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4月6日凌晨3点20分,阿拉斯加西南端谢米亚空军基地的警报灯突然闪起。值班军官刚放下咖啡,一串急促的密码电文跳了出来——一架中国民航客机正在空中“摇铃”,请求紧急降落。对方只有一句话:“机体受损,乘客多伤,燃油仅够二十分钟。”

与此同时,飞机上情形远比电报冰冷文字更惊险。客机编号为MU583,机型麦道MD-11,前一天晚间从上海虹桥起飞,经北太平洋航线前往洛杉矶。起飞后十几个小时,一切看似平静,机组开始发入境卡,许多乘客解开了安全带,靠背放低,准备眯一会儿。就在此时,副驾驶在调节操纵台时无意碰到襟翼手柄,机翼前缘缝翼部分伸出,机体气动中心瞬间前移,飞机猛地低头。巨大的负荷让人毫无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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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砰”一声闷响,数十名乘客被抛向舱顶,氧气面罩散落一地。广播里传来机长刘建平沉稳却急促的声音:“各位,抓紧固定!我们正在恢复姿态!”话音未落,副驾驶本能地把误碰的手柄推回原位,缝翼收回,气流又把机头猛地掀起,机体从俯冲变成陡升,大约1500米的高度瞬间吞上又吐下。前后不到十秒,却像过山车连坐三圈。

机舱里,有人额头裂开,血顺脸颊直流;有人胸口被托盘砸中,喘不上气;还有一个七八岁孩子被甩出座椅,挂在行李架边,哭声被风噪掩去。机组努力爬行在过道,一边固定散落物,一边摸索乘客伤势。一位湖南来的女医生抓住安全带,边咬牙稳住身体,边大喊“止血包拿来!”声音并不大,却有穿透力,让周围慌乱稍稍收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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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在驾驶舱里背部已经撞青,他迅速切断自动驾驶,把姿态维持在小幅波动区间,同时用简短英语向东京、安克雷奇、谢米亚三个管制台发出了MAYDAY。最先回话的是距离最近的谢米亚空军基地。对方并未推诿,只问了三件事:“剩余燃油?乘客伤情?起落架状态?”得到答复后,基地指挥官一句“Follow the light”,就让跑道灯全亮,连士兵都排成两列举手电引导。

北京时间20点29分,MD-11冲破低云,扑向谢米亚28号跑道。没人敢松一口气,谁都知道,这座基地设计标准与民航机场不同,跑道不算长,周围是冰冷的海。刘建平捏紧操纵杆,等待140节的关键速度,轻带机头,主轮触地,反推拉满,刹车啸叫。飞机在距离尽头不足300米处停住,他才发现手掌因用力过度已渗血。下一秒,全机爆发出杂乱的哭声、笑声和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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舱门打开,美军救护队冲上来,用颜色标签分级伤员:红色紧急、黄色重伤、绿色轻伤。全机255人中,重伤十一人,其中一位中年男子颅骨裂伤,后经抢救无效离世;另有百余人擦伤或软组织挫伤。基地临时腾出宿舍,甚至摆上热味增汤和方便面,让乘客能坐下喘口气,再给家里报平安。天亮后,美方派出C-141医疗运输机转运重伤者至安克雷奇,并调来两百多名会中文志愿者,协助沟通。

意外原因调查持续了半年。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公布的报告写得冷静,却字字惊心:MD-11的襟翼/缝翼手柄位置设计欠佳,误触风险高;机型共发生过大起伏事故12次,东航此次为最大幅度一次。麦道公司随后对全球在役MD-11进行改装,加装防护罩、重新编程襟翼警报系统。东航也把“飞行中任何时段乘客系好安全带”写成硬性条款,再不因平稳错觉而松懈。

值得一提的是,事故中那位前空军乘客——后来确认姓耿,退役时飞过强-5,重伤前仍坚持把几名幼童固定好——事后被航空公司请到上海总部授予“协助乘务特别奖”;那位湖南女医生则把救治笔记复印送给机组,称“这是最好的实战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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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建平因在严重体伤和高度压力下完成迫降,被民航总局授予金质飞行奖章。授奖现场记者问他“那一刻是否恐惧”,他很简短地回答:“没想别的,只算距离和速度。”这句淡淡的话,后被飞行学院教材单独摘录,提醒后来者——技术之外,冷静是飞行员最后的护身符。

东航583航班最终安全降落,答案当然是“成功”。然而“成功”二字背后,是设计缺陷暴露、程序漏洞被堵,也是机组、乘务乃至普通乘客在生死线上拼出来的配合。这一夜的谢米亚虽偏僻,却因为一道灯光带,写下了国际航空救援协作的生动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