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里,她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那里面没有父亲的拳头,没有讨债的敲门声,没有随时要卷铺盖走人的惶恐。
配图 | 电影《山河故人》
2026年年初,我偶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关注母亲的短视频账号。
那个账号是她退休后一点点做起来的。她拍风景,拍自己做的菜,拍阳台上的花,一条十几秒的视频,常常反复拍很多遍。她有三千多个粉丝,大多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每多一个点赞,她都能高兴半天。
我本来只是想登录后台,帮她清理一下私信里的垃圾广告。页面刚打开,一条红色系统通知就弹了出来:账号因涉及违规,已被永久限制带货功能,扣罚5000元。
处罚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我问她:“你最近把账号给别人登过吗?”
母亲想了半天,才恍然大悟:“有个老师,说能教我怎么涨粉,怎么开通收益。他说要帮我后台设置一下,让我把验证码发给他,还让我扫了个码进群学习。”
一阵无力感涌上来。母亲明明已经不想再投机取巧了,可骗子还是找到了她。
后来我才知道,对方拿到她的账号授权后,利用她的实名认证,在深夜进行违规直播敛财,而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她白天还在认真拍视频,想着怎么配音乐、怎么写文案,想着有一天也能像别人一样接点小广告,攒钱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手里拿着黑屏的手机,很久没说话。客厅灯光很暗,她的背影看起来比以前更佝偻了。
我习惯性地想批评她:“跟你说了多少次,不要信网上的人,不要给别人验证码。”话到嘴边,看见她花白的头发,又一次说不出口。
她有什么错呢?她只是太想有一个家了。
母亲老家在湖南,一岁时跟着外公外婆去了新疆,在那里读完高中。第一次高考落榜后,外公把她送回湖南老家复读,第二次落榜,外公又送她去学俄语。
但母亲年轻气盛,不愿再被书本束缚。没过几个月,她瞒着家人,揣着偷偷攒下的路费,坐了几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又跑回新疆,开始独自打零工。那是1990年,她二十岁。
她跟着亲戚卖过眼镜,生意不好,又去卖啤酒,一个月能赚一百多块,但收入不稳定。最终,她在一家湘菜小饭馆里当服务员,每月工资一百五十元。也是在那里,她认识了我的父亲。
父亲是四川人,只有小学文化,跟着一帮同乡四处跑,做些包工程的活。三十岁那年,他跟着施工队来到母亲打工的小县城,一天,父亲和工友在饭馆聚餐,酒过三巡,一身酒气的他注意到了在前台收银、接待客人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很漂亮,大眼睛,皮肤白,会用省下的钱去烫当年流行的卷发,也爱穿碎花裙。后来我翻看家里的老相册,看见一张她蹲在野花丛里的照片:她穿着蓝底碎花裙,长发披肩,对着镜头笑得格外灿烂。
我总觉得,母亲的笑容本该永远属于那片自由生长的野花,而不是后来这个充满暴力和不安的家。
父亲能说会道,尤其酒后,更是滔滔不绝。他常去外公外婆家,几杯酒下肚,就开始高谈阔论:要承包几十万的大工程,要在县城里买下最敞亮的楼房,要给母亲最好的生活。
外公只是木匠,外婆也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听着父亲这些不着边际的话,看着他每次上门除了两瓶最便宜的酒,几乎拿不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就断定这个四川男人不踏实。
可不到二十五岁的母亲,没能抵住那些天花乱坠的许诺和看似热切的追求。她认准了父亲,只觉得他只是暂时不得志,将来一定会有出息。
后来,哪怕外公外婆坚决反对,母亲还是偷偷怀了我。1995年,我出生,为了给我上户口,她和父亲匆匆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她当时一定没有料到,那本红封皮的小册子,会把她拖上一条望不到头的坎坷路。
婚后,父亲的“出息”并没有到来,他的懒散与不负责任也不再掩饰。他是个没有长性的人,不务正业,天天混迹于牌桌,偶尔包个小工程,赚没赚到钱我不知道,反正家里从没见过回头钱,倒是常常听见要债的人敲门。
1996年,国营纺织厂招工,母亲有了一份正式工作,每月工资两百多块,这就是家里最主要的经济来源。厂里给职工安排了住所,母亲以为日子终于能安顿下来。但安稳的日子只持续了几年,2000年前后,厂子倒闭,母亲下岗,安置房也拆掉了,那时我还没上小学。
我的记忆里,十八岁之前,我们一直在搬家。有时候是出租屋拆迁,有时候是租金涨了交不起房租,我们从城边漏风的土坯房,搬到稍微结实些的毛坯房,再搬到拥挤嘈杂的筒子楼出租屋。每次搬家,家当都少得可怜,几个编织袋就能装完。
有一次,因为暂时找不到更便宜的住处,我们不得不在外公外婆家借住了一段时间。
外公外婆心疼母亲,也心疼我。为了不让母亲为难,逢年过节家庭团聚,他们总是对父亲笑脸相迎。即使父亲拿不出我的学费,即使冬天家里拮据到没钱买煤,母亲要带着我去院子里捡柴火取暖,他们也从未当着父亲的面说过一句重话。
他们的隐忍,并没有换来善待,父亲在外稍有不顺,回家随口就是辱骂。一开始,他的脾气大多甩给结实的物件,比如搪瓷杯子、脸盆,后来渐渐波及烟灰缸、陶瓷碗、玻璃杯。最终,家暴的手还是伸向了母亲。
家暴是有迹可循的。结婚前,因为外公外婆强烈反对,父亲就曾借着酒劲跑到家里闹,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和母亲在一起,就要同归于尽。谁能想到,他想要的不只是婚姻许可,更是对母亲整个人生的掌控与消耗。
自我能记事起,家暴就成了这个家庭里最常态的恐怖,从母亲身上,也渐渐蔓延到我身上。
印象最深的一次,发生在我小学五年级。那天,父亲又醉醺醺回家,满身酒气,坐在沙发上给四川老家的亲戚打电话。电话里,他声泪俱下,诉说自己在外的艰辛,赌咒发誓一定要赚大钱,风风光光回去。
母亲听着他翻来覆去的哭诉和空头支票,终于忍不住劝道:“少喝点吧,找点正事干。再这样下去,咱们就离婚吧。”
听到“离婚”两个字,父亲摔了电话,抄起手边的玻璃杯,狠狠砸在地上。玻璃碴和茶水散了一地,接着是热水瓶、碗,能抓到的一切,碎裂声此起彼伏。
“你说啥?你再给老子说一遍!”他站起来指着母亲怒吼,一把抓住母亲的头发,把她狠狠推倒在地,紧接着,耳光落在母亲脸上,还夹杂着不堪入耳的脏话。
我躲在房间门后看着这一切,不敢哭出声。直到母亲嘴角渗出血,恐惧、愤怒,不知从哪里来的勇气驱使我冲出去,我用尽全身力气拉父亲的胳膊,哭着喊:“别打我妈了!”
一记耳光结结实实扇在我脸上,有几秒钟,我听不见声音,脸颊火辣辣地疼,疼到麻木。这一耳光,好像把我打醒了,我抓起母亲的手机,转身跑出家门,拨通了报警电话。
那次警察来了,训诫了父亲,也留下了记录。父亲在警察面前保证绝不再犯,警察走后,他确实收敛了一阵子。
然而,我们都清楚,报警只能解决一时的危机,解除不了长久的隐患。风头过后,几句痛哭流涕的忏悔、几句好听的场面话,总能再次让母亲心软。暴力就这样在绝望里循环往复。
母亲的绝望不只来自暴力,还有看不到头的贫穷。
我读高二那年,长期酗酒的父亲突发脑溢血,倒在酒桌上。家里本就穷得叮当响,父亲没有固定工作,也没有买居民医保。母亲没有犹豫,借遍亲戚朋友,凑了八万多元给他做手术。
术后,父亲恢复得不错,右脚落下毛病,走路有些拖沓,但生活自理完全没有问题。可他以此为借口,彻底躺平,再也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他的脾气变得更暴躁,也理所当然地把家里的经济负担全部压到母亲肩上。
母亲到处托人,去了一个社区公益性岗位上班,最开始的时候,每月收入还不到一千元。
2015年,我在外地上大学。一个四川老家的远房亲戚说是来探病,一张口就是借七万块钱,说家里有急用。那时母亲的工资除了还旧债,还要支付父亲的药费和营养费,连买菜都要一分一分地精打细算,哪里还有余钱?
可父亲不管。他不想在亲戚面前丢面子,让母亲翻出家里的存折,又逼她给亲戚朋友打电话借钱。遭到拒绝后,他再次故技重施,砸东西,怒吼,逼她在手机上操作那些刚兴起的小额贷款软件。
母亲不堪暴力威胁,最终东拼西凑,把七万块转了出去。那个亲戚后来消失了,至今下落不明,母亲每个月不得不从牙缝里省出钱,一点点填那个深不见底的窟窿。
我大学毕业那年,父亲又不知道听了谁的怂恿,闹着非要回四川老家盖房子,说叶落要归根。父亲想要的房子,是他这些年在新疆打拼混出来的“排面”,而母亲同样想要房子,想要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城市里,有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家。
很多个周末,母亲会拉着父亲去看房:去新建的楼盘,只能远远看沙盘;别人急售的二手房,又小又旧;甚至城郊的自建房,她都满怀希望地去瞧过。
房价一年年涨,家里的存款却因为各种事情越来越少。买房的钱,从“差一点”,渐渐变成遥不可及的数字。这些年,我们住过的地方几乎都是租来的,直到现在,母亲仍住在廉租房里。
母亲最终没能拦住父亲。父亲把家里仅有的几万块积蓄带回四川老家,在农村盖了三间平房,母亲独自留在新疆,继续上班、还债。她每个月,甚至每周,都要给父亲转生活费,为了让他未来有个保障,她还要从自己微薄的收入里挤出钱,帮他缴纳养老保险。
母亲每月的收入所剩无几,她一个人在出租屋里计算每一分钱的去向。父亲的光景却完全不同,四川老家的房子很快盖了起来,他找熟悉的木工装好门窗,叫亲戚们一起布置新房。
每天早上,他可以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晒太阳,傍晚天气凉下来,屋里还有空调取暖。隔壁院子开了间棋牌室,他打牌也更方便。房子盖好那年,母亲回去过年,父亲说:“以后有你的退休金就够了,我喜欢这里安逸的生活。”
母亲不喜欢父亲眼里那种安逸到没有盼头的生活,没等假期结束,就匆匆回了新疆。她说:“一定要攒够钱,在新疆买个房子。”
2021年,我结婚了,母亲也到了退休年龄。那一年,她告诉我:“闺女,妈想离婚。”
母亲每月有两千多元退休金,在小县城里,按理说可以过得很安稳。但这些年,父亲要钱的电话从没断过,理由千奇百怪:买药、人情往来、房子要添置东西。如果不给钱,电话那头就是诅咒和谩骂。
这些年,母亲和父亲一直分居两地。她说自己看透了,也累了,前半生的债,她来还,后半生,她想为自己活。她想摆脱这段婚姻,然后攒钱在自己工作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买一套完全属于自己的房子。
母亲不止一次跟我描述过她想要的房子:有光洁明亮的白色瓷砖地板,脚踩上去凉凉的,但并不冰冷。“以后我们也买。”她总是这样说。
这个“以后”,从我的童年说到她的中年,至今还没有看到尽头。
母亲只有高中文化,年轻时没读完书就出来打工。对于法律条文、诉讼程序,她一窍不通,她不敢去律师事务所,觉得那里门槛太高,是“大人物才去的地方”。
于是,她习惯性地打开手机里的短视频软件。算法很精准,捕捉到了她的焦虑,她的推荐页里出现一个个穿西装、语速铿锵的律师。
视频里,那些人说得天花乱坠:“线上办理,快速离婚,不成功不收费。”
2022年初,母亲加上了一个“陈律师”的微信。对方听了她的诉苦,立刻表示这事太简单,只要交500块钱咨询费,就能帮她起草文件,指导她怎么离婚,保证哪怕男方不同意也能离。
500块对母亲来说不是小数目,但相比于摆脱父亲,这钱花得值,她背着我转了账。然而,现实很快给了她当头一棒。当她拿着“陈律师”发来的所谓模板,信心满满去法院起诉时,诉讼请求被驳回了。原因荒诞得让人笑不出来:结婚证上,父亲的名字和身份证不一致。
原来,他们当年结婚时,身份信息录入尚不够规范。办结婚证时,父亲用的是假名字。于是,在法律程序严谨的今天,母亲想离婚,要么找到“结婚证上的人”,要么证明父亲是父亲。
父亲用假名字这件事,其实我早在前几年办理二代身份证的时候就知道了,当时我问过母亲,为什么不和这样的人离婚,母亲的答案是:想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
多讽刺啊。他用一个假名字拴住了母亲,偷走的却是母亲实实在在的前半生,而我没有一刻觉得自己拥有过一个完整的家。
母亲在电话里问“陈律师”怎么办,对方开始支支吾吾,后来干脆不回信息。那500块钱,就像扔进水里,连个响声都没有,所谓专业指导,连最基本的证件核对都没做。
这让母亲好几天吃不下饭。后来,是我硬拉着她找了一家正规的律师事务所,律师听完情况,告诉我们,这事会很麻烦,但总能解决。
如他所说,这场离婚官司打得异常艰难。
第二次起诉前,为了证明结婚证上的丈夫就是现实中的丈夫,我们开始了繁琐的证明之路。母亲联系社区居委会开证明,证明他们多年来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跑去派出所查询历史户籍档案,找到父亲的身份信息,律师甚至做好准备,如果常规路径走不通,就先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民政部门更正婚姻登记信息。
收集证据,开各种证明,母亲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也不知道听了多少句“这事情不好办”,折腾大半年后,案子才最终立上。
2023年夏天,官司终于开庭,父亲坐在被告席上。那个暴跳如雷、能骑车能骂人、精力旺盛地索取钱财的男人,居然掏出一本残疾证,在法庭上成了需要被照顾的弱势群体。
当法官询问他的意见时,他挺直腰板,语气响亮又嚣张:“离婚?可以啊!让她给我一百万!少一分都不行!”
他伸手指着原告席上低着头的母亲,声音越来越大:“我前半辈子辛辛苦苦养她们娘俩,现在我老了,有病了,她就想甩了我?没门!要离,就把我养她们的钱还给我!”
我坐在旁听席上,气得浑身发抖。我从小到大的学费,都是助学金或者是外公外婆垫付的,过年时亲戚给的压岁钱,几乎都被他摸去打牌,母亲更是日夜操劳,养家糊口的同时,还要忍受他的暴力,他拿什么养了我们?
母亲始终低着头,听他颠倒黑白。直到法官询问她的意见,她才小声说:“我愿意把他的养老保险继续交完,每个月再给他一点生活费。只要能离就行。”
即使这样,法院最终仍然判决不准离婚,理由是考虑到男方身体状况,以及夫妻感情破裂证据不足。
母亲从法院出来时,脸色苍白。我们都没想到,结束一场失败的婚姻,比想象中困难得多。
终于熬到2024年夏天,可以第三次起诉了。立案后,法院调解员再次试图促成和解,父亲的条件依然是一百万。
母亲在长年累月的压迫和漫长诉讼里身心俱疲,几乎又想妥协。她开始和律师商量,是不是可以少给一点和解费,只要能离婚就行。我和律师坚决阻止了她,坚持要求开庭判决。
开庭那天,父亲没有出现,法院缺席审判。法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九条中关于“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的规定,最终判决离婚。
开庭两周后,母亲收到了判决书。她第一时间拍照发给我,在电话里反复问:“闺女,你看这日期,是生效了吧?”
我一遍遍肯定地告诉她:“是的,妈,判决生效了,你们在法律上已经不是夫妻了。”
虽然离婚判决不能抹去过往的伤害,她还要继续一点点偿还当年父亲在新疆欠下的房租债务,但至少,她终于可以是她自己了。
离婚判决后,母亲把父亲拉黑了。没过多久,父亲突发脑梗去世了。
离婚后,母亲觉得日子有盼头了。她开始疯狂地想要赚钱,买房的执念也更深了。
她的退休金只有两千多元,除去生活费和还债,所剩无几。看着县城房价,她总觉得心里发慌。这时候,短视频给她推来了新的路子:投资理财。
画面里,全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人,拿着手机,背景是豪车或者新房,绘声绘色地讲:“退休后,我靠这个软件,每天睡醒就有收益。”
一开始,她还算谨慎。她把视频转发给我,问:“这个是真的吗?”我看了一眼,那种粗制滥造的界面,典型的资金盘。我严厉地告诉她:“全是骗子,天上不会掉馅饼,千万别碰。”
母亲当时答应了。但我忽略了,对于一个迫切想要改变现状的人来说,理智是极其脆弱的,她满脑子都是攒首付,觉得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买房的日子又要往后拖好几年。
后来我才知道,她从2023年就已经开始瞒着我往里面投钱。她先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投了一小笔,第二天,账户里果然显示多了几十块收益,而且还能提现,她高兴极了,觉得我是读书读傻了,不懂这些新路子。
接着,她投了一千,收益可观。再投五千,数字仍然不断增加。最后,她咬咬牙,把攒了许久的一万块也放了进去。
那段时间,她像变了个人。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APP,看账户里红色的收益数字,她把我给她买营养品的钱省下来,把买菜时斤斤计较省下的零钱攒起来,一笔笔投进去。
她不仅自己深陷其中,还忍不住想拉上老姐妹一起发财。母亲以前在社区工作过,是个热心肠,有什么好事总想着分享。这次也不例外,她偷偷告诉几个关系好的老朋友,让她们一起加入投资。
跟我视频的时候,她说话常常带着笑意,还告诉我:“马上就能攒够首付了!”
2024年冬天,外婆突然生病住院,我才知道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医院病房陪护外婆。医生突然走进来,神色严肃地把我叫到走廊:“刚才有警察来医院,说要找你母亲,联系不上她本人,电话一直占线。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
我冲出病房给母亲打电话,的确一直占线,打了好几个才通。“你在哪?警察为什么找你?”我急得大吼。
母亲在电话那头声音发颤:“警察把我的银行卡冻结了!我正要去银行转账,客服说系统维护,要我再转一笔保证金验证身份,验证完,之前所有的钱连本带利都能提出来。我正要去汇款,警察就打电话来了,说我的账户异常……”
我眼前一黑,这才意识到,她被骗了。
原来,当她投入的本金达到四万块时,平台突然显示无法提现。客服告诉她,系统维护,需要再充值一笔钱验证身份,验证完一起退。她慌了,正准备去银行汇款,反诈中心的预警系统拦截了她的操作,直接冻结了她的账户。
我们在医院走廊见面。她像个做错事的孩子,缩在长椅上,警察说那是骗子,她还喃喃自语:“可我前几天还能取出来啊。”
四万块。那是她省吃俭用一点点攒下来的钱,就这么轻飘飘地消失在虚拟网络里。我看着她鬓角又添的几缕白发,到了嘴边的责备和埋怨,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投资被骗后,母亲消沉了很久。她卸载了那个APP,和我发誓再也不信网上理财,“你放心,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我再也不碰了。”她说。
但骗子永远比我们更有耐心,也更懂得变通。既然线上你不信,那就骗你去线下。
几个月后,母亲又兴奋起来。她在网上认识了一些“朋友”,对方告诉她,南方有个国家扶持的好项目,这次不是虚拟货币,是实业。投几千块,回报率极高,而且最重要的是,眼见为实,可以邀请她去实地考察。
“我去看看,如果是假的我就回来,反正当旅游了。”她试探着问我。一听“南方、考察、几千块、高回报”这几个关键词凑在一起,我脑子里立刻蹦出两个字:传销。
“妈,这是传销!绝对不能去!人生地不熟的,把你扣在那怎么办?”
我一遍遍跟她分析风险,甚至翻出新闻里传销扣人的案例给她看,拼命阻止她动身。她嘴上答应不去了,但心里那个发财梦还在挠她。
几天后,我突然收到她一个老朋友发来的微信:“你妈好像去南方了,她给我发了个定位,说在考察大生意。我觉得不对劲,那地方挺偏僻的。”
我的心突然一沉。我一遍遍给母亲打电话,直到她接起,背景音很嘈杂,有人在大声说话,听起来是在讲课。我让她立刻买机票回来,哪怕花再多钱,也必须马上离开那里。
也许是我的反应太激烈,也许是她到了那里,发现考察是在小区里,环境确实不像大老板待的地方,她开始害怕了。后来母亲告诉我,对方前一天曾要求收走身份证,她警惕地没有给。离开时,我约了车到小区门口,又给她打电话,故意让对方听见:“如果走不了,我就报警。”
对方听到了,没有阻拦。好在母亲刚去两天,还没有被深度洗脑。
我打开购票软件,当天直飞的航班已经没有了,只有一班中转航班,半夜才能到家。我让母亲马上收拾东西去机场。母亲听说飞机要中转,觉得折腾,电话里还有些犹豫,试探着问能不能第二天再走。
“不行!一分钟都不能留!无论多晚,今晚必须离开那个城市!”我对着电话吼,“钱我出,机票我买好了,你现在就走!”
计划赶不上变化。离飞机起飞还有半个小时,航班晚点了,后续中转航班赶不上。收到消息,我的心立刻提到嗓子眼,又马上订中转城市的酒店,改签第二程航班。
完成这一切,我才发现自己已经满头大汗。我不停刷新手机屏幕上的航班消息,生怕她临时改变主意留下来,也害怕她被人拦住走不掉。
与被骗钱相比,我更担心她的安全。那天晚上,我拿着手机,盯着航班软件上的小飞机图标,看着它一点点移动。第二天中午,她终于落地回家,我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那次之后,她似乎真的怕了。回到家后,她心有余悸,主动去办理新的手机号,重新注册微信,彻底切断了和那些所谓“朋友”“老师”的联系。
我开始频繁给她转发各种反诈宣传文章和视频。她不再像以前那样不耐烦,会一个个认真看完,甚至主动转发到自己的朋友圈。
经历了线上理财和线下传销两次惨痛教训后,母亲变得像惊弓之鸟,对任何快速致富的门路都充满警惕。但人只要心里那点念想还没灭,就总想找点出路。既然把钱交给别人不靠谱,那靠自己勤劳的双手,总不会有错吧?
2025年,她开始盯上短视频创作。
她看到平台上很多普通人,拍自己的生活,拍美食,拍风景,积累了粉丝,还能接点小广告,赚些零花钱。她觉得这个可行,不用投钱,只要付出时间和精力。
她重新燃起希望,开始认真研究怎么拍视频。她学着拍风景,拍自己做的菜,虽然剪辑粗糙,镜头也晃晃悠悠,但她无比认真,一条十几秒的视频,常常反复拍很多遍,挑选最满意的一段发布。
慢慢地,她的账号积累了三千多个粉丝,大多是和她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每多一个点赞,都能让她高兴半天。“这次我可没投一分钱,我是靠自己的劳动,踏踏实实赚点钱。”她跟我说这话时,像小时候说要买房一样坚定。
我心里也渐渐踏实了,母亲总算不再想着靠赚快钱买房。直到2026年年初,我登录她的后台,看到那条扣罚5000元的通知,才知道她又一次被骗。
那天晚上,母亲坐在沙发上沉默了很久,我没有再骂她。骂她有什么用呢?她前半生被一段糟糕的婚姻困住,被一个无赖般的男人吸血。她没有房子,没有安全感,没有依靠。
当她终于想为自己活一次时,手中的智能手机像一扇窗,让她看见外面精彩的世界,也给了她“我也能行”的错觉。
短视频告诉她:你可以轻易离婚,你可以轻松赚钱,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事业。
但没有告诉她:这扇窗外,布满了精心设计的陷阱,专门捕猎像她这样急于改变命运、却又缺乏辨别能力的中老年人。
她只是想努力赚钱,买一个属于自己的、贴着白色瓷砖的家。而这个时代的技术,看似给了她选择的自由,其实一次次打碎她的梦,把她困得更紧。
现在,母亲还是会刷短视频,但更多只是看,很少发了。她注销了那个被处罚的旧账号,重新注册了一个新的,只关注养花、做菜、编织的博主。
她开始在阳台上认真养花,偶尔拍拍视频,分享到只有我们几个家人的小群里。她在短视频里学织毛衣,一针一线,给我女儿织了一件柔软的小马甲和一顶可爱的小帽子。她还跟着美食博主学习营养搭配,在笔记本上工工整整抄写许多食谱,说要把身体养好。
前段日子,我们一起收拾屋子,翻出母亲以前的旧物。一个箱子里,整整齐齐码放着十几本荣誉证书,有单位的先进工作者称号,也有区级和市级荣誉。
母亲并不是一个头脑简单、思想封闭的女性。她也曾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努力、认真,也得到过认可和尊重。
只是失败的婚姻不停汲取她的养分。等她终于循着短视频的指引,想要迈步向前时,却发现过去信赖和擅长的一切,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了。
前几天,母亲跟我视频。她坐在收拾得干净整洁的廉租房里,笑着说:“不折腾那些虚的了,妈最近找了个销售兼职,出一单就有一单的佣金,赚的钱实在。”
我看着屏幕里的她,忽然想起那张年轻时的照片。蓝底碎花裙,野花丛,长发披肩的母亲对着镜头笑。很多年里,她一直想要一套自己的房子。那里面没有父亲的拳头,没有讨债的敲门声,没有随时要卷铺盖走人的惶恐。她想要白色瓷砖,想要一扇明亮的窗,想要一个不用再被谁赶走的地方。
如今,那个房子仍然遥远。但至少现在,她终于坐在自己的小屋里,把花养活,把毛线织成衣服,把饭一口一口吃下去,不再急着从短视频里寻找命运的捷径。
说明:本文人名、地名均为化名。
编辑丨小满 实习丨宁昕
未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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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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