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处是“天边”：张者《天边》的新疆想象与记忆诗学|刘亮程|天边|张者|老风口|胡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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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作者王本朝、周茹

何处是“天边”

——张者《天边》的新疆想象与记忆诗学

□ 王本朝周茹

内容提要：张者的新作《天边》以兵团二代的成长史为经纬，通过“天边”这一虚实相生的核心意象，构建了一套丰富而深刻的新疆想象与记忆诗学。“天边”既是承载酷烈生存体验的边陲场域，也是映照身份焦虑的现代性彼岸，更是凝聚代际情感的历史记忆之场。小说借助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人迥异的命运轨迹，展开个人心灵史与边疆现代化宏大叙事的同构对话，并以上海、河南、四川等多地文化的空间交叉，生动地呈现了新疆兵团作为多元文化融合体的意义逻辑。通过对个人记忆的审美重构，张者将个人乡愁成功转化为集体“信物”，最终以“胡杨”这一坚韧的文化隐喻，完成了对兵团精神的价值锚定与意义升华。

关键词：张者《天边》新疆想象记忆诗学兵团文学

《天边》

张者著

作家出版社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天边

引言

新世纪以来，“边疆热”“怀旧潮”等文化现象持续升温，文学的边疆书写日益受到文学创作与评论界的青睐。随着“天山文学奖”的设立，新疆作为承载了无数传奇与历史想象的“异域”，在当代文学中愈发显露出复杂多元的面貌，无论是刘亮程对黄沙梁的哲学沉思与凝视，还是李娟笔下充满生命韧性与人性温情的阿勒泰，抑或是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所呈现的母性与灵性交织的温柔而忧伤的草原世界等，都显露出新疆书写从“他者化”的奇观叙事向“在地化”情感深耕的转向。新疆的异域体验给予作家“全新的自我建构”“发现了另一个自我的苏醒”1，通过对新疆体验的文学想象，建构出独属于自己的“文学故乡”。由此，张者新近推出的长篇小说《天边》不仅是一次浪漫的自我寻找之旅，更是一场庄严的精神返乡仪式。

在“60后”作家的序列中，张者算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并非典型的先锋派或“晚生代”，其创作始于1990年代，直至新世纪以降才渐成气象。文学与法律的双重专业背景使其创作兼具冷峻的审视与丰沛的想象，二者被巧妙地统摄于“喜感之外，喜感之上”2的风格之中。在题材上，张者小说题材丰富多变，除去最具影响力的“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夭》），他还着力于《零炮楼》这类革命战争题材的创作，近些年又深耕于兵团往事的边地书写，陆续出版了《老风口》《远水》等作品。《天边》3作为张者“兵团文学”创作脉络的延续，倾注了其十余年的心血。小说以兵团二代的成长史为经纬，不仅描绘了三代兵团人的命运，还勾勒出跨越半个世纪的边疆发展史。正如李洱所说，张者由校园题材转向新疆书写近似于马尔克斯所述“重回种子的道路”，是其童年经验的回顾与呈现4，从《老风口》到《天边》，张者依旧出于“我是新疆的‘兵二代’，那里发生的故事，我不写谁写”5的文学使命，以及人到中年面对纷繁现实与理想失落的知识分子困境，亟须纾解的一种怀旧情怀6。如果说童年的兵团记忆是张者新疆书写的源头活水，那么《天边》便是此记忆机制一次恢宏而酣畅的演绎。“天边”作为一个意义丰富的能指，串联起兵团子孙与边疆的过去、当下与未来。读解《天边》，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张者的文学图景及其创作转型的深层机制，还为理解当代边疆文学的情感结构、叙事范式提供了新的案例。

一

“天边”的意义变奏：

边陲体验、心灵彼岸与历史记忆

“天边在哪里？天边在天山的边上。”7小说开篇就以八分与姥爷看似质朴的追问与回答，为小说埋下了意义的种子，读者的阅读旅程便始终伴随着对“天边何处？”的追问。张者曾在创作谈中谈及“天边”的三重含义：“以‘遥远的地方’为虚，以‘天山边上’为实，虚实相生，把‘青春与梦想’显影在大漠长河落日的余辉之中。当‘天山的边上’变成了‘诗与远方’，梦想终究照进了现实。”8事实上，无论是实在的“天山边上”，还是虚幻的“诗与远方”，对主体而言，在心理距离上的远近都是相对的，更是流动的，作者要揭示的恰是兵团三代人如何让“天山边上”成为“诗与远方”。在这一过程中，“天边”这一核心意象主要呈现出以下三重含义。

（一）边陲体验：生存根基与大漠“酷烈”的生存美学。在小说中，“天边”首先是一个严酷、具身化的地理场域，是兵团后代的身体与意志必须直面的“天山边上”。不同于李娟、刘亮程等对北疆游牧与乡土的诗性描摹，张者主要聚焦于南疆兵团特殊体制下的屯垦戍边生活。他不以“外来者”的发现眼光或“驻居者”的冥思来观照新疆，而是作为兵团生活“亲历者”，在记忆深井中打捞往事。通过大量细腻的感官描写与身体叙事，张者展现了大漠边疆严酷的生存场域与兵团人的生命力。《天边》对生存环境的描绘始于兵团一代对“一碗泉”的发现与守护，在无垠的戈壁中，马富贵同几个伤病战友沿着天山南坡的褶皱，像五粒被风遗弃的沙尘，漫无目的地飘扬，猛然间马富贵发现一片胡杨林，这一绿洲中间藏着一个小湖，形如碗口的小湖救了他们的命9，泉之“一碗” 既道出其微薄，也暗示其足以维系生命的珍贵，此后这碗泉便成了三十八连存在的基石，也成了兵团人情感与记忆的源头。同三十八连相比，居于天山南坡野山沟的四十四连则没那么“富有”了，一律只能喝“苦泉水”，又咸又涩的“吃苦”记忆铭刻在兵团人的青春记忆之中。如果说“一碗泉”“苦泉水”代表了边陲生存资源的珍稀，那么“闯田”则显示了自然环境的暴戾与人类征服自然的悲壮。“闯田”是大漠利用洪水灌溉的一种方式，小说以磅礴的笔触再现了这一震撼的历史现场：

洪水推动着巨石，巨石裹挟着洪水，势不可挡。当洪水闯过戈壁滩后，力量渐渐衰竭，排山倒海的气势被干枯的戈壁滩消耗得差不多了，巨石停止奔跑，鹅卵石会惊恐地躲在巨石的身后，各种戈壁滩上的渣会停滞不前，水却继续向山下的荒原漫去。那水已经失去了骄傲的气势，像一条白色的线，那根线扯动着一张硕大无比的灰黄的幕布，将幕布一下子就盖在了沿着山坡修筑的拦洪坝上。拦洪坝顶激荡出水头，就像河岸的水花。在拦洪坝的引导下，洪水流进了季节河。当洪水变成了河水后，它再一次被新修的河坝拦截，河水激愤地漫过两边的河岸，向东西两边奔跑。它们永远找不到大漠了，它们找到了推出的土地。10

“闯田”显现了自然的伟力。坚韧的洪水以别样的方式滋润了庄稼，显示了自然的“惺惺相惜”，而“沙尘暴”的狂暴则展现了极端境遇中人类的渺小与无助，小说将沙尘暴“兽化”“魔化”的全景式描写，展现了大漠极端天气的恶劣，也正是经历这样的“洗礼”，“天边”的酷烈才真正刻入每个兵团人的记忆。

边陲体验给人们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感受，还会留下特殊的身体烙印，小说以黄建疆为代表的“斜眼们”便是大漠独特地理环境的产物。一方面，这一生理上的轻微畸变，显示了地理环境对一代人身体无意识的、不可逆转的塑造，另一方面，“斜眼”不仅是一种外貌缺陷，更是一个深刻的文化符号，它意味着他们的视角生来就是“倾斜”的，是为了适应这片土地的结果。这也成了他们无法洗脱的印记，无论日后走到哪里，这一道倾斜的目光都指向他们来自“天边”的出身。小说最后写李晴曌离开“天边”嫁到上海后治好了斜眼，通过地理的逃离转换了自我身份，而黄建疆则是在反恐行动中负伤而因祸得福，扎根“天边”，以身份的强化完成了“创伤”的治愈。无论是环境的暴烈还是人的身体烙印，张者的意图都不在于渲染苦难，正如他所说“写兵团人的生存环境极为不完美的地方，因为‘从不完美中发现完美，便是爱这世界的方式’，就是爱我第二故乡的方式”11，他要突出的是兵团人面对酷烈环境体验背后的生命韧性与乐观精神。小说花了大量的笔墨写兵团二代换书、偷菜、偷瓜、唱歌等游戏方式，这样一种“苦中作乐”的仪式感不仅化解了日常生活的艰辛与苦累，也凝聚着兵团人的青春记忆与生存智慧。

（二）心灵彼岸：现代性憧憬与身份焦虑的“远方”。就像小说人物曲音所说：“对所有人来说，天边永远在远方。”12“天边”对生活在其中的人们，从来不仅仅是脚下坚实的土地，更是一个心理坐标，一个指向远方、充满诱惑又难以企及的“彼岸”。而这一“彼岸”因两代人截然不同的生命体验而呈现鲜明的差异：对兵团一代而言，“天边”是回望中渐行渐远的故乡，是情感与血缘的来处与归宿。而对兵团二代来说，“天边”则是对未来身份与现代彼岸的憧憬。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远方”投射，共同构成了边疆现代化转型过程中深刻的悖论和身份焦虑。对于马富贵、姚桂喜、黄世云等第一代兵团建设者以及上海知识青年而言，“天边”首先指向他们身后那个模糊而真切的“口里”（内地），他们的远方是自己的来处。小说通过诸多细节呈现这样一种逆向的情感投射。自1980年代始，上海青年就一直为回城的事上访，王文民与吴琳娜的婚约也没有成为他的枷锁，他不惜分离妻女，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自己的“天边”。赵秀英痛失“小石头”，精神上受到巨大的打击，永远地失踪了，姚远首先想到的是回母亲的河南老家寻找，最终杳无音信。姚远坐在沙包上感叹：“中学老师吴之淼没扛过去，现在自己的母亲也消失了。他们都去了自己的天边，无法寻找，无处寻觅。”13对父辈而言，当他们决心扎根边疆，故乡就成了他们记忆中的“天边”，他们“献了青春献子孙”，在天山边上建造了新的家园，但情感的寄托却永远留在了那个地理上难以回归，时间上也面目渐非的故乡，时空的位移加诸在他们身上的是“离散者”的烙印。

与父辈的回望相反，对兵团二代来说，“天边”是承载着他们的理想与未来的“彼岸”，小说中以“海市蜃楼”为喻的上海就是一个具象。上海知青杨沪生在兵团二代面前建构起大漠中的上海——“海市蜃楼”，象征着“现代、美好、高级……”的上海成为大家心目中的天堂14。对姚远而言，“天边”不是情感的归处，而是人生新的出口，绝非用来怀念，而是用来抵达的，黄建疆最初对父辈要把自己“献出去”的反抗，李军垦原本“能走多远走多远”的决心，其内核都是一种对“天边”所代表的可能性的人生渴求。如此，“天边”成为一个既回不去又到不了的虚幻缥缈的符号。在“回不去的故乡”与“到不了的现代”的双重夹击下，“天边”成为一个试图化解现代人身份焦虑的文化符号。父辈扎根于此，将无法回归故里的眷念转化为开疆拓土的崇高期盼，用此处的天边取代彼处的故乡。子辈外出求学后最终重回兵团，继承父辈的遗志，不懈奋斗，使那个他们曾经拼命想逃离的“天山边上”成为他们的心安之所。正如张者在访谈中所述：“现实告诉我们，生活需要兼容，真正的宝藏往往是在自己出发的地方。兵二代发现自己曾经寄望的天边，所有的憧憬，原来并不遥远。”15地理上的“天边”与精神上的“天边”绝非二元对立，人们总是在向前看的路途中频频回顾，却蓦然发现“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三）记忆重构：作为历史叙事与情感共同体的“场域”。无论是新疆兵团的地理图景，还是青春的记忆与梦想，都来源于张者的记忆深处，作为兵团建设者的后代与历史建设者，他希望通过文学“让更多人看到这片土地的壮美与辽阔，看到兵团人的梦想与坚守”16。从而让“天边”在另一意义维度上，成为皮埃尔·诺拉所述的“记忆之场”，是“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同时承担起“记忆的塑造和传承的职责”17。“天边”作为兵团记忆生长、编织与重构的场所，将兵团历史、代际创伤、集体记忆凝结起来，成为历史叙事与情感认同的核心场域。小说详细描绘了那些构成边陲体验的地理坐标，随着叙事进程，它们逐渐褪去其纯粹的物质性，演变为承载多重记忆的“容器”，一碗泉、苦泉水、野驴便是兵团记忆的“残留物”。一碗泉最初是马富贵与同行伤病员的救命之泉，可以说哺育了三十八连，后来人们通过水文调查，发现了一碗泉的“秘密”：与塔里木盆地边缘的一个特大型地下水库相连。后来一碗泉又成为黄建疆的“创业之泉”，一碗泉伴随着兵团创业史的整个进程，成为一个记忆“开关”，一打开，兵团的集体记忆就哗哗地流淌。苦泉水则通过记忆的重塑，从一种不适的感官体验升华为一种饱含乡愁与生命力的文化滋味，流淌在四十四连人身体里的苦泉水，承载着创业的艰涩与生命力的强韧，成为兵团精神的铭文。从野驴金花到野驴金山，黄建疆的童年与中年布满了驴的脚印，野驴车队作为最原始的巡逻方式，代表着那一段人与自然紧密协作的朴素岁月以及个中蕴含的细微情感。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强调这些被遗忘的过去的痕迹都是“过去时代的纪念物”18，这些兵团历史的“铭证”都栖身于“天边”这一纪念收容所之中。

如果说记忆的“残留物”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发显示其历史遗迹的意味，那么，小说中的“天边客栈”则成为情感共同体再造的终极记忆之场。李军垦经营的“天边客栈”首先是一个具有实在性的物理建筑，不仅为离散的“旷野三友”提供了重聚的实体空间，还为外来的“游客”（如曲音、孟庆新等）提供了一个走近“天边”的倾听角。其次，这一由姚远取定的极具象征性的名字，包含着对往事的追忆、当下的感知与未来的憧憬。小说中“天边客栈”成为大家庆祝、聚会的常驻地，在这里，个人的、碎片化的回忆，通过分享、碰撞与情感的共鸣，被整合成一个看似连贯的集体记忆。把酒当歌之间，记忆被反复言说、修饰与确认，兵团个体的命运被纳入代际传承的宏大叙事。正像小说最后姚远对黄花“天边到底在哪里？”的回答：“天边无法寻觅，它与流沙同行，与天山同在，与旷野相伴，与草原共生。”19通过关乎“天边”同一的代际问答，一个情感共同体被建构出来，他们都依赖于一套有关“天边”的记忆符号与兵团创业史的共享与认同。

《老风口》

张者著

二

叙事“辩证法”：

兵团二代的心灵史诗与边疆转型

从叙事角度，小说最突出的特点是王春林所说兵团二代与带有总体性意味的整个兵团的“双重成长”20结构，张者并未将兵团建设历史处理为单向度的英雄史诗，而是通过聚焦于黄建疆、姚远、李军垦三位兵团二代迥异又互文的成长路径，揭示个体选择与宏大历史之间的互动关系。与此同时，小说通过对上海、河南、四川等地缘地域文化的空间化叙事，生动地展现了新疆兵团的文化融合以及西迁后代身份认同的混杂性与流动性，将个体命运置于文化碰撞与历史转型背景下的叙事，使小说不同于一般的边疆书写，而拥有厚重的文化意味。

小说以大量的笔墨叙写了兵团二代的成长历程，以姚远、黄建疆、李军垦三兄弟为核心人物，勾勒出三种极具代表性的成长路径与认同模式，他们的命运轨迹与新疆兵团从“屯垦戍边”到改革开放的现代化转型历程形成了巧妙的同构。在“旷野三友”一节中，作者写到胡杨、红柳、芦苇三者互相守望、相互陪伴，同时象征着三兄弟一起成长的青春岁月，而凝聚着他们成长记忆的三种“稀罕物”：陶罐、红柳棍、石头21，似乎也喻示着他们不同的人生追求与选择。姚远从沙包里挖出不知道从哪儿来，也不知道装了什么的陶罐喻示着他的人生轨迹伴随着对启蒙与知识的追寻，他的道路是“知识改变命运”的经典叙事。通过上海知青带来的书籍与文化启蒙，姚远将“天边”之外视为理想的田地，并通过高考实现了物理空间的“出走”，陶罐作为远方文明的碎片，是点燃他离开边疆，追寻更广阔精神世界的火种。然而正如上一个被打碎的陶罐的承载之物——麦子和苞谷所喻示的，承载着知识的容器也承载着“故乡”，姚远大学毕业后毅然回到了天边，带着新的知识、视野与资源回归，参与到新时期兵团的发展建设。姚远的出走，是为了更好地回来，他的回归为这些“现代性的种子”找到了落地的土壤。与姚远指向远方的陶罐相反，黄建疆的稀罕物是一根深植于兵团的红柳棍，天然笔直、坚硬如铁的红柳棍恰如黄建疆的生命状态。一方面，红柳棍映射了黄建疆扎根于现实的生存哲学。红柳不是观赏物，而是与大漠互动、解决实际生存问题的工具，黄建疆的“邪性”与智慧，都体现在这种与环境的贴身缠斗与即兴应对之中。另一方面，红柳棍是边疆土地内在生命力的象征。红柳是戈壁滩最具韧性的植物之一，耐旱、抗风、能在盐碱地野蛮生长，黄建疆在无意识中将自我生命与这片土地上最顽强的生命形态进行了认同。棍子“油光水滑”的包浆，来自他年复一年手掌的摩擦，这是他的生命与红柳生命通过无限使用达成的融合。他不像姚远那样需要外来的“种子”，他本身就是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红柳”，他的力量、他的狡黠、他的生存策略，都内在于边疆这块土地之中。李军垦的稀罕物是在姚远与彭新军的打斗中，从姚远手里夺下的一块白石头，身为一个孤儿，李军垦看似漂泊无依，而内心对家庭、亲情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像这块石头一般沉甸甸的。石头象征着一种稳定性与归宿感，李军垦初中毕业去到了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但依旧没有脱离“天边”，这块石头似乎代表着一种无法割舍的根性，石头的“沉”提醒着他生命的根，还有某种质朴的东西依旧属于兵团，沉默的、安定的石头喻示着他最终选择与自己的过去和解，接纳命运平淡而坚实的安排。

与三兄弟的成长线索同构的是边疆的现代转型史，张者通过地理与文化空间的双重叙事，展现了这一现代转型过程有着多地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张者笔下，“新疆”并非一个封闭的文化荒漠，而是一个由天南地北的地域文化共同浇筑、并在碰撞融合中孕育的“绿洲”。小说开头便写到生于河南的“八分”（姚远）十岁开始出门远行，去“天边”找寻父母，河南作为大多数兵团一代乡土根基与坚韧底色的情感空间，代表着一种深厚的农耕文明传统，其文化内核是坚韧、质朴，重视血缘与地缘。在父辈姚桂喜、黄世云等人身上，这种中原文化底色表现为面对苦难时的执着坚守、对土地的深厚情感以及对“传宗接代”式的延续使命。对兵团二代而言，这一故乡原点似乎只在他们的生命中占据了短暂的记忆，但对父辈来说，“故乡不仅仅是一个被情感价值泡透的意象，它还是一种判断、一种意识模型和通常人们评断事物不易觉察的隐性干扰（或决定）力量”22，实际上，“姚远们”在身份谱系上也无法抹去“故乡”文化的侵染，这些构成了兵团人性格中吃苦耐劳、重视集体与家庭的深层底色。此外，小说中还写了一些来自川渝的边疆建设者（如两个李幺妹、冯瑞兰等），她们的泼辣生命力与充盈着世俗智慧的日常空间，显示了川籍移民乐天知命、精明务实的生活哲学，为兵团生活注入了浓郁的烟火气与幽默感。与之相对照的上海则推动着边疆的现代性进程。张者曾谈道：“我写《天边》，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我想写这群‘上海青年’。可以说，没有这些上海人，我就不会成为今天的我，成为一名作家。”23在小说叙事中，“上海”远远超出了一个地理概念，而是由上海知青群体所承载的一个文化符号，上海青年支边带来的不仅仅是建设力量，更是整套城市文明符号，上海知青杨沪生关于“海市蜃楼”的建构以及“虚构的雪莲花”所带来的爱情沉思，将“天边”的少年带入了一个关于“现代”“文明”“浪漫”的想象空间，为他们打开了望向外部世界的窗户，获得了不同于本土文化和乡土文明的全新体验。

在这些“热闹”的外来文化背后，张者也没有忽视对新疆本土文化的描写，小说中时常出现的维吾尔语词汇，对杀羊、烤肉、割礼等新疆美食文化以及龟兹文化、刀郎文化与塔克拉玛干沙漠风貌的描写，展现了新疆独具特色的风土人情。这一系列的文化叙事摆脱了将边疆风景孤立化的奇观书写，而是将“天边”作为多元文化空间交叠的场域，再现兵团生活与新疆本土社会水乳交融的真实图景。小说并未让这些地域文化简单地保持孤立或冲突，而是细致展现了它们在日常共同生活中如何相互渗透、融合，最终生成一种独特的“兵团文化”，这种文化既有集体主义、奉献精神的革命传统，又吸收了各地移民带来的地域特色；既有面对自然的悲壮决绝，又有苦中作乐的幽默豁达；既向往着远方的现代文明，又深爱着脚下用血汗浇灌的土地。这一叙事成功地将地理空间的迁徙，转化为文化空间的融合与创造。正是这种多元文化的纹理，使“天边”不仅仅是天山边上的某个坐标，而是一个凝聚了共和国特殊历史、多种地域文化交汇、几代人情感投注、具有丰富精神内涵的共同体。通过书写不同地域文化的交融，《天边》超越了地方风情小说的局限，触及了现代中国人口流动、文化融合与身份认同等多层议题。

大学三部曲《桃李》《桃花》《桃幺》

张者著

三

从个人乡愁到集体“信物”：

审美重构与精神返乡

张者曾在多个场合提及新疆经历的影响，他直言：“新疆是我的记忆之根、文化之根、文学创作之根。”24新世纪以来，张者大量涉足新疆题材，像《苦泉水》《老风口》《山前该有一棵树》《远水》等都是基于兵团记忆创作的小说。离开新疆写新疆，使张者获得了不同于驻疆作家的审视距离与怀旧视点。如斯维特兰娜·博伊姆所言：“怀旧是一种丧失和位移，但也是个人与自己的想像的浪漫纠葛。”25张者的新疆书写是纪实与虚构相结合的产物，《天边》激活了张者的童年记忆，并通过对个人经验中的自然、风俗与精神细节的审美重构，将飘忽抽象的乡愁固化为可触可感的意象。同时，怀旧叙事将个人记忆编织进一个更大的意义网络之中，将个人乡愁转化为集体“信物”。与此同时，“胡杨”作为张者记忆诗学的精神隐喻，锚定了其新疆想象的价值归宿与文化意义。

张者小说《天边》对个人乡愁的重构，首先体现在将原始的个人经验转化为具有高度审美与情感密度的文学意象。这使他笔下的“风景”带有鲜明的个性与“人化”色彩，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自然描写的情感化。正如段义孚所言：“外来者本质上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评价环境的，是一种置身于世外的视角。”26当张者打捞关于兵团的风景记忆，个人体验被重新“陌生化”，建构起一个粗犷与细腻并存，孤寂与坚韧同生的风沙世界。黄建疆喜欢爬上山丘晨读，无论读对读错，饱含爱抑或是恨，“大漠都沉默着……它可以收纳一切，隐藏一切”27。大漠的严酷是淬炼人物坚韧生命力的诗性源泉，同时又娓娓倾吐着苍凉而悲怆的故事。越是险恶的环境，身体的感受越突出，这些风景体验成为兵团后代共同的心理印记，在记忆主体的怀旧目光下，无垠的大漠、漫天的风沙透过情感的视镜，成为承载着奋斗、孤独与眷念的精神空间。二是风情书写的怀旧化。当张者试图重构自己的兵团记忆，是在个人感受与集体经验的碰撞对话中进行的，始终伴随着反思性的怀旧，“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个地方的怀想，但是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28。当张者最初的象牙塔之梦遭遇人性异化的重创，久居内地，阅尽都市的浮躁繁华与迷乱现实后，他内心的新疆愈发显露出一种原初、纯净的面貌，他的脚步伴随着现代化列车的鸣笛声，内心却早已回到那个朗日苍穹、长河落日的旷野边地。《天边》将大量的笔触深入兵团建设的关键历史时期，闯田、沙尘暴、拾棉花等等一系列兵团风俗人情的描绘，为我们展现了兵团建设的艰辛与不易及其背后所蕴藏的时代文化印记。三是精神记忆的感官化。张者的文字富有温度，他善于综合调动各种感官进行叙事。大漠与绿洲，苦水或甜水，唢呐声与鞭炮响，粗野的风与细密的沙……张者调动各种感官细节唤醒被时光封存的童年记忆。张者不仅仅为了再现大漠的游戏、情感与往事，他曾满怀深情地谈到作为兵团子弟，他们少年时曾把整个大漠当成自己的舞台，那是他们的天堂、精神依靠以及青春纪念册29，这一种鲜活的、个人的且充满生命质感的个人成长诗学，为集体记忆与认同提供了丰沛的情感基础与精神内核。

当张者的写作越来越“内敛”，走向一种“去风格化的风格化”30，从某种意义上，他在试图寻找并返回至自我的精神原乡，这似乎是他新疆书写系列的主要情感动机与精神指向。李敬泽在评价张者第一篇兵团小说《老风口》时，就注意到边疆在文学中的重要坐标意义：“是人对于自我，对于可能性，对于精神，对于行为可能的一种新的打开、新的想像以及想像的向度。”31张者记忆中的新疆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异乡，更是他精神世界的故乡。《天边》的记忆书写不仅完成了怀旧叙事的疗愈功能，还促成了个人乡愁向集体“信物”的转化。首先，个人的怀旧或恋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对某种属于过去或远方的渴望。张者对新疆的怀旧与想象不仅仅缘于他兵团子弟身份所赋予的历史责任感，还在于它对现实的反思与知识分子理想的失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带来了丰富的技术手段，也生产出纷繁复杂的“文学”样式，张者感叹：“文学现象不如过去那么纯粹了，这是现实。过去文学是一种理想，现在文学是一种职业。”32在一个崇尚解构，追求速度的时代，信仰与精神沦为了某种稀有而奢侈的东西，文学在“速食化”的市场追求与AI写作的冲击与挑战下，逐渐模糊了自身的面目。《天边》通过怀旧叙事，不仅复活了温馨而浪漫的童年记忆，呈现出边疆生活的质感，还歌颂了兵团建设者艰苦卓绝、乐观坚韧的精神品格，彰显了人性的温暖与美好。纯粹质朴的新疆记忆承载着张者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浪漫情怀，以及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反思现实的批判眼光。其次，这样一种个人怀旧并不止于个人，而是“关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那似乎不可名状的乡愁，和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与集体家园的关系”33。通过怀旧叙事，张者最终指向建构集体记忆与认同，这些反复讲述的私人经验与情感投注，从具体实物升华为集体精神的图腾，张者在当下重新打开尘封的兵团记忆，通过地理与文化空间的延展与张力，呈现出多民族文化的融合与共生，通过再造大漠行旅中的身体记忆，实现对人与自然惺惺相惜的生存哲学与美好希冀。在这个意义上，回到“天边”，不仅仅是作者个人心理上的精神故乡，而是人类情感与命运共同体所期盼的远方。

如果细察张者的新疆书写，会发现他笔下反反复复出现的意象是沙漠中的树，尤其是“胡杨”，它已成为其新疆书写的核心意象。张者曾在访谈中谈及对水和树的不可磨灭的印记，他认为：“树关系到我们的心灵，这不仅仅是遮荫那么简单，人类是树上下来的，树才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原乡。”34《天边》中的胡杨首先是边疆自然生态的奇迹。胡杨生而千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在张者笔下，胡杨超越了时间的限制而成为边疆历史沉默的见证者。它目睹了兵团人从无到有的开拓，见证了绿洲在沙漠中的诞生，其生命节奏与人类活动的痕迹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超越人类短暂生命的历史时间尺度。其次，胡杨顽强的生命力也成为一种精神隐喻与价值丰碑。胡杨的“向死而生”象征着在边疆环境下生存的兵团人顽强的生命力，默默无闻的奉献以及不朽的坚守。胡杨作为极端恶劣环境中唯一的高大落叶乔木形象，隐含着近现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处境与精神面貌，拥有着理想主义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诉求。最后，在作者眼里，胡杨树有着“美好生活之望、文化生命之喻、人生成长之轮”35的寓意，它既连接了陈廷焯所言“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皆可于一草一木发之”36的古典咏物传统，也融入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与人生哲学。通过胡杨意象，张者将新疆兵团的具体经验，上升至关于生命、信念、传承的哲学与美学高度，这也使《天边》的怀旧超越了地域文学范畴，引发关于何为故乡、何为奉献、如何面对历史与未来的反思与追问。胡杨作为集体“信物”，象征着记忆本身历经时间风沙洗礼后所留存下来的最坚韧、最核心的价值意义。这一意义机制的转化为讲述属于地域又不局限于地域的中国故事，提供了富有启示的叙事范例。

张者作为“活动半径大，又有坚韧的定力”37的作家，始终在不断拓展自己的疆域，以求不自我重复，而在寻求“新变”的同时，又总能捕捉到那一束“恒定”的灵光，这或许得益于他与宏大历史、个人经验独特的对话方式。《天边》的出现在其创作序列以及整个当代文学的新疆书写谱系中，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诗学想象与美学跨越。“天边”这一虚实相生的意象，在张者笔下既是地理的边陲，更是心灵的彼岸与历史的幽深之处，从而为“边疆”赋予了内在的丰富主体性与精神向度。由此，《天边》为新疆书写提供了可贵的经验与路径参照：一是历史深度与个人体验的融合，小说将宏大历史叙事细化为具体而微的兵团生活的描写，使得边疆书写免于空洞与死板。二是地域特点与普遍议题的融合，在展现新疆地域独特性的同时，叩问关于信仰、传承、身份、环境等人类共通的宏大命题。三是多元文化共生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融合，小说叙事截取自然流淌于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常生活碎片，表达共同体意识如何植根于生动的细节与情感结构之中。不过，《天边》这样一种着眼于兵团日常生活的叙事策略，也存在叙事节奏拖沓，叙述语言不够简洁的弱点，这或许也是肆意流淌、自由徜徉的记忆诗学机制所难以规避的“风险”。

注释：

1 王敏：《西部以西：新疆当代文学的地域经验与书写策略》，《当代作家评论》2015年第5期。

2 阎晶明：《喜感之外，喜感之上——对张者小说风格的解析》，《当代作家评论》2022年第5期。

3 张者：《天边》，原载于《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后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出版。

4 30 李洱：《张者的变与不变》，《文艺报》2021年9月1日。

5 8 29 张者：《〈天边〉创作谈：把大漠当青春纪念册的人们》，《收获·长篇小说2025秋卷》。

6 陈若谷：《新疆书写的怀旧诗学——评张者的小说》，《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4期。

7 9 10 12 13 14 19 21 27 张者：《天边》，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作家出版社2025年版，第1、51—54、422、506、506、70、591、134、69页。

11 24 34 教鹤然：《张者：我正在搭建自己的文学之

塔》，《文艺报》2023年3月27日。

15 23 施晨露：《张者：“上海青年不带吃的、喝的来新疆，而是带着书”》，微信公众号“收获杂志”2025年11月9日，https://mp.weixin.qq.com/s/Q207f6l1eGyrWFR0y4hfsQ。

16 《“崛起的文学天山中国式现代化与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专家发言摘要》，《新疆艺术（汉文）》2025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