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当官,凌晨三点就得摸黑出门,走上一两个钟头才能赶到宫门外候着。这是真的,不是夸张。

但要说什么最要命,其实还真不是这段赶路。

早朝结束,大臣们各自回家,没有坐班这一说。真正把人折磨死的,是散朝之后那张铺天盖地的网——吃不完的饭局,还不完的人情,以及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

一、凌晨赶路这事,确实挺惨,但不是最惨的

一、凌晨赶路这事,确实挺惨,但不是最惨的

说起清朝上朝,最离谱的地方在于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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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卯时上朝大臣得在寅时就到门口候着,换算成现在,就是凌晨三点出门,更早的甚至两点不到就得起。赶上给太后祝寿这种大场合,有记录的是凌晨一点半起床——还没等到深夜最后一班地铁停运,人家已经穿戴整齐出门了。

路上没有灯。皇宫明火是严禁的,大臣只能摸着黑往里走。少数有资格提灯入宫的人成了人肉路灯,后面跟着一串蹭灯光的同僚。下雪天、下雨天照走不误,雨雪路滑,有人步行跌进御河淹死,这不是说书,是史书上白纸黑字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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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以下的官员没资格坐轿骑马,全程靠腿。六十多岁的老臣,顶着寒风走两个时辰,天还没亮就站在宫门外发抖——这画面确实很惨。

但你知道早朝有多少次吗?

除了康熙、雍正、乾隆几位真·卷王,其他皇帝基本是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朝一次。

有位叫恽毓鼎的詹事府官员,他的差事按理说要陪皇帝左右,但他自己在日记里说,一年的上朝班次可以自己挑着上,挑了四次,其中一次因为起床太早头晕呕吐,半路折返没去成。也没人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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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关键的是,朝会结束之后,大臣们可以回家,不用坐班。至于朝廷真正的事情怎么处理,那是军机处的事,是各部胥吏的事。

有人专门研究过,清代衙门里有个叫"太阿倒持"的现象——真正懂政务的是书吏,官员换来换去,书吏永远都在,渐渐地,整个部门的实际权力就落在了这帮不入流的人手里。

早朝的本质,其实是一场权力仪式。

皇帝通过这个仪式告诉所有人:我在,我醒着,我比你们都勤。大臣通过这个仪式回应:是的,我们三更出门,就是为了向您报到。至于政务,那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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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上朝那点苦,是真实的,但是可以计量、可以结束的苦。凌晨三点出门,但上完朝可以回家睡觉,这一关闯过去,接下来的时间是自己的。那真正的苦在哪儿?

二、一张永远收不支的账单

二、一张永远收不支的账单

先看一笔账。

曾国藩刚进京做翰林院编修的时候,一年的收入大概就一百出头两银子,换算成现在大约不到两万块。但他一年的实际花销,要三百多两。

这不是他个人大手大脚,而是这座城市的基本运转成本就这么高。

租房就先吃掉四分之一。北京内城是旗人住的,汉族官员住外城,进宫上朝要走很长的路。宫附近的院子,一个月几千文钱起步,有体面一点的要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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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曾国藩升迁、家眷进京、人口增加,他换了一处又一处,租金越来越高,到后来一个月的房租相当于他全年俸禄的两倍以上。

衣服是另一块大头。清朝官服规定得极细,什么品级配什么顶珠、什么纹样的蟒袍、配多少颗朝珠,一件都不能少,一件都不能凑合。暖帽、凉帽还得换季,不能穿错。这不是讲究,是规定,穿错了是要问责的。

然后是各种人情往来。上司过寿、同僚迎新、前辈送行,每一条都得出份子。

收支加在一起,曾国藩当京官的十几年,几乎年年负债。做到侍郎级别、相当于现在副部长了,还掏不出回一趟老家的路费。十三年京官生涯结束,他离京的时候欠着一千多两,这笔账直到后来做了封疆大吏才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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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困境不是他一个人的。"戊戌六君子"里有个刘光第,考中进士后被授刑部主事,接到任命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发愁——这官当不起,实在没钱支撑那份排场,险些不想去就职。

为什么会这样?

清朝的低俸制,是明朝传下来的祖制,一直没有动。雍正搞过一次改革,给地方官设了"养廉银"——总督一年两万两,知府五千两,比正俸多出几十倍,算是承认了正俸活不下去这件事。

但这笔钱发给地方官,京官没有份。皇帝脚下的官,在经济上反而比边地的知县还难过。

靠正俸活不下去,又没有额外补贴,那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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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真正要命的,叫做"这张网你出不去"

三、真正要命的,叫做"这张网你出不去"

答案是:靠别人养着。

有一种钱叫"炭敬",地方官在冬天送给京官的"取暖费";还有一种叫"冰敬",夏天的"消暑费"。地方官到京城述职,走之前还要给相关京官包一笔"别敬",意思是分别的心意。

这些钱不叫贿赂,叫惯例。有人统计过一位从陕西升迁四川的官员,他这一次进京打点下来,光别敬就送出去一万五千多两。

送给军机大臣四百两一位,六部尚书一百两,侍郎往下递减,同乡同年都得顾到,一圈走完把腰包掏空,"力量已竭,受者冀望未餍"——送的人已经送到精疲力竭,收的人还觉得没收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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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为什么愿意送?因为京官能帮他们在皇帝面前说话,能透露朝廷风向,能在关键时刻替他们挡一挡。这是一笔投资,不是情谊。

京官要拿到这笔投资,前提是维持住人脉。 而维持人脉的唯一方式,就是不停地出现在各种场合,吃饭,喝酒,接待,回访。

还是恽毓鼎,他在日记里记过一段时间的账,从正月初一到二月初三,足足一个多月,几乎没有一天没有应酬,饭局接饭局,客人送走再来,到最后他自己写道"疲困浮动,颓然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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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一个上午连续接待了五拨客人,头晕气短,客人一走就吐了。还有一次连续见了十几个人,腿疼到走不了路,情绪崩溃,骂自己"究竟无一正经之事,无一关系之言,费光阴,耗精神"。

长期下来,他睡眠开始出问题,思绪纷乱,夜里躺着睡不着,精神上已经撑不住了。

他在日记里写过一个念头:要是能有一间乡下老屋,种地读书,不问世事,该多好。然后他自己加了一句:这辈子大概是没这个福分了。

他走不了。因为一旦从这张网里退出去,冰敬炭敬就断了,人情往来就断了,灰色收入就断了,而靠正俸,连租金都付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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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清代京官真正的处境:不是凌晨三点起床那段路最要命,而是散朝之后那个永远没有终点的夜晚。

上班的苦,至少有个头。下班之后,那张网就在那里,你出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