东西，卫生纸、头油、雪花膏，还有一件花布衣裳，看大小像是给大人穿的。
当时没觉得什么，白家有婆娘有女儿，买这些东西不稀奇。可后来我一琢磨，不对。白德茂他婆娘是个哑巴，从来不跟村里人走动，他女儿才八九岁，这些东西都不像是她们用的。那件花布衣裳，八九岁的小姑娘穿太大了，哑巴婆娘穿又太花了，倒像是一个年轻女人穿的。
可白家除了哑巴婆娘和女儿，没有别的女人了。
第三件是他说话的口音。
白德茂在我们村住了好些年了，我从部队回来的时候他就在这儿。村里人说他不是本地人，是外省迁来的，具体哪儿的没人说得清。村里人对他家的事也不怎么上心，农村人各过各的日子，谁管谁家从哪来的。
可有一天傍晚，我从他家院墙外头经过的时候，听见他在院子里头说话，声音不大，像是在跟谁交代什么。他说的话我听不太懂，口音很重，但那几个字里隐约能分辨出一些东北那边的味道。东北和陕南，隔着几千里地，他怎么跑到这来了？
当然，这也不是什么铁证，全国那么大，哪儿的人不能到陕南来？可一个从东北迁过来的人，在陕南山村里当木匠，一住就是十几年，不跟村里人深交，婆娘是个哑巴，女儿不说话，灶房门从外头闩，院子里有头油味和血腥味，厢房锁着门，正房里住着人却不出来见人——这些事单独拎出来哪一件都不算什么，可凑到一块，就像一把筷子，一根容易折，一把就折不断了。
我开始在村里打听白家的事，但打听得不能太明显，免得传到白德茂耳朵里。我先找的是隔壁的刘婶，刘婶五十多岁，是村里的老户，啥事都知道。
那天下午我去刘婶家借簸箕，借着借着的工夫，我就把话头往白家引了。
“刘婶，”我一边抽烟一边随口问，“村尾那个白德茂，在这住了多少年了？”
刘婶正在纳鞋底，针在头发里篦了篦，说：“十来年了吧，你当兵那前两年来的，具体哪年我也记不清了。咋了？”
“没啥，就是今儿在村口碰见他了，打了声招呼，他没理我。这人是不是不太爱跟人说话？”
“何止不爱说话，那就是个闷葫芦，”刘婶撇了撇嘴，“住了十来年，跟村里人说的话加起来不超过一百句。你找他做木工活，他说了价钱就再不吭声了，活干完了你给他钱，他拿上就走，连个谢字都没有。他那个婆娘你见过没有？”
“见过一回，远远的，看着瘦瘦小小的。”
“我也没见过几回，”刘婶停下了手里的活，压低了声音，“说来也怪，他那婆娘从来不串门，不来村头乘凉，不去河边洗衣裳，连赶集都不去。我在这住了大半辈子，就没见那婆娘出过院门。你说这人又不是坐牢，怎么就能十年不出门呢？”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没露出来，笑道：“兴许人家身体不好，出不了门。”
“身体不好也该瞧大夫啊，这些年也没见她去过卫生院，”刘婶摇摇头，又纳起了鞋底，“算了算了，人家的事少管。你打听这些干啥，看上了人家闺女了？”
我笑着摆摆手，拿了簸箕就走了。
从刘婶家出来，我又去找了村会计张德厚。张德厚五十出头，在村里管账管了二十多年，谁家几亩地、几口人、交多少公粮，他门儿清。我跟他关系还可以，去他家借盘象棋下着玩，顺便套套话。
张德厚家里烧着煤炉子，屋里暖烘烘的。我俩在煤炉子边上摆了棋盘，下着下着，我就顺嘴提了一句：“德厚叔，白德茂家的承包地是哪几块？我看他家好像不咋种地。”
张德厚走了一步马，头也没抬：“他家没多少地，就村尾那两亩旱地，种点苞谷红薯啥的，够自己吃就行。白德茂靠木匠活挣钱，不指望着地。”
“那他老婆是哪儿人？听说是哑巴？”
“这我还真不知道，”张德厚摸了摸下巴，“他来落户的时候是我给办的手续，户口本上就他一个人，后来的老婆孩子都是后添的。他当时拿的迁移证是从湖北转来的，再往前是哪儿的，我就不知道了。”
“迁移证是真是假？”
张德厚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带着几分审视：“你这话说的，迁移证还能有假？公社盖的章，假不了。”
我不好再往下问了，专心下棋。下完两盘我输了一盘赢了一盘，收拾棋盘的时候我又想起一件事：“德厚叔，白德茂他闺女上不上学？我怎么从来没见她背书包？”
“不上，”张德厚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前两年村长去他家催过，说孩子到了上学年纪，该去学校。白德茂说孩子身体不好，等大些再说。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村长就没再管？”
“管啥呀，人家孩子身体不好，你还能硬拉去上学？”张德厚把茶杯重重地搁在桌上，“再说了，村长又不是派出所的，哪有那闲工夫管这些事。”
我“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告辞出来了。
走夜路回家，月亮被云遮着，地上半明半暗的。我在想这些事，想的脑袋都要炸了。白德茂这个人，白家这个院子，像一块打了补丁的旧衣裳，远看没什么，凑近了看，那些补丁底下的东西怎么都对不上茬口。
第三天，我去了趟镇上。
我去的是镇派出所，但我没进去。我在派出所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来来回回地走，最后还是没有迈进去。为啥？因为我手里啥都没有。我说人家院子里有气味，人家灶房门从外头闩着，人家婆娘不出门，人家女儿不上学——这些算什么呢？哪个能当证据？派出所的人听了，十有八九会觉得我是一个吃饱了撑的没事干的退伍兵，闲着没事找事。
从镇上回来的时候，我在供销社门口碰见了三叔公。三叔公是我们村里辈分最高的老人，今年七十六了，身子骨还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他年轻时候走南闯北，当过脚夫，赶过骡马，见过世面。村里有什么大事小情，都爱找他拿主意。
三叔公坐在供销社门口的条凳上晒太阳，手里拄着一根竹杖，面前摆着一碗茶，半碗没喝完，茶色很浓。我走过去叫了他一声，他抬起头看了看我，眯着眼说：“红军啊，上街来干啥？”
“买点盐。”我说。
我在他旁边坐下来，有一搭没一搭地说闲话。说了一会儿，我说：“三叔公，你走南闯北那么多年，见过的事儿多，我问你个事儿。”
“你问。”
“你觉得咱们村那户白家，有啥不对劲没有？”
三叔公的眉毛动了动，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虽然浑浊，但里头有种说不清的锐利。他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慢慢地咽下去，像是在品什么滋味。
“你小子，”他把茶碗放下，声音不高不低，“是不是也闻着啥味儿了？”
我心头一震，身子不自觉地往前倾了倾：“三叔公，你这话啥意思？”
三叔公没急着回答，他转过头看了看街上的人。腊月天，街上人不多，稀稀拉拉的，没人注意我们。他这才把身子往我这边倾了倾，压低了声音说：“你不在村里这几年，有些事你不知道。白家那个女人，不是哑巴。”
“不是哑巴？”我愣住了，“刘婶说的她是哑巴——”
“刘婶说的不算，”三叔公摆了摆手，“前年夏天，有一回我从白家后院那条小路走，听见院子里有人喊了一嗓子，声音很尖很细，不像是本地人的口音，喊的是啥我没听清，但那个声儿绝对不哑。后来我问过好几个人，都说没听过那女人说话，都说她是哑巴。可我听见过，她不是哑巴。”
三叔公顿了顿，竹杖在地上点了两下：“一个不是哑巴的女人，为什么十年不跟村里人说一句话？就算她不想说，难道村里人跟她说话她也不应？这说的通吗？”
我想了想，说：“也许她是不愿说，不想跟人来往。”
“不愿说到这个份上？”三叔公摇了摇头，“我活了七十多年，没见过这样的。就算是个哑巴，见了人也该点点头笑一笑，可她连院门都没出过。这叫啥？这叫关着。”
关着。
这个字像一把锤子，狠狠砸在我心上。我忽然就想起老周说的那个气味，头油味和铁锈味混在一起的味道。什么样的人需要关着？什么样的人身上会有铁锈味？
“三叔公，”我的声音有些发紧，“你有没有闻过他家院子里传出来的味？”
“啥味？”
“有人说，闻到头油味和铁锈味混在一起。”
三叔公的眉头皱得很紧，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沉默了很久，久到碗里的茶彻底凉了。最后他长长地叹了口气，那口气里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沉重。
“红军，”他说，“你当过兵，见过世面，有些事我不说你也能想到。但咱们得有证据，没证据的事，不能乱说。万一说了，人家告你一个诬陷，你这辈子就完了。”
“我知道。”
“你要是真觉得不对，就去查。查明白了，该报的报，该管的管。”三叔公站起来，竹杖撑在地上，看着我，“但你要记住，那户人家的院墙高得很，你不要一个人翻进去。你年轻，有把子力气，但也架不住冷不防挨一闷棍。这种事，得走明路，不能走暗路。”
我点了点头。三叔公拍了拍我的肩膀，拄着竹杖慢慢地走了，背影在街角拐了个弯，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彻夜未眠。我躺在被窝里，盯着头顶的房梁，脑子里乱成一锅粥。我想起老周的话，想起那只从门缝里伸出来的白手，想起灶房门上的铁锁，想起白德茂那串叮当响的钥匙。这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像碎玻璃一样，在我脑子里拼成了一幅画，那幅画太吓人，我不敢细看。
但我又不得不看。
我仔细想了想白家的房子结构。正房三间，东西各两间厢房，灶房东厢房挨着。平时白德茂住东厢房，正房住的是谁？按他的说法，是老婆和女儿。可他老婆和女儿为什么要锁在正房里？为什么正房的门是从外头锁着的？
那只从门缝里伸出来的白手，那个苍白得不正常的颜色，那只手上没有老茧，没有冻疮，那是一双不属于农村人的手。一个在农村住了十年的女人，怎么可能有那样一双手？
还有那个孩子。白灵灵，八九岁的女孩，我见过她几次，每次都是远远的，她站在院门口，怯生生地往外看，看见有人就缩回去了。她的眼睛大得吓人，空洞洞的，像两口枯井。那种眼神，不像是孩子的眼神，更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
我忽然就想到了一种可能，一种我不敢去想但又不得不想的可能。白德茂家的那个女人，她是谁？她从哪来？她为什么不出门？她为什么不说话？
也许她不是不想说话，是不能说话。不是天生的不能，是有人不让她说。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浑身像被浇了一盆冰水，从头凉到脚。腊月的天，屋子里冷得像冰窖，可我后背的衣服全湿透了，贴在后背上，黏腻腻的。
我想到了报警，可我又犹豫了。三叔公说得对，得有证据。我没有证据，全是猜测。派出所的人来了，白德茂把正房一开，那个女人和女儿往出一站，我怎么说？我说人家是关着的？人家可以说那是自己老婆怕见人，不是关着的。那个女人的口音不对？人家可以说她是外地嫁过来的。不上学？人家可以说孩子身体不好。
全都可以解释，全都可以搪塞。
但我心里清楚，那些解释全是放屁。一个正常人不会这样过日子，一个正常人家不会有这些不正常的事。这些不正常的事攒在一起，就不是偶然，是必然。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趟镇上邮电所。我翻了翻电话簿，找到了地区公安处的电话。那时候派出所还没普及到每个镇，我们这一片归地区公安处管。我在邮电所排了半个小时的队，轮到我打的时候，我拿起电话，手都在抖。
电话接通了，那头是个男声，问了句哪里。我说我要报案。对方问什么案子，我说可能是拐卖妇女。对方又问哪个地方的，我说了镇名和村名。对方说他们会派人来调查，让我保持电话畅通，最好能提供更多线索。
挂了电话，我站在邮电所门口，看着天上又开始飘的雪花，心里头的石头没有落下来，反而更重了。我这才想起来，我连老周的全名都不知道，他是哪儿人，他长什么样，除了那张黑红的脸膛和那双很有神的眼睛，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可转念一想，重要的不是老周是谁，重要的是他说的话是真的。
从镇上回来的路上，我又远远地看了一眼白家的青砖院墙。那堵墙在雪地里显得格外扎眼，青灰色的墙面上有黑色的霉斑，像是长了一张张嘴，想说又说不出来。院门还是关着的，紧巴巴的，像一个人的嘴，咬着牙，死活不肯张开。
我在心里说，你等着吧，该张的时候总会张的。
接下来两天的日子过得慢极了，像是冻住了一样。我每天去村口张望，看看有没有警车来。我们这地方偏僻，从地区过来开车要三个多小时，山路不好走，再加上雪天，路更不好走。我站在村口的皂角树下，抽了一根又一根烟，脚下的雪都被烟头烫出了一个个小坑。
第三天上午，警车终于来了。一辆绿色的北京吉普，从山路上摇摇晃晃地开过来，车轮在雪地里打滑，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村里人都出来看热闹，不知道出了什么事。两个穿制服的警察从车上下来，一个是中年，三十七八岁的样子，国字脸，眉毛很浓，看着就让人信赖；另一个年轻些，二十五六，戴副眼镜，手里提着个公文包。
我迎上去，说了我是报警的人。中年警察打量了我一眼，让我带他们去白家。
一路上村里人交头接耳，不知道这李家的小子把警察领到白家去要干啥。有人跟在后头看，被年轻警察拦住了，说执行公务，不要围观。
我领他们到了白家院门口，中年警察上前拍了拍门，声音不大但很沉：“开门，派出所的。”
里头没动静。又拍了几下，还是没动静。
中年警察看了我一眼，我低声说：“肯定有人在，我早上看见白德茂在院子里了。”
他又拍了拍门，这回声音大了些：“白德茂，开门，公安处的，有些事情要问你。”
过了好一会儿，里头传来脚步声，白德茂把门开了条缝，探出半个身子。他看见门口的警察，脸唰地就白了，嘴唇哆嗦了两下，想说啥又没说。
中年警察亮了一下证件，说：“进屋看看。”
白德茂想拦，身子堵在门口，手撑着门框，声音发颤：“看啥呀，我家里有啥好看的？”
中年警察没跟他废话，把他拨到一边，和年轻警察一起进了院子。我跟在后头，心跳得咚咚响，像是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一进院子，我鼻子就先闻到了一股味。老周说的那个味，头油味混着铁锈腥味，比前几天我在院墙外头闻到的浓得多。那铁锈味不是真的铁锈，是血腥味，我当兵的时候闻过，错不了。
中年警察显然也闻到了，他的眉头皱了一下，问白德茂：“你这院子里什么味？”
白德茂支支吾吾地说：“杀鸡呢，昨天杀了只鸡。”
年轻警察扫了一眼院子，地上干干净净，哪来的鸡毛鸡血。他看了中年警察一眼，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神，然后径直朝正房走过去。
白德茂急了，冲上去拦：“那是我老婆孩子的屋，你们不能进——”
中年警察一把把他拨开，声音严厉起来：“白德茂，你再拦着就是妨碍公务，我跟你说清楚。”
他走到正房门前，看了一眼门上的锁，回头问白德茂：“自己家里人，为什么要锁门？”
白德茂的脸白得跟雪一样，嘴唇不停地哆嗦，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中年警察让白德茂把门打开，白德茂抖着手摸出钥匙，试了好几次才把锁打开。门一推开，一股更浓的腥臭味扑面而来，我差点没呕出来。
屋里很暗，窗户被木板钉死了，只有门缝里透进来的一点光。中年警察从口袋里摸出一支手电筒打开，光照过去，我看清了屋里的情形。
正房里头被隔成了两间，外间堆着些杂物，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桌子上搁着一个搪瓷盆子，盆子里是剩饭，已经馊了，上头趴着几只苍蝇。里间的门虚掩着，中年警察推开门，手电光一照，我看见墙角缩着两个人。
一个是年轻女人，看不出多大年纪，瘦得跟纸片似的，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旧棉袄，头发乱糟糟地披散着，像一堆枯草。她用手臂挡着光，整个人蜷缩在墙角，浑身发抖。她的脚上拴着一根铁链，链子一头连在墙上的铁环上，铁环是打进砖缝里的，结实得很。
另一个是个八九岁的女孩，缩在女人怀里，跟她一样瘦小，脸埋在女人胸口，不敢抬头看人。她的头发也很乱，脸上脏兮兮的，穿着一件大人的花布衣裳，那件衣裳我见过，就是那天白德茂从镇上买回来的那件。
我的脑子嗡地一下炸开了。
我猜到了是这个结果，可真的看到的时候，我还是受不了。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喘不上气来。那个年轻女人，她多大？二十岁？二十五？看不太清，但肯定不超过三十。她在这里被关了多久？一年？三年？五年？十年？
她的手很白，白得像纸，白得不正常。我前几天从门缝里看到的那只手，就是她的。那双手是因为常年不见太阳才这么白的。她整个人都是白的，像一株长在暗室里的草，没有颜色，没有生气。
中年警察蹲下来，轻声跟那个女人说了几句话，女人只是摇头，不说话，也不看人。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像是怕光，又像是在逃避什么。年轻警察已经在打电话叫增援了，声音压得很低，但我听到他说了“嫌疑人控制”“解救”“救护车”这几个词。
白德茂瘫坐在院子里，两条腿像被抽了骨头一样，怎么都站不起来。他嘴里嘟嘟囔囔地说着什么，没人听清，也没人想听清。中年警察把他铐上了，他就那么瘫着，眼泪鼻涕糊了一脸，看着可怜，可我一点都不觉得他可怜。我看他的时候，心里翻涌上来的不是同情，是恶心，是愤怒，是一种想冲上去踹他的冲动。
我攥紧了拳头，指甲嵌进掌心里，生疼。
后来来的人越来越多，又来了两辆警车，还有一辆救护车。那个年轻女人被抬上担架的时候，始终没睁开眼，她把那个女孩搂得紧紧的，像是怕谁抢走。那个女孩也没哭也没闹，就那么睁着那双空洞洞的大眼睛，看着头顶灰蒙蒙的天，什么表情都没有。
村里人全围过来了，里三层外三层，议论声嗡嗡的，像苍蝇。有人在骂白德茂不是人，有人在可怜那个女的，有人在感叹这种事怎么会发生在我们村。刘婶哭得最凶，一边哭一边骂自己瞎了眼，这么多年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还说那婆娘是哑巴，她怎么就不是哑巴了，她是被人把嘴堵上了啊。
三叔公也来了，他拄着竹杖站在人群外面，脸上的表情我形容不出来，像是愤怒，像是悲伤，又像是别的什么。他看了一会儿，转身就走了，走得很慢，竹杖戳在雪地上，一下一下的，戳出一个个深坑。
那天晚上，整个村子都没怎么睡。白家的院门口拉起了警戒线，警察在那里进进出出，一直忙活到半夜。我坐在自己家里的灶台边，火早灭了，灶膛里只剩下一堆灰，凉透了。我没心思再添柴，就那么坐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我脑子里全是那个画面，那个年轻女人蜷缩在墙角的样子，那条拴在她脚上的铁链子，那只从门缝里伸出来的白得吓人的手。还有那个孩子，八九岁的女孩，她在那间黑屋子里出生、长大，从没上过学，从没见过几个人，她的世界只有那四面墙和那一扇永远锁着的门。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被关着的，因为她从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想到这里，我把烟掐灭了，眼眶又红了。
后来的事，我是从镇上和县里的人那儿断断续续听来的。
那个年轻女人叫王秀兰，四川巴中人，一九八〇年冬天失踪的时候才十九岁。那天她去镇上赶集，从此就没有回来。家里人找了她好几年，报了案，登了寻人启事，能做的都做了，但那个年代找一个人，比大海捞针还难。她父亲第二年就急出了病，不到一年就走了，她母亲一个人拉扯着另外两个孩子，苦撑了这么多年，头发全白了。
白德茂是黑龙江人，真名叫白德茂没错，但户口迁移证是假的。他早年在老家就有案底，涉及一起拐卖妇女案件，但因为证据不足没被追究。八〇年辗转来到陕南，在我们村落了户，改名换姓，伪装成一个老实巴交的木匠。他拐骗王秀兰的手段警方没有细说，但从王秀兰被解救后的只言片语中可以拼凑出一个大概：他以找工作为名把她骗到手，然后一路辗转带到陕南，关在那间黑屋子里。
关了将近六年。
六年，两千多个日夜，一个十九岁的姑娘，被一条铁链拴着，锁在一间不见天日的屋子里。她喊过，叫过，求过，哭过，没有人听见。即使有人听见了，也可能以为是别家的婆娘在闹脾气，或者干脆当成猫叫狗叫，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她生了一个女儿，在那间黑屋子里生的，没有医生，没有接生婆，只有一个把她当成物件的人。
而这个人，在我们村里安安稳稳地住了六年，跟谁都不来往，谁也懒得去打听他。他买了东西就回家，做了木工活就拿钱走人，不多说一句话，不多走一步路。他把自己活成了一堵墙，一堵让人懒得去多看一眼的墙。
白灵灵被送到了福利院，王秀兰被送回了四川。回去的那天，县里派了一辆车送她，听说她一路上都不说话，眼睛始终闭着，直到车子进了四川地界，她才忽然睁开眼，往车窗外看了一眼，然后就哭了，哭得撕心裂肺，哭得车里的女民警也跟着掉眼泪。
六年了，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可她的家乡已经不像她记忆中的模样，她的父亲已经不在了，她的母亲老得她几乎认不出来，她的弟弟妹妹长成了大人。她今年二十五岁，可她的样子看起来像三十五，甚至像四十。
六年，把一个人的人生劈成了两半，前一半是人，后一半是鬼。
案子了结之后，有天我在家里收拾灶房，收拾到面缸的时候，忽然想起老周那天晚上的事。他当时打开面缸和米缸看，是在看什么呢？
我站在面缸前想了半天，忽然就想明白了。他是在看这一家有没有余粮。一个能拿得出粮食招待陌生人的家庭，说明日子过得还可以，主家是个善心人，值得托付一件事。
可他为什么要托付给我？
也许是因为他看出了我的身份，退伍军人，年轻，有力气，有正义感，又独居，办事方便。也许是因为他一路走来，见过了太多这样的苦难，见过了太多这样的事，他知道单凭自己一个走江湖的，什么也改变不了，他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看到的不对劲告诉下一个值得告诉的人。
我把灶台擦了一遍，擦到灶门的时候，发现灶门后面别着一张纸。那张纸被烟火熏得发黄，叠得方方正正，塞在灶门和砖缝之间，不仔细看根本发现不了。我抽出来展开，上头写着几行字，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没怎么上过学的人写的，但一笔一划都很认真：
大侄子：
我走了。你家炕洞底下我塞了三十斤大米，够你吃一阵子。那个院子的事，你上上心。
老周
我把那张纸看了好几遍，然后把纸叠好，放进了上衣口袋里。我又去翻了翻炕洞，果然从稻草底下翻出一个蛇皮袋子，里头是大米，跟那天晚上他倒进我米缸里的一模一样。
三十斤大米，在那个年头不算小数目，够我一个人吃一个多月。他明明已经给了住店的粮，又偷偷塞了这些，说明他一开始就没打算白住。他是个讲究人，也是个明白人。
我在灶台边坐了很久，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老周这个人。他到底是什么人？他那个帆布包里的本子上到底记着什么？他一路走一路换粮，到底是在做生意，还是在做别的事？他为什么要留意白家？他之前是不是已经见过类似的事情？他那个本子上，是不是记着很多这样的院子、这样的人家、这样的事？
我不知道答案，也永远不会知道了。老周再也没有出现过，就像他说的那样，他是个走江湖的人，挣的是一路见识，看山看水看人，走走停停。他不会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也不会让一个地方的人记住他。他就像风，吹过就走了，可他吹过的地方，草会弯腰，树会低头，有些东西会在他走后很久才慢慢直起来。
我们村的雪在那年春节前终于停了，太阳出来了，照在雪地上，亮得晃眼。白家的青砖院墙还在，但院门大敞着，门上的封条被风吹得哗啦哗啦响，像在诉说着什么。
村里人后来偶尔还会提起这件事，感叹几句，骂几句，然后就不再说了。日子还得过，苞谷还得种，猪还得喂，谁也不愿老想着那些让人心里堵得慌的事。只是有些东西变了，比如刘婶再也不说谁家婆娘是哑巴了，比如张德厚再办户口迁移的时候会多问几句，比如三叔公总爱坐在村口的皂角树下，眯着眼睛看着那条进村的路，像是在等什么人。
我呢，我还是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种地，喂猪，过日子。每年冬天烧炕的时候，我都会翻一翻炕洞底下，看看有没有谁又塞了三十斤大米在底下。当然什么也没有，可我还是会翻。
有时候夜里下了大雪，听见院门被风刮得咣当响，我会起身去开开门。门外什么也没有，只有一片白茫茫的雪，从院门口一直铺到村口，铺到那条进村的山路上，铺到我看不见的地方。
我知道我等的人不会来了。走江湖的人，永远在走，不会停。但我还是会等，会开门，会在灶膛里留一把火，会把粥煮得稠一些，会把西屋的被子晒得蓬松一些。
万一呢。
万一他哪天又路过这里，万一风雪又把他困住了，万一他又背着那个鼓鼓囊囊的编织袋，站在我的院门外，拍三下门，不紧不慢的。
我会把门打开，往旁边让一让，说：
进来吧。
一九八六年那个冬天，陕南的雪下得邪乎。可也是那个冬天，我开始相信，这世上还是有好人的。他们藏在人群里，藏在风雪里，藏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他们不说话，不声张，做的都是些不为人知的事。你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名字，记不住他们的脸。
可你知道吗，他们来过，就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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