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记者表示，他曾接到一位四川宜宾的家长求助，因为儿子叛逆难管教，她送孩子到河南嵩山少林武校“矫正”，缴纳19800元学费，结果发生挨打、逃学、抽烟等现象，便要求对方退赔学费。双方协商未果，她便向记者曝光。记者介入后，这件事很快得到解决，退费、学籍等问题得到妥善解决。这位家长转头就要求记者删除素材，并称孩子是未成年人，“相关采访照片、素材还请妥善封存，不要对外传播”。
从这位记者在社交媒体中披露的信息来看，他应该并未回应、或者拒绝了家长的要求，在朋友圈里公开了与这位家长的聊天记录。家长在随后的沟通中，表现得愈发“声色俱厉”，声称公开私人聊天内容涉嫌侵犯隐私权，并表示要投诉。
这件事，被不少人比作“农夫与蛇”。我有些不同意见，在本次争议中，家长和记者都表现出对公共媒体的误解。
家长的态度转变，显然把媒体曝光当成了工具。这也是国人常见的认知误区，媒体被当成了“青天大老爷”的延续，跟拦轿喊冤有相似的作用。尽管很多喊冤的人的确遭遇了不公，但往往没有能力了解并遵循程序正义，反而寄希望于更“高效便捷”的方案——寻找更大的权力来主持公道。
在制度层面，这常常是底层求告无门的无奈之举，程序监督的失效逼着一些受害者不得不剑走偏锋，出现严重不公的社会事件，程序失效的制度反思无疑是必要的，这是另一个话题，在此不表。
问题在于，久而久之人们也会产生某种曝光依赖，把媒体当成实现自身诉求的工具。尤其自媒体时代到来，新闻的制作和传播成本都大幅下降，当事人和管理部门对舆情的忌惮，更让这类媒体曝光行为有了越来越多的功利色彩，叫媒体来是帮我解决问题的。
公共媒体是公器，因保护人的基本权益和公共利益而介入。但媒体不负责裁决和审判，新闻曝光过程中，也包括将复杂性呈现于公众面前，这并非服务于曝光者的个体诉求，在不少情况下，甚至可能因曝光出现所谓“反转”，导致曝光者反被批评。
倘若记者描述属实，这个家长最初向记者爆料的“用”，和诉求得到满足后对记者的“弃”，是用完即弃的凉薄，更是把媒体公器当做私人工具的鸡贼。
记者在处理过程中，似乎也不够尊重公共媒体的专业性。目前该新闻没有见诸公共媒体，都是记者通过社交媒体爆料。至少到现在为止，记者让渡了自己的职业身份，反而把自己代入了新闻事件，用一个“农夫与蛇”的故事让最初的新闻事件失焦。
首先，这位记者接到爆料后，立刻驱车赶往现场。这种热情值得鼓励，但在进入现场前，记者应提前分析事件的新闻价值和公共属性。家长和学校关于退费额度的争议背后，到底是否存在、或者存在哪些侵害公共利益的隐忧，是这家武校如杨永信之流、涉嫌以“矫正”的名义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还是违规收费、教育疏漏？对新闻的预判，决定了值不值得报道，应该怎样报道。有所准备，才能在实际采访和调查时不断深入，最终决定要推翻预判另辟方向还是延着思路继续发掘。
记者，尤其是调查记者，不该只还原一次争议过程，而应该带着常识、思考和好奇心展开调查，这样才能避免被人所“用”。
从聊天截图来看，最初家长表现得还比较客气，“结果我这边很满意。因此决定不再做新闻曝光，辛苦您专程赶来，麻烦本次采访稿件及相关素材全部封存不予刊发，感谢理解”。这位记者随即两连问，“怎么退的，退了多少钱？”“这个信息是你发的还是教育局？”
家长要求撤回采访素材，属于撤回同意，她可以如此主张，但记者也可以用合理理由驳回。但这个记者开始追问甚至隐隐设置被害猜想，言语中假设了教育部门拿着家长手机发信息的场景。家长回复“我发的”，记者便开始质问，“你先搞清楚媒体职能，不是你想曝光就曝光的！我要把你发给我的内容加进新闻稿里。”
我理解记者得知家长撤回同意的不甘，但这样的回复已经近乎威胁。什么叫“不是你想曝光就曝光的”，这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都可以曝光，也可以撤回，但只要公共媒体认为满足涉及公共利益并保证客观真实，并作信息脱敏，仍然可以继续刊发。
但这个记者并未通过媒体人的方式，继续开展调查，而是威胁把撤回同意的内容进行曝光，并且真这么做了。所有调查报道的方向瞬间偏移，这个14岁的孩子家庭成长环境如何，为什么“难管教”，家长为什么选择送到这么远的武校，武校是否以“矫正”的名义招生，收费标准如何，矫正方式是否合理，是否涉嫌侵犯未成年人权益……所有事关公共利益的深度讨论突然中止。取而代之的，是记者和家长的矛盾。
如果这个送孩子去武校“矫正”的新闻真有价值，那就不会仅依赖家长和孩子这一个信源。而且单一信源也无法构成新闻，该记者在家长撤回同意后，可以明确拒绝其要求，并且表示会做信息脱敏。但他偏偏选择将私人对话公之于众，甚至威胁把这个对话写进报道，这已经是将私人情绪置于新闻之上了。
我在做调查记者的时候，也遇到过几次采访对象反悔的情况。我通常是先做保证，强调会隐去个人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姓名和地址等等。然后再“磨”，反复申明这一事件对保护公众权益的重要性，好言相劝。如果还有极个别比较坚持的，我也会尊重对方意见，无非就是继续增加采访对象嘛。
如果这家武校真的有问题，那受害的孩子肯定不止一个，记者多花点时间做更全面的采访，包括学生、家长、老师、校方等等，反而更符合新闻操作规范。如果这家武校没问题，只是一次简单的民事纠纷，那么这个新闻从一开始就不成立，这个记者更不必激动。并不是所有事件都能当选题，社会记者的生涯里，本就充满了起伏与挑战。
多年前，我还是个小记者，一位记者同事的话至今还记得，“记者是个仰仗陌生人慈悲的行业”。
受访也好，爆料也罢，新闻总是充满了不确定，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业障和烦恼，记者不必扮演英雄，也没那么多悲情，做好一个又一个采访，了解一个又一个故事，尽可能用思考和勇气发掘深度，尽可能用事实逼进真实。站在第三方，我们当然可以说那个家长功利、鸡贼，但站在那个记者的角度，这样的回复已经涉嫌用媒体的话语权威胁，并且用自己的社交媒体曝光私人对话，也算不上磊落。
还是那句话，如果真觉得这个新闻有价值，有很多方法来推进，比如采访更多学生和家长，比如采访管理者，比如做信息脱敏……但不包括把自己变成新闻。
因此，从这个记者的表现来看，他在朋友圈公开了受访人的对话截屏，在社交媒体上不断曝光采访进程，但似乎深度报道还没有什么突破，反倒通过这些爆料，让记者打破记录、观察、思考的边界，让话语权成为武装自己的利器。在我看来，这种言行跟那位家长并无太多不同，同样是把新闻这一公器“工具化”，也将新闻专业主义的准则抛到脑后。许多人感叹新闻已死，而杀死新闻的，既有巨大的幽灵，也有爆料人与从业者的功利。
这条尚未见诸报端、却已经在网络上引发争论的“新闻”，不是农夫与蛇，也不是什么敲锣女的再现，而是双方共同谱写的新闻的哀歌。
图片来自艺术家刘旭星的“艺术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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