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2026.06.15
日前，美伊正式确认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在历经近四个月的战火后终于坐到谈判桌前。然而，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15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对以色列“没有约束力”。美以盟友关系在这一刻，绷成了一根“随时会断的弦”。
这边是美以在外交和军事安全上的公开分歧，那边内塔尼亚胡却对着美国媒体放话，要把每年38亿美元的美国军援“归零”。本篇文章作者就从美以军援这剂“补药”的底牌入手，直指美以同盟的核心问题：美以关系，究竟是两个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战略伙伴？还是华盛顿发号施令的“主仆同盟”？美式霸权的未来又将何去何从？
5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里说道，以色列希望在未来十年内，把美国对以色列军事合作中的财政部分“归零”，理由是“我们已经成年了”。以色列每年从美国领取约38亿美元军援，这笔钱出自2016年奥巴马政府与以方签署、覆盖2019至2028财年的十年期谅解备忘录，总额380亿美元，其中330亿用于采购美制装备，50亿用于导弹防御联合研发。内塔尼亚胡甚至强调“不想等下一届国会，现在就要开始”。
一个连续受援半个多世纪、眼下仍深陷加沙与对伊冲突的国家，为何主动提出要扔掉每年38亿美元的无偿输血？为什么以色列人认为这笔钱正在从补药变成了一剂慢性毒药？
“补药”的来历
以色列并非从建国第一天就是美国的“特权盟友”。1948年立国之初，杜鲁门政府承认了这个新国家，却对中东实施武器禁运，真正给以色列空军和装甲部队供血的是法国。整个五六十年代，神秘式、超级神秘式战机以及后来的幻影3战机，构成了以色列空军的骨干，连其核计划的早期技术背景也带着浓重的法国色彩。那时的华盛顿在阿拉伯石油、苏联渗透与欧洲盟友之间反复权衡，并不愿把以色列当成战略支点。
转折发生在六十年代。肯尼迪首次把美以关系称作“特殊关系”，并在1962年向以色列出售“鹰”式防空导弹，打破了美国不向以色列出售主要武器系统[1] 的惯例；约翰逊则在1968年批准出售F-4“鬼怪”战斗机，让美制装备第一次成为以军的主力机型。美苏在中东的博弈升级，使华盛顿逐渐把以色列锁定为遏制苏联代理人的前沿，法国的位置就此被取代。
真正让这笔援助制度化的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开战初期以军在西奈和戈兰双线告急，尼克松下令紧急空运总值20多亿美元的弹药与装备，硬是帮以军稳住了战线、完成反攻。这场战争之后，美国对以援助不再是临时性的救急，而是沿着固定化、逐年化的轨道滑行。里根时期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确立了联合军演、情报共享和对外军事融资（FMF）机制；冷战结束后，援助的金额、形式与采购清单越来越细密，最终凝结成2016年那份十年380亿美元的备忘录。从应急输血到结构性安排，美以的特殊军事关系已经走过了40年。
没有美国源源不断的尖端装备，以色列很难在历次中东战争中维持对周边国家的“碾压式军事优势”。在它最脆弱、敌对力量最强、本土工业根基尚浅的年代，美援确实是续命的氧气。不过，当一笔援助从战时救急变成和平年代里雷打不动的财政常量，它塑造的就不再只是战斗力，还有依赖症。耶路撒冷在接过这笔钱的同时，也悄悄把一部分国家的未来交到了华盛顿手里。
《眼泪谷之战》描述以色列和埃及、叙利亚联军在1973年10月6日赎罪日当天爆发的战争（图源：HBO）
两场战争的检验
过去两年多，以色列连打两场高强度战争，把美援的两面性照得清清楚楚。2023年10月加沙战事爆发后，以军的弹药消耗速度远超本土产能，美国持续供应MK-84重磅炸弹、地狱火导弹、小直径炸弹和大量155毫米炮弹，并补充F-35与F-15的零部件。在2026年2月28日以美联手对伊朗动手之后，来自美国的补给力度进一步加码。据以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自对伊开战起，已有超过11.5万吨军备通过403架次空运和10艘货轮抵达以色列。这些援助表明在一场需要持续高烈度投送的战争里，美国仍然是不可替代的后勤靠山。
但同样是这两场战争，让以色列第一次真切尝到了被“卡脖子”的滋味。2024年5月，拜登政府以加沙平民伤亡为由，暂缓交付一批2000磅级炸弹，这个决定在以色列内阁掀起了巨大震动，因为之前美国几乎对以色列的军事需要“有求必应”。这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意识到华盛顿那条被默认为永远敞开的供应管道，原来随时可以被拧死。与此同时，美国国会内部要求把军援与人道条件挂钩的提案屡屡出现，民主党内部、大学校园和年轻选民中对无条件援以的质疑明显上升。以色列由此发现所谓确保以色列安全的“两党共识”的铁板，开始有了裂缝。
战争还暴露出另一层麻烦——产能。高烈度战争下，有钱未必立刻买得到武器弹药。俄乌战场、印太方向和中东冲突同时挤压着美国军工产能，拦截弹、精确制导弹药的生产线和交付周期普遍吃紧。以色列若把关键弹药押在美国身上，要面对的就是双重不确定，一方面是华盛顿愿不愿意给，另一方面是有没有能力及时给。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以色列在5月初批准了一项规模达3500亿谢克尔（约1190亿美元），为期十年的扩军计划，一边继续向美国增购第四个F-35中队和第二个F-15IA中队，把隐身机队扩充到约百架，一边反复强调要把弹药生产搬回本土、摆脱对外国供应的依赖。
两场战争给以色列上的这一课很清楚，美国依然很重要，但命运（产能）还是要握在自己手里。
军援的“毒性”
如果说战争暴露的是供应风险，那么真正侵蚀以色列长远利益的，是这笔钱附带的政治、产业与战略三重副作用。
先看政治。美援并非凭空发放，而是嵌在《武器出口管制法》的框架里，总统有权以“不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为由随时暂停或设限。这意味着以色列在对伊朗、对巴勒斯坦的关键军事行动前，往往要先与华盛顿磋商，进攻性武器的使用范围也受到约束，先发制人的决策自由因此被压缩。更麻烦的是，以色列越是依赖美制武器，它的军事行动就越会被美国国内政治重新审判。当一架投弹的战机、一发命中的炮弹都来自美国，加沙的每一次伤亡就不再是以色列一家的事，而会变成华盛顿要承受的舆论压力，进而反过来转化为对以色列作战方式的约束。援助的本质是一份甩不掉的政治连带责任。
再看产业，这是最致命的一层。美援长期要求约75%的资金必须用于采购美制武器和服务，历史上以色列虽曾被允许把部分援助用于本土采购，但现行备忘录中这一“离岸采购”安排正在逐步取消，到2028年将彻底归零。这套机制把以色列相当一部分国防预算锁死在美国军工体系内，本土企业在中低端弹药、常规装备和大口径炮弹领域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财政滋养，产能因而萎缩。
最刺眼的案例是雄狮战斗机（Lavi）。70年代末，以色列在美国初期资金和普惠发动机的支持下启动这一对标F-16的国产项目，眼看就要成型，1987年华盛顿评估认为它会冲击F-16的外销市场，随即切断资金和技术，迫使项目下马，以色列的高端航空工业就此被钉死在天花板上。美援构筑的是一种“养而不纵”的格局，他们允许你成为美国武器最先进的使用者，却不允许你成为所有关键装备完全自主的生产者。
最后是战略。美以是盟友，但两国的中东目标从来不完全重合。美国要控制冲突烈度、稳住能源市场、经营与海湾国家的关系、避免被拖入大战、把战略重心转向印太；以色列要的则更直接——摧毁迫近的威胁、打击伊朗及其代理人网络、确保边境安全。在以色列想升级的时候，美国可能想降温；当美国想要谈判的时候，以色列可能被迫让步。援助越重要，华盛顿的影响力就越大。
你用着别人的钱、别人的武器、别人的外交背书，就不可能完全按自己的安全判断行事。这种约束并非美国刻意操控，而是依附结构的自然产物。
2025年6月17日，在法国巴黎近郊布尔歇机场举行的第55届巴黎航展上，F35战斗机进行飞行表演（图源：新华网）
曾经的法国禁运
要理解内塔尼亚胡为何把摆脱美援说得如此决绝，1967年的法国禁运是绕不开的历史参照，也是最有力的反证。
六日战争前后，戴高乐对以色列实施全面武器禁运，连以色列已经付款的50架幻影5型战机也被扣下不予交付。对一个刚靠空军先发制人赢得战争的国家，无疑是釜底抽薪。但耻辱很快变成了催化剂，以色列愤而启动逆向工程，在幻影3的基础上仿制出“内谢尔”（Nesher），随后换装美制J79发动机，发展出真正属于自己的“幼狮”（Kfir）战斗机。同一时期，加利尔步枪和梅卡瓦主战坦克的雏形也接连问世。一纸禁运，逼出了以色列军工自主的基因。
把法国的1967年和美国的此后60年并置，对照极其鲜明。法国的突然断供短期伤害巨大，却长期刺激了以色列的自主野心；美国的慷慨长期保护了以色列，却也悄悄消磨了它继续自主化的紧迫感。以色列的战略文化本以自力更生、技术创新和全民动员著称，而一笔过于稳定的外部援助，恰恰最容易钝化这种紧迫感，让国家安全决策中默默生出“美国会兜底”的预期。这才是美援最隐蔽的毒性，看上去不伤筋骨，却麻痹意志。
当然，今天的美国不会轻易变成当年的法国。美以关系的深度、制度化程度和利益绑定远非法以可比，全面禁运几乎不可能发生。但风险的逻辑是相通的。未来更可能出现的是更隐蔽的“条件化供给”：不会不给，而是延迟给；不会断供，而是审查用途；不会取消，而是层层附加条件。
法国禁运留下的真正教训，并非“美国一定会背叛以色列”，而是任何掌握在别国政治手里的供应体系，永远算不上完全可控的安全资产。
5月31日，黎巴嫩南部地区遭以军打击后升起浓烟（图源：新华网）
断奶之后
真要没了美援，以色列会垮吗？短期看阵痛明确，但是不会崩盘。每年38亿美元约占以色列国防预算的15%-17%，对一个高收入、科技产业发达、融资能力强的经济体而言，这不是无法承受的窟窿。以色列可以靠增加国防开支、发行国债、扩大军工出口、推动联合研发来填补，代价则是财政赤字承压、社会福利与军费争夺加剧，以及长期战争状态下可持续性受到考验。一句话，以色列不会失去作战能力，但会失去一块财政上的舒适区。
中期看，以色列的家底足以支撑武器的完全自主化转型。梅卡瓦坦克、铁穹与箭式及铁束（Iron Beam）激光防御系统、SPICE制导炸弹、苍鹭与赫尔墨斯无人机都能自产，无人作战、电子战、网络战和情报系统更是它的传统强项。真正的短板可能集中在三处：第一，五代机难以自研，没了美援只能自费采购或放弃升级；第二，大口径炮弹和常规航弹的本土产能虽在扩张，但成形需要五到十年；第三，战机航电、导弹导引头、航空发动机和部分高端零部件仍依赖美方供应或授权。这也正是前文提及的3500亿谢克尔扩军计划的用意所在，以色列需要一边继续买美国的高端平台，一边把弹药和关键产能搬回国内。以色列军工未来的形态，大概会是“美国高端平台＋以色列自主系统＋本土弹药与防空生产”的混合模式，而非对美制武器的全面替代。
长期看，内塔尼亚胡真正想摆脱的，是“受援国”这顶帽子，而非美国本身。他在访谈里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双方等额出资搞“联合项目”，共同研发下一代防空、反无人机和激光拦截技术，共同开发军事人工智能，以色列向美国提供实战经验和技术反馈，美国继续提供平台、战略背书和全球供应链。
这套设想的内核，是把美以关系从“美国给钱、以色列买货”的施援—受援结构，升格为共同投资、共同获益、共同出口的技术合伙关系。以色列要减少的是财政依赖，要保留的是体系绑定，要争取的是地位平等。
美援的再思考
把视角拉回华盛顿，这件事的分量同样不轻。冷战以来，美国靠军事援助、海外驻军和安全承诺来管理盟友。如今财政压力上升，国内孤立主义抬头，“美国优先”要求盟友自掏腰包分摊安保成本。以色列的“主动断奶”，恰好踩中了这个节拍，也是北约、日韩和海湾国家都将面对的共同命题。
但美国对以色列的期待里藏着一个悖论。它乐见以色列少拿美国的钱，因为这符合纳税人政治和特朗普式的盟友分摊逻辑；它却绝不愿看到以色列脱离美国的军事体系，因为以色列是它在中东最有价值的安全资产。所以华盛顿真正想要的，是以色列减少财政依赖的同时，继续买美国的武器、用美国的体系、服务美国的中东战略、在情报与防务创新上和美国深度绑定。美国希望以色列少花美国的钱，却不希望以色列走出美国的控制圈。
回到最初的设问。美国军援对以色列，既不是纯粹的善，也不是绝对的恶。它在以色列最危险的年代里是救命的氧气，帮它确立了对周边的代差优势；可一旦援助被财政、采购和作战体系共同固化为不可替代的常量，它就会从战略资产滑向战略依赖，开始侵蚀政治自主、产业完整和战略意志。法国1967年的禁运迫使以色列选择自己造飞机，美国60年的援助却一点点消磨了这种能力。内塔尼亚胡的“军援归零”，无论最终能否兑现，至少提出了一个成熟主权国家迟早要面对的问题，当一个国家已经有能力自己站立时，外援究竟是托举它的手，还是它一直没舍得放下的拐杖。
更大的问号也留给了美式霸权本身。当越来越多的盟友被要求“自费安保”，当连以色列这样的头号受益者都开始盘算如何体面地告别援助时，那套靠金元和武器维系了大半个世纪的同盟体系，是否也正悄悄走向它自己的终章。
本文作者
朱兆一：盘古智库中东研究所执行所长，世界经济与地缘政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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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李 征
排版｜罗行健
初审｜王希圣
终审｜冯箫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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