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祐二年，汴京放榜。曾巩中了，这不稀奇；稀奇的是，跟他一同进京的弟弟、从弟、妹夫，也都在榜上。
一门六进士。就这一下，满城都记住了南丰曾氏。
可真正让人发怔的，还不是这个数字。
是这六个人里，站在最前头的那个，偏偏不是一路顺风的人。他叫曾巩，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人。后来天下都知道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可在嘉祐二年之前，他的路，走得并不轻快。
曾家是书香门第。祖父曾致尧中过进士，父亲曾易占也是读书做官的人。曾巩生在这样的人家，拿笔比拿锄头早，这不奇怪。
他十二岁时，就能写《六论》。名声出得早。可名声这东西，顶不了家里的风雨。
少年时，母亲先走了。再往后，父亲去世，家里一下子沉下来。兄弟姐妹一大群，里里外外，都得有人撑着。
就是从那时起，曾巩不只是读书人了。他得管家，得教弟弟，得照看九个妹妹的婚嫁。
这就是分量。
北宋读书人最怕什么？不是穷，是年年下场，年年不中。曾巩就碰上了这个坎。他有文名，欧阳修也早赏识他，可真到了科场里，他并不是一试就中。
他的文章长于议论，长于古文，不专走当时那种轻巧取胜的路子。这样的人，平日容易出名，考场里却未必占便宜。
他没停。
南丰的书案前，他自己读，也带着弟弟们读。曾牟、曾布，后来都成了进士；从弟曾阜，也跟着这股书卷气往前走。家里几个妹夫，本来就是读书人，再加上曾巩在旁边提撕，一门人的笔路、眼界、气脉，慢慢拢到了一处。
到嘉祐二年，这一科本就不寻常。
主考官是欧阳修。那一年，他明摆着要借科举扳一扳文风，不喜欢空疏浮靡的“时文”，更看重议论、识见和古文根底。梅尧臣等人也在场阅卷。卷子糊名誊录，先看文字，不看人。
这一下，正撞上曾巩擅长的地方了。
也是这一科，苏轼、苏辙兄弟同榜，章衡中状元，程颢、张载、吕惠卿、章惇这些后来搅动北宋政局的人，也都在前后冒了头。后人把嘉祐二年叫作“千年科举第一榜”，不是没来由。
星子太多了。
放榜那天，曾巩名列进士之中。更惊人的，是跟他一道赶考的人，也一个接一个上了榜：弟弟曾牟、曾布，从弟曾阜，再加上两位妹夫。
六个人，全中。
汴京城里，谁听了都得回一下头。这样的门第，当然让人服气；可服气之外，也难免有人犯嘀咕：会不会有师门照拂？会不会有门第余荫？
可北宋科举有一层硬规矩：糊名、誊录。名字先遮住，字迹再重抄。主考官想认人，不容易。
更要紧的是，这一门人后来各自走出去，也都站得住。曾布后来一路做到宰相级重臣；曾巩自己出知州郡、校勘群书，文章和政绩都拿得出手；曾氏门下这些同榜者，也并不是一放榜就消失无踪的人物。
榜可以侥幸，仕途骗不了几十年。
倒是曾巩自己，中了以后并没有飘。
他先授太平州司法参军，管的是最见功夫的实务。断狱、量刑、文书、法令，件件都不能只靠漂亮文章。一个只会写、不耐烦做事的人，在这里很快就会露怯。
他没露怯。
往后这些年，曾巩做馆职，校《战国策》、校《说苑》、校《列女传》，又撰序、修书，慢慢把自己的位置坐实了。世人后来记他，多半先记文章，可他在官场上并不是虚名撑起来的。
还有一层意思，也藏在这件事里。
曾巩后来常被拿去和苏轼比。嘉祐二年那场考试，围着“欧阳修误把苏轼文章当成曾巩所作”的传说，说了好多年。可真把史实摆开看，这个说法本身就有后来的附会成分；那一科程序复杂，不是一篇文章定全部名次，苏轼也并不是所谓“榜眼”。
传说归传说。可它至少说明一件事：在当时人的眼里，曾巩的文章分量，足够和苏轼放在一处论高下。
所以再回到那张榜单，最该看的，不是热闹，是榜单背后那张南丰书桌。
一个少年成名却屡试不顺的人，先把自己熬住了；一个早早失怙的人，又把弟弟妹妹撑住了；等到嘉祐二年进京时，他带去的，就不只是五个亲人，而是十几年一笔一笔磨出来的家学。
这才是根子。
元丰年间，曾巩晚年在外任上，名位已经定了，文章也传遍天下。可他留给后人的，不只是一篇《墨池记》。
他留下一件更硬的事：嘉祐二年，汴京城里那张榜一揭开，曾家六个人的名字，排在了同一科进士里。
榜单挂在汴京，风一吹，纸边轻轻抖动。围看的人越聚越多，南丰曾氏这四个字，也就在那一天，被整个士林牢牢记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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